基于社区理论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问题分析——以长春市兴华园社区为例

基于长春市兴华园社区典型案例,利用社区理论揭示了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机制与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征用体制下以农村社区为载体实现了快速城镇化,实现了乡村社会和经济空间重构,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和重组,地域空间并入城市发展范畴,城镇化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城市景观和设施的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包括就业非农化与生活方式市民化等,但存在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低,社会认同感缺失等问题。     

景区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化限制性分析——以施秉喀斯特遗产地社区为例

当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从文化方面深入分析。本文在建立文化限制性因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贵州省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依附型社区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1）景区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并非呈线性发展,遗产地社区20余年来的旅游发展经历了“搭便车”参与、中期的自发组织性参与到目前发展陷入困境等阶段（;2）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的阶段性发展困境中,文化限制性因素尤为突出（;3）遗产地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变化是由地方的社区参与意识、社区参与能力、社区参与领导力、社区参与凝聚力以及社区参与集体行动力等若干文化限制性因素所致。研究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状况的深入评估,为分析文化限制性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框架,对乡村旅游发展、地方政府旅游政策的制定以及“乡村振兴”等具有参考意义。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基于社会保障理论的思考

乡村旅游发展能够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就业机遇,社区参与能够提高乡村居民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为吉登斯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效果提供了创新路径。洛阳栾川重渡沟村的社会保障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经历了3个阶段,1999年前未发展乡村旅游时受国家干预主义影响较大,1999—2004年乡村旅游发展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而2004年至今的实践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融合,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的相对均衡,实践中已初步实现了以就业保障为基础、以养老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为内容的乡村社会保障的全面提高。研究表明,西方背景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乡村市场经济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诠释及呈现方式,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是社区力量的觉醒及培育,其创新路径是实现“以旅游换保障”,即实现乡村旅游经济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变。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路径转变以及转型中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和经济分权、土地、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中不断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从而促使苏南从早期的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向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所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路径转变也影响了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文中个案就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身份变迁。在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中,个体经历了不同“行动地位”的转变：乡镇企业时期,农民参与乡村工业,主动进行就业的非农化;但到了征地拆迁时期,农民在政府推动下,通过户籍改革和安置上楼进行了身份的城镇化,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另外,早期的就业非农化成为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解决了村民失去土地、安置“上楼”后的经济来源问题,这对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乡村政策演变与乡村地方重组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

全球化是推动乡村地方重组的重要因素,但国家政策深刻影响乡村地方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与景观。立足已有研究,围绕“全球化-国家乡村政策-乡村地方重组”之间的关联,通过梳理全球化与中国乡村政策演化的互动关系,分析乡村政策的地方实施过程,总结乡村地方工业化、休闲旅游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典型重组类型及其面临的不确定性。认为早期农村改革耦合全球化引致的城镇化进程,解决了农村温饱和人口“过密化”问题,推动部分乡村工业化,参与国际分工;持续的深化改革与地方动员,加快了先进技术和生产要素的应用,促进了农业规模化与专业化,并嵌入国际市场;乡村旅游的兴起,促进部分乡村复兴和国际元素的进入。农业收益的增长与稳定、老年农民有序退出以及新业态的就业容量将是乡村振兴的潜在制约因素。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路径研究——以西双版纳曼景法旅游社区为例

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观察、座谈、深度访谈等方法,通过考察曼景法旅游社区在旅游规划决策、旅游项目开发、旅游利益分配、社区环境维护等4个方面的参与现状及问题,从5个方面构建其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实现路径:1)识别利益主体和旅游需求:曼景法社区的利益主体由西双版纳州政府、该村村民、游客和周边社区组成,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其参与内容和行为;2)明确旅游规划的战略目标定位:面向自驾车游客、散客及小型团队,以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为主的“傣家乐”;3)确定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具体途径为:参与旅游项目与产品规划、旅游营销、社区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典型藏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态度与感知分析——以西藏申扎为例

以西藏自治区申扎县的部分村落作为典型藏族社区,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法,从社区居民参与的5个方面分析典型藏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1）大部分居民支持发展生态旅游,愿意参与生态旅游政策决策制定与开发,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2）大部分居民认为生态旅游可促进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居民能力提升和提高居民对环境与文化的保护意识,但部分居民认为开发生态旅游会破坏自然环境与本地民俗文化。（3）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水平还很低,但参与潜力较大。（4）大部分居民可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式为：旅游开发的劳动力、提供藏族特色住宿餐饮、表演藏族歌曲和销售旅游商品。（5）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能力较差,缺乏资金与技术,居民普遍对政府是否会帮助与支持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经营出缺乏信心。（6）制约典型藏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障碍性因素为：语言障碍、资金与技术缺乏、生态旅游的基础设施不足。最后构建申扎县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水平的提升机理。     

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资源约束下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基于社区旅游参与和案例比较视角的研究

探讨资源约束下社区参与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形成机制,有助于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提升以及社区参与基础上传统村落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安徽宏村与湖南张谷英村为案例地,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对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资源约束下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与案例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参与背景下,关系嵌入实际区分为行业嵌入、政治嵌入和社区嵌入三维度,其中,行业嵌入对社区旅游参与者的知识获取和旅游创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政治嵌入通过知识获取影响社区旅游创新意愿,社区嵌入对社区旅游创新意愿有双重作用机制,是最重要的社区旅游创新意愿驱动因素。在传统村落从生活聚居地演化为成熟旅游地的过程中,存在社区嵌入与政治嵌入的下降风险;从长期看,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意愿形成机制的实现需要克服由此造成的干扰。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城市化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

城市近郊区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各种旅游中发展十分活跃。但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该文根据城市化作用下的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演变的规律和原理,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探讨城市化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影响,分析城市化影响下鹤鸣村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进程,提出鹤鸣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建议。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风貌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怀化皇都村为例

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以湖南省怀化市皇都村为例,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探究乡村聚落景观风貌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以Google Earth高清影像数据为基础,通过影像纠正拼接,结合实地调研数据,探究景观风貌的演变特征。研究显示：① 乡村多功能变化与聚落景观风貌变化是相互联系的,具有紧密的相关性;② 皇都村景观风貌演化阶段可分为缓慢且稳定的乡村传统功能型、无组织有方向的乡村生产功能型、矛盾到趋于协同的乡村现代功能型;③ 聚落的生活居住功能、生产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商业服务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多功能发展特征明显,多功能协调发展对景观风貌保护和演化具有积极意义;④ 皇都村景观风貌演变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是内生驱动力、外源驱动力以及自然驱动力共同作用的外在表现,皇都村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向多功能路径转变,实现了景观风貌的多样性。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都市近郊区旅游型乡村宅院功能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怀柔区莲花池村为例

旅游型乡村宅院功能转变是乡村功能转型的显性表达,探究宅院功能转变的过程、特征和影响因素,对实现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论文以北京市怀柔区莲花池村为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GIS空间分析和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莲花池村2000—2020年149处宅院功能演化的具体过程,剖析了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此类乡村宅院功能转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宅院功能演化在居住功能与旅游生产功能之间具有往复性,旅游业态类型从多元走向极化;② 宅院功能的空间分异,是资本实力和经营方式差异的空间投影,区位优劣对于不同经营业态而言具有相对性;③ 宅院功能变迁伴随着使用主体置换,外来者对于推动宅院功能升级作用显著;④ 政府政策和内、外资本对宅院功能转变的作用,表现出阶段性的主次、强弱、显隐差异。莲花池村宅院功能转变历经村外资本和政府双轮驱动、政府调控主导、政府管控和村内与村外资本竞争并行的3个阶段,农户从响应到顺应,最后退出经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驱动力——以云台山景区内乡村为例

除了工业发展的动力之外,旅游作为一种市场动力,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引导下,乡村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各动力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亟待新的探索和突破。文章引入“国家―市场―社会”作为分析城市化驱动力的三元框架,以云台山景区内的乡村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认为在旅游发展所引导乡村城市化的背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动力在动力主体、作用发挥、角色扮演上和原本框架中各个动力的所指相比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市场动力从市场供给一方转变为市场需求一方,社会动力从村民组织转变为村民个体。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作为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三元驱动力,“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基于多要素综合视角,论文从土地与生计2个维度构建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融合遥感影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等多源数据,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探究“城郊村”在旅游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和农户生计转型,并对其与“景边村”的转型发展进行案例较析。结果表明:① 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上王村的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复合化、旅游化,农户生计方式组合渐进更替,家庭就业、收入、消费与旅游的相关性不断提高,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② 上王村的转型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其前提和基础,政府的适时调控是“稳定器”和“方向盘”,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和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外源拉动力和内在驱动力。③ “城郊村”和“景边村”因区位不同而在地形条件、依托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存在差异,引致两者乡村旅游开发的分化,同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转型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