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表温度与NDVI空间相关性的尺度效应

城市地表温度与NDVI的空间相关性已被广泛研究,但是其尺度效应常常被忽略,给研究结果带来不确定性。本文以郑州市为例,基于四幅Landsat8影像,经辐射传导法反演地表温度(LST),运用半变异函数识别地表温度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尺度,并结合空间相关指数Moran's I,从多尺度、多季节、多邻接范围3个方面对地表温度与植被覆盖的空间相关性的尺度效应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LST和NDVI的单变量空间自相关和双变量空间相关尺度均在300 m左右;②300 m相关尺度内,单变量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显著尺度效应,相比之下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尺度效应较为微弱;③LST和NDVI的单变量空间自相关性和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尺度效应均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差异;④随着邻接范围增大,LST和NDVI的空间自相关性减弱,尺度效应更明显。因此度量LST和NDVI的空间相关性要考虑时空尺度效应,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认识LST和NDVI间空间相关性的尺度效应。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深刻影响城市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国内对文化企业微观区位及政府作用的研究仍显薄弱,基于苏州老城区1 661家文化企业分布信息,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等方法,分析文化企业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在文化产业发展利好政策干预下,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数量显著增长,行业结构由传统媒体娱乐行业独大转向均衡化发展;文化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整体集聚程度下降,呈现由向古城集聚转为向古城外扩散的趋势;微区位上,文化企业向主要道路沿线和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但不同行业的集聚模式存在差异。影响机理分析表明市场是影响微观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基础力量,政府干预降低企业选择特定地价圈层区位的成本并提高其隐形效益,改变了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成本-效益权衡,从而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引致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FCS框架的城市文化产业景观生态特征及网络关联

传统的产业研究多基于数量结构的分析范式,忽视产业集聚形态层面呈现的规律性。论文尝试基于高德地图POI数据,从微观到宏观尺度分析地理嵌套层级关系,构建企业(firm, F)-集群(cluster, C)-系统(system, S)多尺度结合的FCS产业生态分析框架,基于产业分类标准将城市文化产业POI点分为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体育健身和娱乐休闲5大类,选取济南市城区为案例区,利用500 m蜂巢格网,综合POI点核密度分析、景观产业生态学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文化产业点集聚、产业集群景观与产业系统网络关联的特点。研究结论如下：① 通过建立基于POI点数据的文化产业分类体系,利用区位商模型建立从产业点到产业景观的研究手段,拓展文化产业空间研究的新视角;② 济南市文化产业具有连片集中与分散聚集的特点,景观镶嵌体空间形态特征存在区域异质性,不同产业类型彼此交织构成生态网络,系统层面存在耦合关联,其中娱乐休闲业表现出群体数量优势,而广播影视业却扮演着关键物种的角色。相应的发现可为不同层面的产业调控与政策优化提供依据,深化了产业区位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地理微观大数据的应用实践。     

基于多种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的TRMM降水数据降尺度研究——以内蒙古地区为例

利用内蒙古地区2001~2010年42个站点实测降水数据作为“真值”,采用LOO（Leave-One-Out）交叉验证、多元逐步回归等方法,构建TRMM（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降水数据与地形及气候等要素之间的多元回归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值+残差值的方法,获得空间分辨率为1 km×1 km的TRMM年降水数据,并对降尺度TRMM数据进行精度检验。研究表明：① TRMM数据可用于区域年降水量估计,且与实测年降水量呈显著线性关系;② 通过建立不同年份、不同空间分辨率TRMM数据与其它遥感数据的多元统计模型,研究发现在中尺度下TRMM与观测年降水数据拟合效果较好,且在空间分辨率为0.50°×0.50°时的拟合效果最好;③ 降尺度分析提高了TRMM数据对研究区降水时空特征的描述能力,确定性系数、标准误差和偏差均有明显改善,表明降尺度算法在将TRMM降水数据空间分辨率提高到1 km×1 km的同时,并能提高降水数据的精度。     

多元统计回归及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在多尺度人口空间化研究中的应用

对统计型人口数据进行格网形式的空间化可更直观地展示人口的空间分布,但不同的人口空间化建模方法和不同的格网尺度在表达人口空间化结果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在人口特征分区的基础上,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对城镇用地进行再分类,采用多元统计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开展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多尺度模型研究,生成1 km、5 km和10 km等3个尺度的2010年安徽省人口空间数据,并对3个尺度下2个模型结果进行精度评价与比较。结果表明：人口空间数据精度不仅与建模所用方法关系密切,还受到建模格网尺度大小的影响。基于多元统计回归方法的模型估计人口数与实际人口的平均相对误差值随着尺度的增加而降低,而基于GWR方法获得的人口空间数据误差值随着尺度的增加而升高。整体来看,基于GWR方法的1 km研究尺度的人口空间数据平均相对误差最低(22.31%)。区域地形地貌条件与人口空间数据误差有较强的关联,地貌类型复杂的山区人口空间数据误差较大。     

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多尺度空间格局

城市健身俱乐部是现代城市游憩空间中的新事物。利用点格局识别和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借助GIS和地统计分析等软件,分析北京市健身俱乐部空间格局特征。最邻近距离系数和样方分析表明,健身俱乐部在全局尺度上存在明显空间聚集,但在行政分区和交通线路分割的单元中,则表现出聚集、随机和离散分布的不同空间格局。1~5km共5个尺度格网单元统计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健身俱乐部空间格局具有显著尺度效应。样本密度、最邻近距离系数、Moran’s I系数分析发现,样本密度和最邻近距离系数均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和空间自相关,其中2km、3km尺度反映的微观形态特征最为显著。证明全局尺度并非分析健身俱乐部空间格局的唯一和最好尺度,部分微观单元上空间格局将更明显,格局特征也可能会与全局尺度相反。因此多类型、多尺度统计单元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点要素分布的规律。多尺度空间格局研究,为准确描述城市游憩空间中的点要素空间格局特征,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实证。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367个城市单元的太阳能和风能专利申请数据测度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1—201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阶段、总体分异、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重要节点事件有密切关系。② 中国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总体分异特征明显,全国尺度下内部空间差异大。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也最大。而中、东北部地区内部空间分异相对均衡且差异不断缩小。③ 高、较高水平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且广泛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城市。④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创新能力Moran's I值均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不明显。⑤ 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用电需求、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资源禀赋、环境规制等9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全国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城市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山东省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多尺度分析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从不同尺度上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更确切、真实地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灾害评价、环境保护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区,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统计相关分析方法,比较市级、县级、1 km三个尺度上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统计相关性,试图探讨不同尺度下人口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影响(指示)因素,从不同尺度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从不同尺度对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从宏观到微观不同详细程度的信息。从市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整体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县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市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1 km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县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②不同尺度上,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不同。市级和县级尺度上,人口分布受环境—经济因子的影响表现出与一些因子显著相关,而受空间集聚的作用较小;1 km尺度上,人口分布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相关性较小,而主要受空间集聚的作用,在县内部,人口往往集中分布于某一区域,呈现出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     

顾及数据特性的格网DEM分辨率计算

水平分辨率是格网DEM的决定性变量之一,直接决定着DEM对地形的逼近程度和地形参数计算、地学模拟的精度。基于地统计学理论和非参数密度估计方法,提出了地形宏观变异和微观变异相结合的DEM适宜分辨率计算方法。即首先按系列支撑对采样数据进行格网划分,形成具有不同尺度的支撑域;然后利用正则化理论,对高程点数据进行正则化变换,通过不同支撑上正则化变量的半变异函数分析,探索不同支撑尺度上的地形宏观变异规律,从而确定地形宏观变异的最佳支撑尺度;第三,在所确定的宏观变异最佳支撑尺度内,借鉴非参数密度估计中直方图的理论方法,从微观角度计算DEM适宜分辨率。最后通过陕北黄土高原的实际采样数据,对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了验证。     

基于企业点数据的在京日企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驻京日企微观空间数据,根据企业母公司所属行业类型,对比探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散态势及其演化趋势,利用DO指数法,科学测定在京日企空间集聚范围。研究发现：（1）在“纯距离”条件下,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35-60km,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20-28km,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尺度为10-18km,而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则较为随机;在考虑企业规模条件下,各个行业集聚尺度则大相径庭,集聚（分散）指数显著升高;（2）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对于制造业而言互斥状态并不显著,但对于服务业而言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且互斥尺度发生在22-28km上;（3）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基本趋于稳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老企业在空间上愈发集聚,共聚尺度发生在18—30km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的新-老企业分布模式基本相似,新入驻企业依托于前期入驻企业,接触扩散、就近分布,在空间上趋于共栖。     

基于空间公平理论的公共交通服务评价——以深圳市为例

使用空间无关的公平性衡量指数评价公交服务时,会忽视公交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空间分布特征.为解决此问题,论文提出基于空间公平理论的公交服务评价框架,即通过构建综合基尼系数与莫兰指数的空间公平评价方法,实现整体尺度公交服务评价;通过对分析单元上相对需求与相对供给变量的匹配关系、空间差距进行分析,实现局部尺度公交服务评价,对整体...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 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 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 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 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 控制产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 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 的K 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 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 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 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 也要考 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运动健身场所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动健身场所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推手,探明运动健身场所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对推动运动健身场所的建设、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有重要作用。从省级、城市群以及地级市3个尺度出发,运用总体分异测度指数(Global differentiation index,GDI)、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探讨运动健身场所的空间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灰色关联度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运动健身场所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运动健身场所数量与每万人拥有运动健身场所数量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除成都、重庆外,其余省区均分布较少。(2)运动健身场所数量与每万人拥有运动健身场所数量的GDI随着尺度的缩小而扩大,城市群尺度中,优化提升类差异最大,而发展壮大类差异最小。(3)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是运动健身场所集中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口数量与城镇人口占比的交互作用最强。在城市群尺度上,受教育程度和城市规模大小是运动场所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地级市尺度上,建成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对运动健身场所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

与基于面状地理数据的研究不同,以微观企业点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从企业地址信息处理,到大量企业之间距离运算和处理,再到集聚参照设定,最后进行产业空间集聚分析的研究过程。以杭州市2013年工商登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集聚趋势较为明显,而传统的零售业和制造业在城市空间上没有形成集聚。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对空间集聚趋势的影响表明,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由较小规模企业主导,零售业的集聚由较大规模企业主导,信息服务业的集聚由中等规模企业主导,制造业的集聚整体上由中小规模企业主导。     

2008 年中国种植业地理集聚与专业化格局

目前对农业地理集聚和专业化发展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计算和比较中国2008 年种植业不同分类层次中类、小类和细类的平均基尼系数、平均Moran’s I指数和各层次农作物的专业化指数发现, 在中国省域层次上(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种植业具有一定的地理集聚态势, 且种植业划分越细, 空间集聚和专业化生产趋势越明显。从大类看, 种植业生产分布相对分散, 各省在大类上“大而全”的生产, 但从较小类上更加集聚和专业化。中国种植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格局已逐步出现。大宗农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低, 而经济作物区域专业化程度很高。虽然具体的空间集聚格局是由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各种农作物生产条件的匹配程度来决定的, 但政府决策、制度变革等社会因素在区域专业化生产上起着重要作用, 是对自然集聚格局的优化调节。定量测度种植业地理集聚与专业化发展的空间格局, 找出进行农业区域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具有潜力的具体区位, 可以加大政府对种植业空间布局调控优化的作用, 对各地区制定具体的农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深圳市2007—2017年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数据,通过全局墨兰指数、核密度分析与热点分析研究深圳市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特征,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高新电子信息企业全局集聚强度进一步升高,其分布经历了“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过程;企业空间集聚由“双核共振”转变为“三足鼎立”格局,并形成“高新园区型”、“老工业区型”和“龙头企业型”三种集聚模式;园区政策、产业集聚一直是深圳电子信息技企业分布的关键影响因子,交通和区位等基础因素影响相对偏弱;影响因素的变化显示出产业集聚、对外交通因子的影响显著提升,知识技术因子的影响开始显现。     

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区的实证

利用Gini系数、E-G指数、行业地区集中度等产业集聚指标以及产业利润率、就业系数、劳动生产率等产业绩效衡量指标,基于2010年的截面数据,探究中国旅游产业集聚化发展及其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整体旅游产业的集聚程度较低,但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区域集聚特征明显;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区域差异与区位条件差异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旅游产业集聚总体上对产业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其中,旅游产业集聚对产业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影响甚微。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东京都市圈人口变迁与产业重构特征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功能地域形态,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论文以东京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借助人口密集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DID)、人口净迁入率、产业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等指标,系统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京都市圈人口集疏格局演化、人口流动时空变迁以及产业结构转换和空间重组特征。研究表明,从人口集疏格局来看,东京都市圈人口分布逐渐从“孤岛式集聚”走向“连绵式展开”,但核心辐射范围仍集中于50 km半径内,此外,DID人口集聚趋势持续强化。从人口流动格局来看,东京都市圈始终表现出强大的人口集聚态势,成为日本人口困境中的一枝独秀,内部大规模郊区化基本结束,“都心回归”趋势明显。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东京都市圈三产比重持续上升、二产比重大幅下滑、第一产业持续萎缩,已逐步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从产业空间重组来看,东京都市圈逐步形成梯度发展、阶层趋于固化的产业空间结构,服务业和高附加值轻工业中心集聚,技术密集型重工业外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