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来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

采用1991-2011 年台商大陆投资资料,分析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随台海局势不断变化,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行为的转变,并从大陆整体层面及各经济区两个空间尺度进行驱动机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1 年起,台商在大陆地区投资规模（尤其是投资金额） 显著上升,累计金额呈“T”字型分布;TDI 在大陆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及明显的“核心—外围—边缘”梯度结构,投资热点及次热点均向北推移,热点最终停留于长三角地区。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由前期（1991-2000） 的地区电信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电力供应水平、高素质劳动力、政策环境、对外开放度,以及交通运输水平,转变为后期（2001-2011） 的前期台资累积量、对外开放水平、地区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区域政策环境、电力供应水平,以及产业集聚水平。具体至各经济区,其不同要素的发展水平对TDI的吸引程度不同,文化距离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     

山东省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协整检验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88年到2008年山东省6DP、FDI和进出口的统计数据，基于VAR模型，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运用Johansen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FDI、进出口均是山东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也与进出口形成长期的单向因果关系。     

转型背景下广东省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协整分析和VECM模型的检验

随着广东省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引擎,并对区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产生显著影响。选取1979—2014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生产总值(GDP)数据并构建VECM模型,采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格兰杰检验等方法研究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结果表明:长期中,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具有正向的稳定均衡关系;短期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比较显著,成为影响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外向型因素。     

空间格局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泛长三角FDI实证

利用锡尔熵指数、相对熵指数和变异系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泛长三角外资直接投资(FDI)的时空分布和变异以及空间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FDI在泛长三角地区时空分布上,呈现总体扩散的趋势;扩散路径是沿"Z"形轴线,形式有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2001年后,等级扩散显著。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差别显著;FDI的变异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宏观政策在巩固和扩大泛长三角地区FDI的规模同时,应优化FDI空间格局,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闽台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比较实证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素质和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闽台人力资源状况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利用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对闽台1978～2003年经济增长的各要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物质资本的投入,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台湾人力资本投资对台湾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     

西安FDI市场计量分级与对策建议

近十年来,西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力度大大增强,投资来源地增多且数额逐年上升,FDI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应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DSSA）对西安FDI来源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来源地的FDI在西安的竞争力呈现出差异状态。文章根据分析结果将来源地划分为成熟、崛起、兴旺、停滞四个市场,并基于此为今后西安从不同地区吸引FDI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大陆的集聚与演化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农业投资快速增长,两岸不同制度背景下台资农业在大陆发展的时空过程值得关注。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共同演化理论,借鉴制度经济地理学与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企业-网络-制度-政府”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以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永福高山茶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台湾农业在大陆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集聚与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台湾高山茶产业在永福镇的集聚与演化过程可看作是路径依赖的结果,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路径创造（1996—2003年）、路径发展（2003—2012年）和路径锁定与解锁（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在永福高山茶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网络、制度和政府相互适应,共同演化,不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我国FDI地区间溢出效应与渠道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方法,利用1998年~201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及其相应渠道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FDI不仅对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地区间经济溢出,并且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远大于对本地经济的影响。这说明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地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在FDI地区间溢出渠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地区间贸易对我国FDI的地区间溢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地区间劳动流动和地区间技术扩散对此影响较小。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区保护主义的削弱,地区间贸易日益扩大,由此促进了FDI的地区间溢出,但是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导致这两个因素对FDI的地区间溢出贡献不大。所以在地区间贸易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基础上,要加大其他要素的流动程度,通过FDI溢出效应来加强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集聚效应与区位成本的动态影响

基于2000年~2014年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面板数据,探讨其在大陆投资的空间格局及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的投资自2002年迅速增长,逐步由东南沿海向内陆的中西部扩散。探讨了集聚效应、区位成本、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集聚效应是影响投资的最主要因素,且影响力不断增强。台商尤为偏好外部市场规模大、台资基础强的地区;随着对投资环境的熟悉,区位成本的影响力在增强,劳动力成本成为台商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环境规制带来的治污成本对投资存在负面效应;地区技术水平在一定阶段内对投资决策存在影响,但影响逐步下降。这些反映了台商投资大陆偏好的动态变化。     

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6—2017年非洲52个国家FDI数据以及其经济、政治、资源等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FDI流入量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北非呈现下降趋势,西非和中非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东非的上升趋势相对稳定且强势,南部非洲地区波动变化显著,趋势不明显;随着非洲经济发展,五大区域中北非和西非的FDI流入量最多,呈现出“两强三弱”的区域分布格局。2）非洲FDI总体差异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年际变化呈现出“减—增—减”的波动;影响FDI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区域内部差异,西非、南部非洲和中非区域内部的差异尤为明显,其中西非内部差异贡献最大。3）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整体上对非洲FDI影响有限,但局部对西非影响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非、南非的外资流入起着积极作用,而对西非起着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度对西非起着消极影响;聚集效应对西非、中非、北非的作用有限。政治制度因素整体上对非洲外资具有显著的作用,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作用有限。资源禀赋因素总体上是外企对非洲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影响不大。基础设施因素总体上对非洲大陆FDI的流入量影响不大,但对南部非洲地区除外。     

基于事件数据分析法的两岸关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互动、经贸往来和文旅交流3个维度构建两岸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8年的两岸关系进行定量测度、演化阶段划分及影响因素分析,进而对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1世纪以来,两岸关系经历了低谷波动期（2000年1月—2008年5月）、全面发展期（2008年6月—2016年5月）和冷却回落期（2016年6月—2018年12月）,呈现整体周期性、局部突变性的演化特征;②两岸关系主要受区域地缘环境、大陆综合实力、台湾政党轮替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等4个方面的影响;③大陆应当持续优化两岸关系地缘环境、继续提升综合实力、推进两岸社会融合以及建立防范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机制。     

1895-2016年全球海运网络中的海峡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变化

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海上运输是两岸间货物往来的最主要方式。受国际政治和贸易模式的影响,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变化剧烈。利用劳合社（Lloyd's）1895-2016年两岸港口间航线的O-D数据,从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研究海峡两岸港口运输联系的变化。主要结论为：① 近代开埠至割让给日本之前,台湾地区与大陆的海运联系紧密,厦门港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中转港;日据之后,台湾地区成为日本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地,台湾地区—日本—中国大陆形成三角运输联系;两岸对峙后,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切断,台湾地区—美国—日本形成三角贸易网络;1979年后,香港港成为两岸运输联系的最重要中转港,两岸直航后,台湾地区与大陆间的港口运输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② 台湾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但由于是海岛,陆向腹地狭小,因此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把区域经济增长中心作为自身的海向腹地,以形成紧密的海上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改善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分享中国大陆发展的机遇、推动海峡两岸的港口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的“天时”与“人和”。     

TAIW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THAILAND

Thailand ha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is phenomenal growth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aiwan's investment in Thailand, led by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ompanies in labour intensive and relatively low technology industri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since 1986. While Wester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using FDI to expand their markets in the host country, Taiwanese FDI — in a pattern similar to Japanese FDI of the 1970s — has been taking place in selec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lower production costs and export manufactured products to third country markets. Taiwan's exports to Thailand have also shown a marked increase sinc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llowed large scale FDI in 1986. Although small at the global scale,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Thailand has contributed to a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East Asian economy.     

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及其效益探析

近年来，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极为迅速，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遥居首位，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主要投资地为中国大陆。本文在分析大量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变化、区域格局的特点，并分析其对大陆直接投资给香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国际上通常认可邓宁的折衷理论作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式,但是该范式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并不完全适用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对于服务业外资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国际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综述了国际上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理论发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国际化模型,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探讨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描绘了在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动向.     

四川省FDI区位选择的特征与机理

本文基于1991、1996、2000和2005年4个时间断面的注册FDI企业数据,分析了四川FDI对不同行业投资及区位选择的时空发展特征。研究表明:FDI投资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遍在性",到90年代末转变为强烈的"成都指向"性。在行业空间结构上,FDI对制造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及除旅游业外的其他第三产业的投资基本都集中在成都主城区,对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房地产业的投资在成都市郊区都有较大量分布,但除制造业在成都市郊区有明显的集聚趋势外,其他行业的投资都在降低。绵阳市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FDI的投资有较明显的增长趋势,乐山的旅游业是FDI重点投资的行业。     

1990-2009 年中国区域能源效率时空分异特征与成因简

本文通过对1990-2009年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1个省、市、自治区能源效率进行测算,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提出未来我国能源效率提升的重点政策方向。研究结果显示：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能源效率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远低于台湾地区）,呈升高趋势,但变化幅度小。② 中国大陆地区能源效率提升以要素大规模投入而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为主导驱动,相比之下,科技进步并不是经济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其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对能源效率改善幅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③ 从空间分异规律来看,东、中部地区能源效率整体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逐渐由能源效率最低层级升至仅次于东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的第二层级;纯技术效率按照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分异明显,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规模效率较低,东北地区受国家市场需求影响,长期处于效率最低水平。④ 在国家、省域两种不同尺度下,同一因素在两个尺度上对能源效率影响的适宜性、贡献率存在较大差异。⑤ 未来在提升中国大陆地区能源效率过程中,应正确认识我国产业结构组合、能源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外贸易发展等三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