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发育特征研究

商业绅士化是指城市中传统商业、居住或工业被更高价值商业取代和置换的现象,与居住绅士化互为因果。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模式和管制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绅士化社会空间特征表现出显著差异。20世纪末以来,在城市社会空间转型语境下,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厅、酒吧、咖啡馆、健身房等高档消费场所置换传统住宅或社区商业并在城市特定空间中集聚,是中国最典型的商业绅士化现象。遴选出符合商业绅士化特征的六类高端商娱场所,采用空间核密度等方法,对2008年和2018年南京内城上述商娱场所空间集聚、演进模式和机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商业绅士化“热点区”首先出现在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和文化历史街区,随后向商业中心周边和新兴商业地段跳跃式扩散;② 根据实践路径差异,可将南京内城商业绅士化分为整体植入式、侵入演替式和转型升级式三种模式,分别以1912街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大—南师大）片区和新街口地区为代表;③ 经济和文化力量在推动商业绅士化的发生演化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地方政府、资本联手对“商业租差”的追逐,以及年轻、高收入绅士化群体日益增长的时尚、高端文化消费需求,从供需两端驱动着商业绅士化过程;④ 商业绅士化在提升城市商业活力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原住居民和低端商业的排挤和置换效应。     

旅游孤岛效应演化机理研究——以云南普者黑旅游区为例

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旅游区为案例地,基于旅游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构建了旅游孤岛效应演化模型,探讨旅游区与周边社区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的演化机理,揭示旅游孤岛效应如何实现从弱到强的转变过渡。结论显示,按博弈关系、空间形态等可将普者黑旅游区发展划分为起步、成长、孤立、对立4个阶段,对应着旅游孤岛效应演化的初化、兴化、孤化、激化4个过程,反映了旅游孤岛效应从差异状态向阻滞状态再向对立状态的演变并呈现不同阶段特征。演化过程与表现是在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共同影响、循环作用下的结果,极化效应受资源空间非均质性驱动,扩散效应因空间封闭而受阻。在极化效应、扩散效应的强弱对比下,普者黑旅游区旅游孤岛效应形成,导致要素聚集、边界固化,进而使极化效应、扩散效应继续发挥作用,普者黑旅游区旅游孤岛效应因而演化进入激化阶段,爆发旅游冲突事件。类似的对立与冲突现象在国内外时有发生,因而旅游孤岛效应演化机理研究从空间和权力维度上深化了旅游区与周边社区关系机理分析。     

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上海市案例研究

大都市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大都市产业布局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都市区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更新,从而促使都市空间和产业格局不断优化。通过近二十年来上海市餐饮业空间数据分析,研究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关系。① 近二十年来,餐饮业总体分布格局由“一轴双核两片多点集中”的初始形态,逐步演化为“三核四轴四片多点集聚”的现状格局,餐饮业分布逐渐从“内环-中环-外环”向外扩散,呈现多方向多轴线、区轴连面的演化趋势。② 不同类型餐饮业分布与演化特征差异明显,地方菜以老城区布局为主,并向商业街区、金贸区、大学城等区域集聚演化明显;国际餐饮围绕历史租界街区布局,并向城市副中心、旅游吸引物区域集聚演化;休闲餐饮趋于城市公园、景区景点和科教中心周边集中分布。③ 餐饮业整体呈现“中度集聚-中高集聚-高高集聚”的集聚演化特征,休闲餐饮、国际餐饮的集聚演化更加显著;地理空间上餐饮业由市中心向城市东西向演化明显。④ 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以及旅游格局是影响餐饮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础性因素;城市更新引发的公共服务与旅游空间变迁,是不同类型餐饮业格局演化的主导性因素。⑤ 城市更新改变了都市区发展肌理,促进了区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推动了发展要素与环境变迁,不同类型餐饮业依据市场定位与选址偏好,在地理空间上随之快速响应,推动了大都市餐饮业分布格局演化与更替。鉴于餐饮业对城市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以及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文创+”历史街区空间生产的系统动力学机制——以珠海北山社区为例

在城市历史街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为城市更新与历史街区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研究使用定性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质性数据构建因果循环图,对珠海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由5个正反馈回路与1个负反馈回路构成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政府对城中村的规划改造与居民的空间让渡是北山空间再生产的开端;② 文化企业家的进入创造了新的空间主体与社会关系,对历史建筑空间进行了更新与再利用,打造了新兴文化创意空间;③ 游客的多元化旅游感知与媒体传播对北山进行了信息再生产;④ 空间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了北山多重属性相互交融的空间,复杂并趋于稳定,各个利益主体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相对平衡。在回路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将“资本三重循环”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对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为历史街区的发展转型机制提供具有系统预见性的新工具,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基于游客视角的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影响机理及创新——以苏州平江路为例

历史街区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但原真文化僵化保护和过度商业化成为阻碍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症结。构建了影响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支持度的结构方程假设模型,以苏州平江路为例实证研究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支持度影响因素,并提出历史街区旅游发展创新型模式。结果显示:1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生、消费需求和景观及空间意象是影响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键因素,业态分布及类型、街道布局及功能和历史信息传达是重要因素;2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生对支持度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消费需求;3构建了以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城市文化为基础,以满足游客体验和休闲需求为驱动力,以"创意化"、"人性化"、"精致化"和"生活化"为开发手段,形成凸显城市文化并体现现代休闲体验需求的集"文化化"、"体验化"、"休闲化"、"创意化"、"人性化"、"精致化"、"生活化"和"特色化"于一体的历史街区"八化"旅游发展创新型模式。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区域旅游交通服务功能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机理--以云南省为例

在构建交通服务功能模型和旅游效率评价指标基础上,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法、Bootstrap-DEA模型、双变量LISA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2000-2016年云南省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解析交通服务功能对旅游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2000-2016年云南省交通服务功能整体呈上升态势,呈现典型“核心—边缘”空间格局;旅游效率总体水平呈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格局。2)云南省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效率总体呈现空间集聚和依赖特征,双变量局部Moran散点主体落点呈现“高—高”和“低—低”空间聚类模式,表明评价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效率关系时不能忽略空间效应。3)云南省交通服务功能对旅游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佐证了交通是区域旅游效率增长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本地交通服务功能每提升1%,将会带动本地和邻近地区旅游效率分别增长0.2752%和0.1456%。4)经济实力、信息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对本地旅游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经济实力、信息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对外开放度对邻近地区旅游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游客—居民—经营者”语境下历史街区地方文化重塑效果感知研究——以北京前门历史街区为例

地方文化的塑造是历史街区旅游发展的重点,而游客、居民、经营者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认知和态度则是历史街区开发的基础,对历史街区文化旅游的转型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该文以北京前门历史街区为例,借助内容分析法和重要性—绩效分析法(IPA),从游客、居民和经营者的综合感知视角,探查地方文化的重塑效果。结果表明：(1)前门地区地方文化构成要素分为物质层、非物质层两大类,包括特色建筑、街道肌理、景观符号、特色商品、地方品牌、文化活动、传统习俗、名人轶事、文学曲艺、生活方式10个子类;(2)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地方文化的感知内容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对其文化内容和要素的反应相似;(3)游客、居民、经营者对前门地方文化表达的情感反馈均较积极,但居民反馈相对较低,是管理者需要关注的重点;(4)各文化要素在不同利益主体中的期望和表现效果具有一定差异,其中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是未来提升的重点内容。     

居民感知视角下遗产地旅游空间生产研究——以江苏省无锡市南长街为例

运用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以大运河文化遗产无锡市南长街为例,对居民感知视角下的旅游空间生产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在与居民身份重构的关联分析中,居民对旅游影响下的社会空间、生态空间、文化空间3种类型空间演化感知影响度呈现逐渐递减的状态。（2）旅游空间生产下社区性的转变对居民主体产生了明显的“挤出与吸纳”效应,使得南长街居民类型更加复杂化。（3）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对旅游空间生产存在被动性的心理审视视角,同时对南长街旅游空间生产存在“我者、他者”并存的感知心理。（4）对南长街居民在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游离或融入”的心理定位分析发现,居民在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对社会空间演化存在感知度、融入性均较高的表达状态,而对生态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旅游实践则持以游离性的旁观者角色。     

传承与嬗变：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广州市小洲村因从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逐步演化为创意艺术与旅游空间而成为关注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为揭示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与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运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构建“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小洲村经历了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三个空间转换阶段,并分别形成了对应水乡古寨的生产生活空间、艺术创意空间、创意旅游商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② 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空间主体的加入,使小洲村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变为多元主体。③ 在资本城乡不平衡发展机制下,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村民、游客等空间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和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政府起到自上而下的管治作用,但在村民的空间抵抗下效果甚微。     

广州民间金融街城市更新模式探讨

通过对政府、企业、产权方等各方主体的深入访谈,辅以必要的资料分析,深入研究了广州民间金融街城市更新的产业重构、更新模式及更新成效。研究发现：广州民间金融街城市更新是一种不同于文化旅游和创意经济带动的历史街区更新的新模式,民间金融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街区的更新,更新的模式可以概括为物质环境更新、产业空间释放和金融产业注入3个方面,更新使街区环境得以改善、功能得以提升、文化得以保护。最后,通过分析文化旅游和创意经济带动下的城市更新存在的问题,指出历史街区更新的思路应当多元化,除了文化旅游和创意经济外,还可以借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来带动街区更新。     

四省藏区旅游对农民收入空间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不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对比

基于2008—2019年四省藏区十二州市面板数据,同时构建“单区制”和“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验证并分析了旅游对农民收入空间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省际空间内旅游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存在异质性。旅游对农民收入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范围仅限于同省相邻州市之间,而不同省份州市即便相邻亦不存在该效应;旅游对同省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对不同省份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旅游对同省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系数远大于不同省份相邻州市间对应系数。     

文学旅游地的空间重构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文学和旅游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以文学旅游地为切入点,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分析了凤凰古城如何通过文学和旅游的影响实现其空间重构,得到结论如下:1开发者的旅游开发行为迅速改变了凤凰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其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政府、开发商、小成本经营者、旅游者等)之间的权力博弈实现了空间的"权力化"重构;2以沈从文及其作品等为代表的湘西文学作品和旅游者的地方想象共同建构了凤凰古城的地方形象,文学和旅游的"邂逅"赋予凤凰诗性的想象空间,实现了凤凰古城诗性空间的构建;3权力空间和诗性空间的建构过程是相互影响的:权力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包含了权力主体对诗性空间建构过程的运用;反之,诗性空间的建构过程也包含着不同权力主体对空间的利用和争夺,并受之影响。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空间错位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4-2018年面板数据,借助空间错位、均方差分解、冷热点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探索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空间错位指数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空间错位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空间分布呈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三大地区间的差异;2)长江经济带冷热点时空演化总体呈"东集西散"的特征,东部地区集聚特征趋于弱化,中部集聚范围趋于扩张,西部较为稳定;3)长江经济带及各省市空间错位指数受多系统多因素影响,总体空间错位影响因素为生活垃圾清运量、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年排放量、城镇登记失业率、森林覆盖率,多源于生态环境系统.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消解长江经济带空间错位态势的治理和发展性建议,一方面丰富和拓展了国内旅游空间错位领域的研究范畴和视角,另一方面为降低该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错位程度以及促使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乡村振兴视阈下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动逻辑与双轮驱动机制

冰雪旅游是冰雪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集合,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冰雪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经济提升与文化传承之间实现一种主体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达成与旅游场域下乡村冰雪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以空间范式为轴心的冰雪旅游研究十分有必要。以理论推演和模型构建为方法,依次分析冰雪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与文化资本实践的双轮驱动机制、解构在双轮驱动之下冰雪旅游地的空间体系、论述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联动逻辑,结果发现：乡村冰雪旅游地空间是动静结合、虚实共存的多维体系,在双轮驱动下重构为地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双层空间结构,以及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旅游空间的四维空间网络,各层子空间彼此交互联动。从空间体系出发的乡村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文化资本实践丰富冰雪旅游产品供给、深化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社区协调、通过空间联动优化乡村冰雪旅游规划。     

安徽省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响应研究

借助于经济学供给需求分析视角,构建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响应的理论框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探寻旅游政策变迁的路径和动因,揭示旅游政策变迁和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的内在联系。并以安徽省为例,根据改革开放之后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将旅游政策变迁划分为形成期、密集期和协调融合期3个时期,其空间响应状态分别为点状格局、单一板块格局和多板块空间格局。分析得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旅游政策在不同时期通过其作用机制引导、激励利益主体投资建设旅游节点、交通设施等行为,推动旅游空间格局由点状格局向板块格局发展演化,旅游政策的空间响应强度取决于政府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和政策对利益主体的激励程度。     

安徽省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 n.响应研究

借助于经济学供给需求分析视角,构建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响应的理论框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探寻旅游政策变迁的路径和动因,揭示旅游政策变迁和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的内在联系。并以安徽省为例,根据改革开放之后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将旅游政策变迁划分为形成期、密集期和协调融合期3个时期,其空间响应状态分别为点状格局、单一板块格局和多板块空间格局。分析得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旅游政策在不同时期通过其作用机制引导、激励利益主体投资建设旅游节点、交通设施等行为,推动旅游空间格局由点状格局向板块格局发展演化,旅游政策的空间响应强度取决于政府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和政策对利益主体的激励程度。     

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以吉林省9个地级市(州)为例,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2002—2014年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以及空间格局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地带内、地带间以及总体地带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且地带间差异程度呈现出由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中部地带,逐渐演化为中部地带东部地带西部地带。2西部地带对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贡献最大,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小;中部次之,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大;东部最小且贡献程度也逐渐缩小。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对全省旅游经济差异平均贡献程度最大,但贡献率不断缩小,而地带间贡献率不断增大。3 2002—2004年以及2006—2007年吉林省东中西三大地带国内旅游经济收敛性逐渐趋同,2004—2006年中部地带与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之间的空间差异不断扩大,而2007—2014年地带之间旅游经济差异程度逐渐缩小。4吉林省旅游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由于地理临近效应发挥,形成了四平—辽源旅游经济组团、白城—松原旅游经济组团以及通化—白山旅游经济组团。并且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但并不等同于路径锁定效应,区域旅游的异军突起可以形成路径创造效应。     

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

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处在不断演化和发展中,具有等级性、层次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武汉市2002年和2011年的国家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Moran’s I指数和集聚维数,结合GeoDa、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从不同角度系统分析了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并分析了其经济社会环境、旅游发展政策、交通发展状况以及旅游者行为等因素在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武汉市旅游景区“双组团”的空间分布密度不断增强;2）旅游景区“中密周疏”的空间分布格局有所减弱;3）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在不同地域单元呈现负空间自相关性特征;4）旅游景区空间结构逐渐由简单向复杂演化,不断趋于完善,但空间结构具有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