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乡村发展理论演化及其对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启示

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路径策略与理论演化,总结了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构建了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学理认知框架。主要结论为：(1)乡村发展旨在通过不断优化乡村发展要素,重塑乡村地域功能与形态,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而乡村现代化是通过现代化理念、机制、要素等逐渐改变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乡村逐渐从农业复兴、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转向新时期的乡村绿色化、生态化、智慧化发展,理论认知上经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以及全球乡村的新生产主义、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3)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治理隐患、资源环境困境以及人力资本短板等问题与挑战。(4)面向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现实需求,重点聚焦于制度体系创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与关键技术体系、资源要素整合与优化配置路径、未来智慧与绿色...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乡村进入优先发展的关键阶段。科学认知乡村优先发展导向下的城乡要素配置规律与保障途径,对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立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及“要素-结构-功能”的发展逻辑,解析乡村优先发展导向下城乡关系与要素优先保障的科学内涵,梳理中国城乡关系与要素流动的演变特征,进而从要素整合、空间融合和机制协同3个层面构建乡村要素优先保障的调控框架。结果表明：乡村优先发展是立足乡村要素、优化乡村结构、实现乡村功能的演变过程;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市优先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乡村要素配置总体上呈现可流动要素类型少、要素流出难、要素流入难、要素留下更难的“一少三难”状态;在当前阶段,亟需通过扩大乡村可流动要素类型、增强要素流动权能、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及疏解乡村流入城市的要素存量、扩大要素流入乡村的渠道和扩展城乡“灰色空间”等多种途径,以实现“乡村富余要素流得出、城市要素流得进、稀缺要素留得下”的乡村要素优先配置目标,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需要系统化的理论支持,人-地-业要素是乡村地域系统的核心,探索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及其人-地-业要素互馈如何塑造乡村发展动力不仅有现实迫切性,更有重要学术意义。论文运用逻辑分析法对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乡村地域系统可分为本底要素、直接要素与间接要素三大子系统,本底要素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台”,直接要素是乡村发展主体,而间接要素是乡村发展的“调节器”;人-地-业互馈的科学内涵是通过相互作用来优化要素数量组合与空间匹配而塑造乡村发展动力,驱动乡村地域系统向优化状态迁移;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框架中三者存在相互作用路径,是一个联动互馈环,有动态性、传播性与关联性特征;人-地-业要素互馈理论框架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村庄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乡村振兴工作提供理论支持;人-地-业要素互馈耦合调控实际上是塑造乡村发展动力的过程,应根据互馈路径在综合权衡基础上确定互馈调控强度与方向。     

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态与产业兴旺途径

中国农业竞争力偏弱,农业发展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本文引入“要素-结构-功能”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的理论基础,解析了中国农业发展特征、影响因素与兴旺路径。结果表明：① 农业乡村已由特别强调农产品生产与社会稳定,转向兼顾产品供应、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生态涵养等诸多功能。农业的多功能属性,支撑了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广阔的发展空间。② 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产品差异化以提高农业附加值、加强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场失灵、促进“人”“地”“业”协调耦合,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理论选项。③ 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间接利益相关者的获得感要强于农民群体,同时还面临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偏低等瓶颈问题。④ 考虑农业的多功能属性与现实问题,建议切实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促进产镇融合、产村融合,建立农业要素功能显化增殖机制与“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的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与联动性,推动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土地整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肩负着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的区域实施路径。最后,就未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结论如下：① 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②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要激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③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④ 未来有必要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取向,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大都市乡村发展比较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带动能力密切相关,大都市推进乡村振兴的条件最为成熟。论文选取14个国家中心城市与潜在中心城市,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熵权法与Pearson相关分析法,比较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大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挖掘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含义。研究表明：南方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北方城市,高低不一的乡村发展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城市发展阶段并不必然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地方财政能力、农户生计分化、农业产业结构等因素高度相关,因此,乡村振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制订科学的乡村振兴目标与振兴措施;也需要立足农业、跳出农业,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保障粮食主产区、传统农区的发展权益,另一方面“接二连三”拓展乡村产业增值空间;尤需打破城乡治理分割现状,在理念、规划、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与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注重中小城镇建设、协调城乡发展,日韩等工业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农业与农村扶持、积极推动农村现代化.从美、英、日、韩等国家的成功经验看,加快城市化尤其是农村城市化进程、重构城乡空间、改造传统农业,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美英日韩等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建设实践对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发展的启示主要有：①“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②我国农村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迫切需要重构乡村空间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乡村建设与规划势在必行;③在乡村建设与规划中,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力度,注重农村居民点体系的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施完善与配套;④城市化和乡村建设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制约,需要处理好城镇和农村、农业与非农业、政府与居民等各方面的关系.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构成及运行机制研究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典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论文以系统论为指导,遵循系统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从学理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内涵及要素构成进行辨析,并围绕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划分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主要由基础要素(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核心要素(多元经营主体和乡村文化)、驱动要素(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和管理要素(制度和政策)4种要素构成;依据乡村生产关系变革、经济体制变迁、城乡关系转变等规律,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4个时期,不同时期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不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特征表现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支撑与约束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以及调控与反馈机制推动自身运行发展。从要素功能、结构关系、协同等视角去审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状态、诊断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或障碍因素等,将成为未来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的重点。     

《面向城乡融合的乡村多维重构研究：苏北地区的实证》评介

国际著名乡村地理学家Michael Woods教授认为,乡村重构是由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引发的农业农村经济、人口及其他社会发展要素重组所导致的乡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龙花楼和屠爽爽结合中国国情对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拓展,即与乡村内部发展要素和外部影响环境的变化相适应,通过对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进而实现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的结构协调和功能互补。乡村重构也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中国乡村地理学界对乡村重构研究给予高度重视。     

乡村文化与"三农"关系研究--以商丘市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文化结合形成了乡村文化,农民在乡村文化环境中形成了"落后、封闭、固化、狭隘"的文化观念。千百年来,乡村文化观念已成为农民心理结构的主要成份,并对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活动一直起着制约作用,进而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面貌的改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的乡村文化观念。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是:首先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转变其乡村文化观念;其次是对农用土地进行规划整治,改变农村面貌,调整农业结构,促使农业全面发展;第三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强城乡文化交流、整合,使城乡共同发展。     

从"四地"期刊载文审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发展特征

基于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所提供的《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简称“四地”期刊）创刊以来至2020年12月间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论文数据,采用Citespace可视化科学文献计量方法,对566篇文献的主题、引文和关键词等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了农业与乡村地理学术论文所反映的主题脉络、知识演进、历史热点、研究机构发展和发文作者分析。这些分析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与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农业地理、聚落与古村落、土地利用及其发展模式、乡村居民点及其空间格局、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乡村重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主要研究议题是不同时期的研究聚焦点。从研究热度看大致经历了由以农业地理研究为主,转向农业地理与乡村聚落地理并驾齐驱,再到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研究3个阶段。其研究发展过程呈现出3大转向：① 由单一的农业地理和乡村聚落地理转向综合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② 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要素、社会经济要素格局研究转向区域城乡人地系统融合的过程、机制和影响研究;③ 由传统的调研统计、田野观测、数字模拟技术方法转向大数据、多源时空监测模拟和农业地理工程实践。乡村转型-城乡融合-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未来城乡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也是未来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主要研究议题方面有乡村地域类型、乡村功能转型、乡村空间重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乡村发展的新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乡村弹性与可持续性发展、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城乡基础设施与服务统筹规划建设等。学科发展应注重综合研究,深化对农业与乡村发展新驱动力的认识,切实加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借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西南丘陵山区村落居住空间重构研究》评述

正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Michael Woods教授认为,乡村重构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和农村经济的调整、农村服务部门的兴起和地方服务的合理化、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要素重组等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然而,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塑,必然改变其空间载体——土地的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进而导致乡村空间的重构。乡村空间重构是伴随乡村内生发     

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

将山西省182个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0和 Coreldraw等工具为支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从分布类型、集聚度、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空间分析。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空间分布“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冷”“热”分异明显,表现为“高、中、低”三个密度区域。通过对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和交通、中心城市、高级别景区、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分析空间关联度,运用点-轴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的资源特点以及山西省旅游 “三大板块”发展要求,提出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一核多点”、网络状布局、区域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福建省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对绿色农业发展的启示

长汀县是我国丘陵红壤区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县份之一,水土流失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综合治理,长汀县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区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乡村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得到了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对长汀县水土流失防控的阶段性经验的分析(如适合中度、强度侵蚀区的生态林草复合治理模式、适合所有侵蚀地的地表草被覆盖模式、山地果茶园复合循环模式、以产业提升为目的的农业综合开发治理模式及典型流域综合治理模式等)表明,水土治理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多方密切配合,治理过程需做到统筹协调。提出的未来水土流失治理和乡村绿色农业发展的对策,可为未来乡村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为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子提供依据与参考。     

日本乡村振兴政策演变及其效果分析

研究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作用。本文分析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乡村振兴法案,利用KH Coder软件对系列法案进行文本定量分析,揭示日本乡村振兴的政策演变轨迹和效果。分析表明：日本乡村振兴经历了农业规模化生产起步、基础设施提升、多元融合提升阶段,三阶段依次表现为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重振乡村活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乡村旅游,发展有机农业、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乡村振兴应针对乡村地域类型采取积极措施：（1）制定针对性的农地使用政策,保障农业用地安全,加强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均等化;（2）保护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农产品品牌,以文旅融合等方式刺激乡村经济结构更新与增长;（3）开展农业专业化培训与“职业化农民”队伍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其基本路径方向是坚持乡村分化差异性原则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驱动力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创建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上,乡村振兴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与择业、乡村资源与空间高效利用、村镇居业空间格局优化、社会企业资本持续投入的动态过程;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人口、土地、产业、资金等城乡要素的快速流动与整合重组,可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实现四大目标,即保障农民居住权、管控宅基地规模、赋予农民财产权益、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当前的试点探索仍显不足。因此,乡村振兴导向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在使用权自由流转、宅基地用途转换、资格权空间置换、资格认定与有偿使用有效衔接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有力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产业重构的理论解析与模式研究——以广西为例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1)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2)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3)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4)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

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通过判断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农区村镇体系的空间优化路径,对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利用江苏省丰县356个村庄、14个镇的多源数据,从等级合理度与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探析了村镇人口、农业、非农业要素集聚能力、空间极化特征与居业协同格局,然后基于村庄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识别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类型,最后提出了不同空间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具体对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丰县村镇体系呈现出结构相对稳定、空间极化程度不高、局部地区居业相对失衡、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等主要特征;② 结合要素集聚与居业协同特征,将村庄划分为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I)、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I)6种类型;③ 基于村庄类型识别结果,进一步甄别了丰县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区,构建了分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路径。     

黄土高原乡村体制转换与转型发展

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对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为研究区,从体制转换的视角出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算法,模拟乡村体制演化的路径,甄别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要素,进一步揭示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馈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区内抽样选择的130个乡村中,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于河谷地貌类型区;② 当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向新型农业型体制转变,再至非农型体制的演化路径中,乡村转型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为倒“U”型变化趋势,乡村人口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③ 生计方式成为衔接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控制性因素,在农户尺度上,由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决定,并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村域尺度上,通过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经济和农业等3个维度的响应,引导乡村转型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