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路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问题

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保护受到破坏和耕地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土地问题,同时征地赔偿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农牧民权益受到损害,城乡差距拉大,二元结构明显,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发展,首要的不是土地制度,而是城镇化的路径优化选择。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基于农牧民失地与人口迁徙,未能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遵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合作化为突破口,在保护地域文化结构、生态结构、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土地合理利用空间布局创新机制,破除土地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在合作社组织中实现自治、农业在新产业形态中一体化发展,农村在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同时转变公共行政理念、加强土地生态重整与修复,建构新型城镇化的创新路径。     

环渤海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城镇化是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探究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发展响应对于理解城乡关系、区域城镇化以及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着力构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环渤海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时空格局,并探究二者的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二者高低值空间分布不完全吻合,农村发展差距整体上小于城镇化差距;2城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村发展,但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二者协调程度下降,农村发展分异加大;3协调分析需要紧密结合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状态,三者空间分布存在多种耦合情形。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创新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协调机制;应着力凸显地域主体功能,加强不同功能区间的协同;宜依托区域自身禀赋特征,探索契合当地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检验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各指数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及其稳健性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案例探讨。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与城镇化效率、城乡协调指数的关系则恰好相反;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规模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但却抑制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整体来看,工业化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土地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村镇建设格局研究

村镇建设格局是指乡村地区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等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研究构筑村镇建设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针对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分析了村镇建设格局的基本内涵、战略地位与实践价值,阐释了村镇建设格局相关的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转型、城乡等值化等基础理论,梳理提出了村镇建设格局研究的理论体系、城乡关系地域格局研究的层次体系,深入探讨了针对新时期村镇建设格局问题,地理学亟需加强研究的前沿领域及其创新机制。     

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驱动力分析——以琼海市为例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快速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人口剧增、基础服务设施滞后、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新型城镇化战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为建设可持续城市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美好蓝图。以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等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海南省琼海市城镇化建设过程及成效,并以潭门镇、博鳌镇和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为案例,提炼出3种不同类型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分析其特征及驱动力,为海南省其他类似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correl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Sichuan Province北大核心CSCD

新型城镇化作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对破解城乡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门限面板模型,分析2009—2019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情况,揭示二者的关联关系,检验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19年,四川省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各年度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其低值区域主要集聚在成渝经济走廊上,其高值区域主要集聚在川西及东北部秦巴山区。(2)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关系,主要原因是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不同步,当农业现代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新型城镇化才会由扩大转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3)地区经济不平衡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及聚集特征——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新型城镇化特征及内涵,选取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7个因素26项指标构建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该省70个县域行政单元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对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并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倒三角”特征;（2）形成三个高水平区域中心和两个低水平区域中心,高水平区域中心对周边区域带动辐射效应明显;传统城镇化指标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较大,但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贡献逐年上升;（3）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得益于其创新发展,其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镇化相较其他区域表现突出。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基于要素视角的城乡关系演化理论分析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是城乡关系演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论文基于城乡地域系统理论,从要素视角深入揭示城乡关系的本质与内涵,厘清城乡关系演化阶段及其特征,进而提出其调控机制.主要结论有:①城乡关系是城乡人口关系、土地关系、经济关系等关系的集中体现,产生的根源在...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我国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回顾、梳理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对指导国内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文章认为,目前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仍然以城市单系统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研究方法上应加强方法的集成综合,同时强调质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结合;在研究内容上应深化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等方面的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人口和城乡布局单幅总图的研制

研制人口与城乡布局是编制空间规划的必然要求和重点任务之一,旨在促进人口及城乡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形成与“三区三线”相适应的人口和城乡布局,推进人口和城乡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一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集成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方法。首先,总量控制,采用队列要素法、联合国法等完成基于行政区划单元的人口与城镇化水平预测;其次,因地制宜,以栅格为基本评价单元,实现城乡人口空间化,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底图,核算现状超载和新增承载人口;最后,弹性集成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空间集疏态势以及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诉求,划分人口增长地域类型、城镇增长类型、城镇规模等级等,完成人口与城乡布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省级空间规划试点福建省为案例,将研制方法与研制实践相结合,实现福建省空间规划的人口与城乡布局总图绘制。以期为各尺度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提供参考。     

国外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遏制都市空间无序扩张的精明增长、紧凑增长等理论以及开发权和增长边界管理等措施,英法对乡村耕地、环境、生态、田园景观进行保护的做法,日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完备法律政策体系和引导村民自主建设乡村的实践经验,给中国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大城市扩展、生态敏感区的新农村建设和贫困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从城乡空间统筹规划角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以统筹城乡发展的空间规划为主线对美、英法、日韩等先行发达国家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发展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国外先行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指出对中国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借鉴意义。     

土地整治: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的必由之路(英文)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trategies lacks of a major hand grip and spatial supporting platform, due to long-term existed "dual-track" structure of rural-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unst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by carrying out land consolida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platform for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and re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asing on the effects analy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the mechanism of pushing forwar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y carrying out land consolidation is probe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models of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s analyzed combining with agricultural land consolidation, hollowed villages consolidation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land consolid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bottom-up" restructuring strategy accompanied by a few "top-down" elements is helpful for smoothly pushing forwar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optim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will rely on the innovations of reg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olicy and mechanism, and mode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rural space, the foundation base and platform for re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and consolidation: An indispensable way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1简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trategies lacks of a major hand grip and spatial supporting platform, due to long-term existed ＂dual-track＂ structure of rural-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un- st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rural pro- 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by carrying out land consolida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platform for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and re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asing on the effects analy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the mechanism of pushing forwar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y carry- ing out land consolidation is probe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models of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s analyzed combining with agricultural land con- solidation, hollowed villages consolidation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land consolidation. Fi- nal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bottom-up＂ restructuring strategy accompanied by a few ＂top-down＂ elements is helpful for smoothly pushing forwar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optim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will rely on the innovations of reg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olicy and mechanism, and mode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rural space, the foundation base and platform for re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