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分析——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西部1991—2010年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西部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西部开发战略、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西部省份的产业集聚度的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西部开发战略的后续效应递减,特别是人才匮乏、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水平低等问题凸显;西部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针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已成为地理学研究中一个新的问题。从网络普及率、网络信息资源丰度及互联网商业应用三个角度初步探讨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存在的区域差异,并设计了互联网发展指数(IDI)、从人均的角度反映互联网发展的综合水平。表明: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梯度不同的是,西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稍高于中部地区;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互联网发展综合水平的差异同样显著,按照IDI值大小被划分为6个等级。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区域人口素质水平、区域信息和知识生产能力对我国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强,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和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也较显著。     

中国耕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281个市的面板数据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

以耕地地均投入产出关系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采用281个地级以上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2001-2011年耕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01年以来中国耕地利用效率稳步提升,但普遍较低。耕地利用效率按照东部、中部、东北、西北、西南的顺序递减,其中东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增长最快。各区域耕地利用效率显著影响因素差异明显:信息化程度、农业贷款规模和免征农业税对五大区域有显著正影响,而作用程度存在差别;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对中部、西北、西南地区有正影响;粮食种植面积占比对东部、中部有正影响,而对西南地区有显著负影响;劳均耕地规模对中部、西南地区正作用最大;交通条件对东部、中部、东北、西北地区有显著正影响。     

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3-201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理解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3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169511个住户样本,本文揭示了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土地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科学参考。结果发现：① 2003-2013年间,土地流转率从17.09%上升到24.1%,年均增幅近0.7个百分点;南方土地流转较为活跃,比如福建等地流转率超过30%,而北方土地流转率较低;② 转入土地支付租金平均为283.74元/亩,55.05%的转入户并未支付租金;相反,转出土地获得租金为243.23元/亩,52.63%的农户转出土地未获得租金;目前中国土地的“零租金”流转率超过50%;③ 土地质量、地理区位、交易费用、家庭及村庄特征等对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土地质量和地理区位在平原地区的边际效应较大,但在丘陵和山区,交易成本已成为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实质是土地资源错配的一种表现,丘陵和山区边际化及交易费用偏高降低了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政府应努力降低土地流转中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补偿机制,同时关注丘陵和山区的土地资产贬值和撂荒现象。     

基于城市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区域分析单元对1999~2004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差异进行了考察。首先基于GDP及其变化与人均GDP水平,对各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区域差异性;其次,对中国各城市GDP增长进行了空间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一些经济相对衰落的省区中仍然存在经济相对崛起的城市,且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省区的序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全国的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资本要素对于中国各城市第二产业GDP增长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但是城市在实现资本拉动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的产出效率并没有提高。我国十五期间,各城市第二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普遍降低,表明劳动力要素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地面交通线路密度的空间差异及其人文影响因素分析

以1996-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标准差、变差系数对我国3大地带及地带间地面交通线路密度的绝对差、相对差进行了测度,表明3大地带内部及地带间的相对差和绝对差都很大且存在扩大的趋势.区位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区位熵大于1的省域集中在东部,西部区位熵普遍偏低,尤其是西北地区的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省域的区位熵都在0.5以下的极低水平.对主要人文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回归分析表明:地面交通线路密度与经济、社会诸多因子的相关性都很强,其中与城市化水平的正相关性最强,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工业化水平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负相关性较强.     

中国妇幼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

以孕产妇死亡率、围产儿死亡率作为中国妇幼健康水平的主要表征指标，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面板回归等方法对2005—2015年间中国妇幼健康水平进行空间格局变化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2005—2015年以来中国妇幼健康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西部增长幅度高于中东部地区，但整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的态势；(2)2005—2015年中国妇幼健康水平的相对差异显著，孕产妇死亡率的差异随时间呈波动变化、围产儿死亡率的差异随时间趋于上升；其中，西部地区的地带内差异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3)妇幼健康水平的莫兰指数表现为“W”形的变化趋势，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小，中东部地区形成稳定热点区、西部地区形成稳定冷点区；(4)产前检查率、城镇化水平和人均公共卫生支出的发展对妇幼健康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环境温度、高危孕产妇比例、女性文盲率的增加对妇幼健康的发展起抑制作用。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边境旅游是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分析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类型和质量,并结合陆地边境地级行政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刻画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格局,探讨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范围共涉及3 341个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约占34.36%,建筑与设施是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类型。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是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地区。在2006—2015年间,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新疆西北部和黑龙江东部边境地区;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地区,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西南部以及西藏西南部边境地区。地形条件、文化多样性、区位条件、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是影响边境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游发展政策,加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区域旅游合作,完善旅游设施,积极探索开发与保护兼顾的发展模式。     

基于空间集聚的中国入境旅游区域经济效应分析

运用残差空间自回归模型、地理权重回归模型及基尼系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2001-2010年中国地市入境旅游的区域经济效应及其空间差异变化。在提升区域经济水平上,中国地市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总体上具不断增强的促进效应,且存在持续而显著的空间集聚作用;局部上具显著促进效应的地市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及其邻近地区,且表现为促进效应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不断扩大的态势。在调整区域经济差异上,入境旅游具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效应,但局部上集聚范围的扩大表明其总体上的扩大效应在逐渐减弱;基于空间集中性的分析也表明,不仅在总体上也在各地带的内部区域上,这种扩大效应存在且具不断减弱的趋势。研究表明,地市入境旅游区域经济效应的发挥主要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作用,而其变化趋势也反映了政府宏观调整与区域旅游发展政策及规划的战略取向。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城市化概念已难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城市化模式,而“创新”是解读城市化新变化的重要概念。从“流的空间”视角,提出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270个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创新空间回归模型,测度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验证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研究表明：①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强调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促进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的扩展,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和新的创新景观。② 基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创新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沿海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有重要作用。③ 中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均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城市高技能迁移人口数量每增加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3%;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每提高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2%。研究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区域创新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与认识,为知识经济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农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门槛效应分析

农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相比其他产业更为复杂,然而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5年中国33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核算农业集聚水平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并采用空间分析技术、计量模型,实证探究农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特征及农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① 农业集聚与COD、TN、TP三种农业面源污染在时序变化、空间布局、空间关联以及空间趋势变化上特征相异。② 农业集聚对COD、TN、TP农业面源污染皆呈现正相关的单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阶段,农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显著加剧了农业污染,集聚水平跨过门槛值后,污染加剧形势有所缓和。③ 农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经历的两个阶段,取决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社会效应、累积效应分别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加剧与制约作用。随着农业集聚水平提高,各效应增污作用明显,导致污染水平显著提高,进入高于门槛值的阶段,各效应对污染排放的抑制能力提升,削弱了部分负环境外部效应。④ 农业经济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COD、TN、TP污染;畜牧业结构、环境规制对COD、TP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产者素质的提高可以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并改善农业环境。⑤ 农业集聚对COD污染的降污效应较弱,农业COD污染较为严重且主要来源于畜牧业养殖,畜牧业污染防治亟待加强。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270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a number of important shifts are emerging in urbanization pattern across the world.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对外开放度时空分异格局

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机制和动力,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中国34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熵值-突变系统模型从3个维度测算对外开放度;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三维插值拟合分析及重心迁移、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的内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表现出明显的行政指向性、空间地带性和开放区域性等多重分异特征。对外开放度整体呈现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南方 > 北方的特征;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整体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地级市间差异较大;10 a间,对外开放度总体差异逐渐减小。（2）对外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表现为"小分散大集聚"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特征;10 a间,开放型纹理分散程度趋于提升,闭塞型纹理集聚程度趋于收敛,高原型整体呈破碎化分布。（3）中国对外开放度格局变异的随机成分在逐渐减小,空间自组织性和连续性较为显著,东北-西南方向均质性最好,东南-西北方向空间差异明显。科学剖析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时空格局分异及演化机理,对制定合理的对外开放战略和促进外向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双轨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Measurement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its efficiency 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r above in China

The effici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so called "Sihua Tongbu" in China, an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our modernizations")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need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irection of integrat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China.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comprehensiv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al indices of "four modernizations" of China's 343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calculated their efficiency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 2001 and 2011. 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efficiencies and their changing trend during the period 2001–2011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model.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units was explored by using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 Finally,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revealed with the aid of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 mode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mprehensiv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al indices and efficiency of "four modernizations"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have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show diverse regional patterns. Overall, the efficiency is relatively low, and only few units with small urban populations and economic scale are in DEA efficiencies. The efficiency changing trends were decreasing during 2001–2011, with a transfer of high efficiency areas from inland to eastern coastal are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er capita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oast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efficiency.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网络结构韧性测度

随着城市间关系趋向于网络化发展以及外部急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增加,城市网络结构韧性作为衡量区域韧性的重要手段,致力于评估城市网络系统在面对突发故障或扰动时,能够抵御、吸收和恢复原有网络特征和重要功能的能力.以中国3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17年百度指数、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等,在构建信息、交通、经济和综合城...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1995-2012年中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ESDA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Matlab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1995-2012年中国各地区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事件呈先动态增长后逐渐下降的趋势,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事件是主要事故类型;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高频风险区域亦在逐渐减少,东南沿海及四川、湖南等中西部区仍有局部集聚的态势;1995-2000年中国的环境污染事件总体呈随机分布状态,2001年后则开始呈现集聚的特征;Moran散点图表明,局部的空间集聚先增强后减弱,环境污染事件近年来集中在泛长三角地区,高高地区为江浙沪;环境污染事件的重心转移方向主要为西南和东北,两个快速转移时期分别为1998-2001和2004-2007年,这与区域的产业转移和高负荷的污染排放压力有关;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与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和控制、经济发展阶段及环境治理投入、环境监管能力、空间效应等因素有关。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空间邻近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应注重环境污染事故的区域联防联控,制定若干跨界污染事故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环境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中国地市尺度工业污染的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污染形势极为严峻,而且不同工业污染物的分布有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根据2013年中国286个地市工业废水、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等工业污染数据,以污染总量和污染强度为测度指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全国工业污染的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工业污染空间集聚显著,空间分布差异大。工业废水、工业SO₂、工业烟（粉）尘总量和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废水总量东高西低,强度西高东低;SO₂总量北高南低且高污染区域较多,强度西高东低;烟（粉）尘总量与强度空间格局相似,集中于晋陕甘一带。② 工业污染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三大污染物总量和强度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污染物排放会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显著影响。③ 三类污染物由于不同的特性、空间格局和产业指向性,使得影响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存在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第三产业比重、利用外资规模、能源强度的提升,会增加污染物总量,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科技支出水平的提升,则有利于降低污染强度。④ 要进一步降低工业污染,提高环境质量,既要充分重视工业污染的空间交互作用,加强地区间联防联控,同时也要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工艺高级化,加大科技投入,控制能源强度,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制定差异化工业污染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