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拆迁安置中假离婚现象的成因、危害及对策分析

当前,在房屋拆迁安置中通过假离婚等途径骗取动迁补偿安置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争取更多的补偿款及安置还房面积,村民集体假离婚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文章通过几起典型村民集体假离婚案例,剖析了拆迁安置中假离婚现象的成因及危害,提出了杜绝此类现象的对策。     

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

基于2017年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探讨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四类农民工家庭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结果表明：(1)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有工厂宿舍区、城中村、老街区、保障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5种类型,其中以选择城中村为主,五类社区选择比例最高的农民工家庭分别是未育夫妻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家庭、未婚者与父母家庭、空巢家庭;(2)居住在老街区的农民工整体社会融合最高,其次是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工厂宿舍区;(3)老街区的文化和心理融合最高,商品房社区的经济融合较高,保障房社区的心理融合较高,工厂宿舍区和城中村的经济、心理融合较低,社交融合在五类社区中的差异较小。最后,提出以社区为单位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策略。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运行机制及补偿效应分析

在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保险+社会保障+实物技术货币一体化的区内经济补偿机制"和"基于上级政府调控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协商机制",并对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方式、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概念、类型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农户问卷调查,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1)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而构建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则是抑制耕地非农化的根本途径.(2)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体系由区内经济补偿和区际经济补偿共同组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方式、补偿标准是影响其补偿效应的重要因素.     

城中村可持续更新路径探索 ——以长沙后湖黄鹤村为例

城中村更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拆迁重建,另一种是就地整改;两种方式均难以满足城市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元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成为制约城市更新进程与效果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引入可持续性科学理论,并借鉴管理学中"对象-主体-过程"的三维分析框架,以社区及单个项目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构建了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模式的研究框架...     

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社会贫困的测度差异与成因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 大典型地域、6 个代表城市、3 类邻里的1809 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13 个相关指标, 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 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6 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 大类邻里中, 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 内城居住区次之, 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 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 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 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 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国土部:农民房屋征地拆迁将单独补偿

从国土资源部了解到,《土地管理法》修订中有关重点制度设计的工作正在抓紧推进,将围绕征地制度改革,重点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解决被征地农民发展权问题。将保障被征地农民居住水平有改善,对农民房屋拆迁不再简单地按附着物补偿,要单独给予补偿。为被征地农民留足发展机会资源     

能源开发区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以榆林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有助于客观评价生态补偿效果。该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于农户生计视角,选择榆林市为研究区域,定量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现状,并探讨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榆林市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水平较高,但不同能源开发类型区存在一定差异性,煤炭资源开发区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均高于油气资源开发区相应资本水平;资金补偿、物质补偿、政策补偿这3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均为正向,t检验结果显示在5%水平上显著;生态补偿方式的交互作用对农户生计策略正向影响作用显著,农户也容易接受生态补偿组合方式。针对不同类型能源开发区,应选择适当的组合补偿方式,通过多样化手段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建立能源开发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三峡库区外迁农村移民适应性研究——基于9个省份983户移民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方法分析了移民家庭决策者(即户主)个人特征、移民家庭特征、移民安置地社会关系和移民政策等相关因素对移民安置地适应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家庭决策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迁出人口数量、主要收入来源和人均收入等家庭特征,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程度、与当地人通婚情况等社会关系特征,安置地区、安置区位、安置方式、后期扶持、职业培训等移民政策因素是影响移民适应性的显著因素。未来移民安稳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从优先加强对移民家庭户主的教育和职业能力提升、实现移民家庭的整体搬迁、积极引导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融,把优于迁出地社会经济水平的地区或区位作为移出安置区(点)、在安置方式上更加倾向于移民意愿、强化移民后期扶持的落实等方面着手。     

和林格尔县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利修法创新研究

2015年和林格尔县作为试点,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利修法创新研究至关重要,是我们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征地改革的一个难点。本文基于对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的理论研究,以及进行国内外法律法规比较分析,对理论概念的梳理和改革实践过程中的问题研究。提出了比较全面完善的关于我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的方案,对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提出了几点利修法建议:1明确裁决决定的效力2对征地补偿标准做出明确规定3让仲裁机构发挥作用4将决裁制度规范统一,以用于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的试行制度。     

土地利用视角下的轨道站点客流预测——以深圳市为例

从土地利用视角分析轨道站点客流的影响因素,基于直接估计模型,选择不同类型用地楼板面积、公交线路数量、站点中心性、站点可达性4个变量建立非线性回归函数,分析不同类型用地客流生成率与站点可达性之间的衰减规律。结果表明：① 相比于线性衰减规律,客流生成率随站点可达性的降低更符合指数衰减规律,用地距离地铁站0~0.5 km时客流生成率下降最快。② 单位面积各类用地客流生成率由大到小依次为：交通用地>办公用地>商业用地≈城中村>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其他用地。③ 客流生成率受站点可达性影响强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商业用地>办公用地>交通用地>其他用地>居住用地>城中村>工业用地。     

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剥夺式重构研究——基于南京10843份拆迁安置数据

采用南京内城区2001-2011 年期间10843 户贫困家庭的拆迁安置数据,探讨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格局及其重构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与空间聚类等研究方法,对城市拆迁发生前内城区22 个街道的贫困家庭分布格局分析发现:① 样本贫困群体在街道尺度上社会经济属性相对均质,主要贫困属性因子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强;② 内城区户籍贫困空间格局具有良好的历史延续性,总体上呈分散布局并遵循着自然渐进式的空间演化模式;③ 拆迁安置导致内城区贫困空间发生由中心至边缘、由分散到集中的重构,而且这种贫困空间边缘化过程具有强烈的不可逆性;④ 贫困家庭的物质居住条件通过拆迁安置得以改善,代价是因搬离内城而远离商业区、重点中小学、三甲医院和地铁站点等城市优质公共资源。内城区贫困空间剥夺式重构过程中,城市优势区位的丧失有可能导致贫困家庭的交通、就业与生活成本增加,向上流动机会减少。     

ICT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就业迁移空间的影响——以北京5个城中村调查为例

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发展迅速,对居民的社会经济活动、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问卷调查、微信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北京5个典型城中村,利用多元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迁移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住房市场非正规化从信息源头切断了居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住房信息的渠道,加上城中村居民选择新住所具有就业导向和以地缘—血缘为纽带聚集的特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的居住迁移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受“就业锚点”、“距离衰减定律”和非正规就业影响,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近距离就业迁移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城中村居民能通过招聘网站、社交网络等网络渠道获取就业信息,ICT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就业空间选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时空制约。本文加深了关于ICT对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影响、技术进步与社会平等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     

广州市三类社区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三种不同类型居住区即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情况,利用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和居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受社区归属感、住房所有权、设施完善程度影响较大,且与在本居住区居住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迁居意愿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居住区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传统老城区家庭总月收入越低,居民对现住房越满意,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城中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其中社区归属感越强烈,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意愿受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的迁居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并未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复杂的住房构成和住房市场机制相关。     

云南大型水电工程后靠移民区耕地利用存在问题及对策—以漫湾电站为例

国家拟在澜沧江、金沙江、怒江干流上建多个大型水电站,届时云南省将因此产生水电工程移民约45万人.后靠移民是目前电站移民安置中采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漫湾电站后靠安置移民区的耕地结构、空间分布及坡度等条件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后靠安置移民区内耕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并建议在今后云南省大型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过程中注重耕地补偿的"保质保量"、移民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安置规划的"以移民为本".     

休耕政策的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甘肃省环县为例

选取休耕试点区域之一的甘肃省环县为研究区域,将339户休耕户作为样本数据,通过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等方式,了解休耕户对现行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并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其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88.5%的受访农户对休耕政策持满意和非常满意态度;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的休耕农户比其他休耕农户对休耕的满意度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休耕补偿标准满意度越高、对休耕必要性认识程度越深的农户,对休耕政策的满意度越高;休耕宣传越到位,农户对休耕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在不同的补偿方式中,对货币补偿方式的满意度最高。研究休耕农户对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可为完善我国休耕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比较分析

水库移民的安置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安置方式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目前中国水库移民安置的重点是农村移民,利用文献综述法和实证研究对中国各地典型的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各种方式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可能适用的时期、地区和人群。在此基础上,根据移民安置方式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加速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为农村移民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选择合理的安置方式提供参考。     

中国生态补偿的现状与趋势（英文）

生态补偿的内涵在国际上指的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在国内一般被认为是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对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确保生态服务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生态补偿的财税机制主要包括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模式三大类。通过总结我国生态补偿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等构成的生态补偿制度框架。在该制度框架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利益调节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生态环境保护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今后生态补偿的发展趋势有:(1)生态补偿投入力度的增强;(2)政府责任的强化;(3)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发展;(4)制度体系建立。     

基于农户调查的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地流转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农地流转是农户具有方向性选择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按流转方向可分为转入与转出.为探讨不同流转方向的农户农地流转特征差异,以广州市番禺区467户农户调研数据为例,分析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特征,并探讨不同流转方向下的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番禺区农地流转的特征在不同流转方向下具有一定差异,其中转出率高于转入率,转入规模大于转出规模,北部的转入和转出率均稍高于南部,但在流转价格、流转年限、契约方式、流转难易及交易时间等方面则差异不显著。②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转入模型回归效果比转出模型回归效果好,其中流转方式及流转花费时间两个因子在不同模型中的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农地流转由于存在转入与转出方向的不同,流转特征会存在一定差异,开展该方面的研究应区别对待。     

城中村改造中的主体利益分析与应对措施——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加快城中村改造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城市化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动力的角度分析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对城中村改造各参与主体在改造的制度选择中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的发展权属收益成为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博弈的关键;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城中村改造的首要前提;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城中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中村改造的根本保证。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以深圳市为例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在快速城市化地区普遍存在。以深圳市为例,在梳理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对策。研究发现,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发展是政策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各种动力的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