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餐馆中的主客角色冲突 ——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文章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的2个纳西族民族餐馆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进行质性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互动过程中存在多种角色冲突。除东道主和游客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现象外,双方之间还存在2种角色间冲突的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及形成机制——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式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查。通过质性+空间的混合分析方法探讨了居民感知冲突的类型、空间响应分布及其形成机制,旨在为自然保护地的冲突管理提供参考,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结果显示：① 社区居民感知有7种冲突类型,分别为生计保障不足、活动空间压缩、政策措施缺位、情感支持弱化、日常生活不便、环境质量降低和生产经营矛盾,前5种冲突总占比达76.4%,构成了当地的主要冲突;②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居民对冲突关注度和不满意程度的共同反映,总体上呈现出高值区相对独立、低值区连片分布的空间格局,响应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较高的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③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现象,其中旅游开发程度和生计策略的影响较大,交通出行管理、居住区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房屋修建管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体反映了邛海生态建设、旅游开发、政策与制度安排、社会经济等基本情况,分别为冲突响应提供了原始动力、外部推动力、结构性动力和社会性动力。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旅游开发下的文化遗产旅游地无锡惠山古镇经历着"地方传统"和"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文献信息分析法,对空间生产、认同及其在古镇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梳理;采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话语分析法以及影视人类学摄影法对古镇物理、社会和文化多维空间的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多元主体认同倾向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这场空间转变过程中,古镇物理空间出现资本的空间化形态,社会空间呈现非共同体化、联接业缘化、流动性增强、主体泛化下功能和交往的社会性,文化空间出现混合文化嵌套并存结构。针对多维空间的生产,居民、社会精英和部分游客表现出人本主义认同倾向,侧重主观性构建内生认同;空间开发主导者、开发商和另一部分游客出现结构主义认同倾向,侧重从一种再生产视角观察问题,强调以过程和建构为主。在对社区居民调研中发现,居民对旅游开发表达出"不要无感增长,需要有感发展"的认同倾向,根本上反映了旅游开发成果能否反馈于居民并能共同分享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认同从根本上说是关涉文化的,而文化总是表现出流变性,如何使生产出来的文化既开放又多元,既让居民和游客无感疑惑,又不心生迷惘,需要保持古镇先进文化的独立性、传承性和生产的方向性,积极营造"第三空间"之上的文化平衡。     

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跨境生活空间形成——以中英街地区为例

以深港边境中英街地区为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探讨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边境生活空间形成、居民自下而上的再边界化、以及居民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对边界的再定义过程。研究指出,中英街地区的生活空间形成是在边界效应下,边境居民对边境两侧管理差异的不断适应、调试、乃至主动运用的空间构建过程。边境管理者、居民、游客和水客等多方力量在此过程中互动角力,而中英街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正是这一互动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边境居民从被动的边界适应到主动的边界效应利用,体现了一国两制下居民的生活空间战略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对边界及边境地区生活空间形成的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于亚洲的边界和边境地区空间形成的理解,也对当下的边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     

基于休憩行为的"东道主/游客"二元关系研究——以黄山市屯溪区为例

基于游客与居民休憩的态度和行为,以黄山市屯溪区为例,通过实地的问卷和访谈调查,对当地的游客与居民休憩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对当地的休憩行为做了"东道主/游客"二元关系的探讨,经比较研究发现:居民在主客交往中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交往的意愿非常强烈,而游客却略显被动,交往的意愿不太强烈,并且有所顾虑.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在空间与旅游地空间的相关研究中,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本文试图转向微观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核心区马降龙村为例,运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探索由旅游发展所推动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现象与特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性的表征空间表现出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现阶段,低度开发水平下居民与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的对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看来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性,以及对土地的掌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而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最终将在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中形成.旅游发展中居民扮演的角色影响其协商能力,造成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意义.旅游社区空间活力最终在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激发,这一过程始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北京市游客与居民签到差异研究

城市空间分异研究对城市规划、旅游地资源配置、公共交通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16年北京市核心六区微博签到数据,根据游客和当地居民签到行为差异,依据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和签到比率特征,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游客与当地居民进行分类,利用局部莫兰指数和基于签到POI类型的层次聚类法实现细粒度的签到聚集区类型识别,并探究两类人群签到聚集区空间分布与签到类型的差异。结果表明:该文分类模型各项评价指标均在0.9以上,较前人分类结果有较大提升;基于该分类模型所得游客和居民社交媒体签到特征差异显著,游客签到主要集中在故宫周边,以风景名胜、体育休闲和餐饮服务类型为主,居民签到较分散且科教文化服务、商务住宅类型突出,同时发现“菖蒲河公园”等居民签到多而游客签到少的显著差异地区。利用社交媒体数据进行人群异质性角度下的空间分异研究,有助于准确捕捉不同人群在城市中的活动类型、特征并探究城市内部活动规律。     

基于休憩行为的“东道主/游客”二元关系研究——以黄山市屯溪区为例

基于游客与居民休憩的态度和行为,以黄山市屯溪区为例,通过实地的问卷和访谈调查,对当地的游客与居民休憩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对当地的休憩行为做了"东道主/游客"二元关系的探讨,经比较研究发现:居民在主客交往中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交往的意愿非常强烈,而游客却略显被动,交往的意愿不太强烈,并且有所顾虑.     

基于居民空间利益分析的社区型景区提升策略——行为视角与鼓浪屿案例研究

从社区型景区的特殊性出发,以鼓浪屿为例,基于行为视角进行居民空间利益分析。运用人口密度的声波叠加、衰减模型和社会调研等定量分析方法,从居民的活动空间分布、居民与旅游者的冲突空间分布以及居民的空间意象3个角度分析居民空间利益冲突、利益需求和利益协调。结果显示,社区型景区居民空间利益主要体现在居住活动空间、冲突空间和意象空间三方面,并依此提出居民视角的空间提升方案:将"居住空间内-高冲突-高意象"的区域划为优先提升区、"居住空间内-高冲突-低意象"和"居住空间内-低冲突-高意象"区域划为重点提升区、"居住空间内-低冲突-低意象"和"居住空间外-高意象"划为一般提升区。对比评估政府视角规划方案表明,基于政府视角的调控并未充分考虑居民视角的空间利益分布。建议在当前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背景下,政府应重视居民视角的利益分析和实施,对不同空间区域采取不同的提升措施;加强社区建设与人文延续;进一步合理控制游客容量,采取适当措施分散游客,提升社区型景区的宜居性。     

大理洱海旅游环境治理事件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

以大理洱海环境治理事件为典型案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等质性方法,从环境正义视角切入分析洱海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议题。研究发现,洱海的环境治理是一种以环境名义开展地社会治理与目的地管理过程,逐渐从治理水环境延伸至环境、民生、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洱海治理隐含权力张力与利益冲突,本地村民、旅游经营者及地方基层政府三方基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原则,围绕“情、理、法”逻辑进行利益博弈与协商;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应置于乡村与社会治理框架体系下进行,关照民生与发展。环境正义理论可解释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与冲突现象,为揭示环境治理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问题提供独特视角。     

基于GPS数据的海岛型目的地游客时空行为相似性研究————以山东长岛为例

通过爬取GPS轨迹记录平台的轨迹数据,采用季节强度指数、核密度分析、近邻分析等方法对山东长岛游客时空行为进行相似性探讨,研究表明：① 年内,在气候要素影响下,海岛型目的地季节强度指数更高;日内,轨迹数量的“双峰”结构和轨迹长度的“三峰”结构都表明游客出行时间和轨迹长度有强相似性和集中性,且行程结束时间相对更晚;② 空间上,交通的不可直达性和时间的限制性造成游客在岛屿选择上高度集中,空间轨迹相似度很高,呈现典型的“轴状”和“环状”集聚结构,“向海”和“亲海”特征突出;③ 游客在海岛上的流动形成典型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重要节点对旅游流网络的控制作用明显;④ 与其他类型目的地相比,景区的核心作用在海岛上不够突出,受景区进入率不高的影响,游客在旺季期间与本地居民在公共交通设施和公共休闲空间的使用上重叠率较高,是造成旅游旺季部分路段和休闲空间过度拥挤的核心原因。     

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为例

探究居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者的角色认同是否影响其参与旅游,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角色认同理论,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利用时间日志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获取当地居民时间利用数据,并从时间利用视角出发就居民角色认同对其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质性探讨,以期深度挖掘居民的态度和心理感知。结果表明:居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者,其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具有一定的影响。以居民角色认同程度和旅游参与程度作为分类变量加以交互组合,形成4种常见的旅游社区参与类型,即高角色认同-深度参与旅游型居民、高角色认同-浅度(未)参与旅游型居民、低角色认同-浅度(未)参与旅游型居民、低角色认同-深度参与旅游型居民。从而针对不同类型居民,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参与和遗产保护的可行性建议。     

旅游社区多群体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以西安汤峪镇为例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社区逐步成为多群体竞争与冲突的场所,其内部多群体的态度差异成为指示社区冲突的重要指标。本文以西安汤峪镇为例,采用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和半结构访谈方法对当地居民、度假购房业主和游客3类群体的旅游开发态度和景观价值感知进行调查,最终获得315套访谈表与填图,共提取空间信息点5518个。基于对Brown等土地利用冲突倾向指标模型的修订,并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旅游社区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结论显示：① 旅游开发态度及其差异具有明显的地点指向性,并与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相关联。旅游开发冲突倾向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斑状格局,高值集中于社区旅游开发核心区域,且强度由开发的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减弱;② 潜在冲突地点的形成既有传统冲突因素的影响,又有特殊空间因素的作用,旅游开发要素的空间结构、多人群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社区旅游发展阶段和相关人群的涉入程度都会影响冲突空间的形成;③ 参与式制图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能够帮助获得多人群主观数据,为认识态度和旅游开发冲突的空间特征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历史街区更新驱动下的旅游绅士化研究 ——以佛山岭南天地为例

综合采用质性和定量方法,从社会阶层、物质环境和消费方式等层面研究佛山岭南天地的旅游绅士化现象,并分析原住民在绅士化过程中的情感特征。结果发现,物质环境改造加速了地方社会阶层的更替,原住民大多被游客、中产阶级和房产投资者所替代,空间利用方式呈现出高度商业化特征。旅游绅士化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的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却衍生出阶层更替、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等副产品,使传统的本地化生活空间转变为“资本空间”与“消费空间”。城市历史街区改造不同于一般城市更新,街区更新应以地方性为落脚点,尊重原住民的情感与历史记忆,不应简单通过商业化手段推进历史街区更新。     

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与居民幸福感——对江郎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主客互动理论,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遗产地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回答拥有地方性知识能否促进当地居民获得幸福感及如何促进幸福感获取的问题。研究表明,知识越丰富的旅游地居民越容易获得生活、工作、心理与人际等方面的幸福感,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对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且证明了主客互动能够在地方性知识与幸福感之间搭建桥梁,发挥中介的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居民幸福感形成中的作用,且从主客互动的视角解释了地方性知识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理;实践上,强调培养地方性知识和提高主客互动质量在提升遗产地居民幸福感中的重要性。     

中国中心城市旅游出行的空间分布规律与结构图谱研究

通过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旅游出行大数据,应用基于O-D联系的ArcGIS空间分析和Gephi网络分析,深入挖掘旅游数字足迹所蕴涵的“位空间”与“流空间”信息,全景式解析中国旅游出行的空间分布规律与结构特征。研究显示,全国旅游出行的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菱形”空间架构。全国旅游出行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国家主要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在旅游出行方面拥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据旅游出行强度指标,并综合考虑地理区位、空间联系、职能定位等因素,将中心城市按旅游出行能力划分为国家综合中心、国家门户中心、区域中心、省域中心、地方中心5个等级体系,旅游出行的城市等级规模递增特征极其明显。大数据显示,全国旅游出行的适宜距离为600~2 000 km,最佳出行距离为1 200 km,人均旅游出行距离为1 060 km,不同等级中心城市旅游出行随着空间距离增加总体上呈现波动衰减特征。旅游联系网络分析显示,在区域尺度上,全国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为核心的4个旅游社团联系网络,区域旅游出行“各自为政”,而大空间尺度上旅游出行是“全国一盘棋”。研究通过划分不同空间距离区段,对中心城市旅游出行分布规律及其社团结构进行多尺度、分层次的扫描式空间解构,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和细致的空间刻画与结构图谱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