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基于偏移—份额模型的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化解释

外部环境变化促使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不断演变.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运用改进的偏移—份额模型,将1998-2008年中国地级单元的制造业增长量分解为国家分量、省域分量、行业分量和区位分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政策推动产业增长,促进产业转移;省域政策和邻域的制造业布局影响本地产业结构;行业的要素密集类型和垄断水平导致空间布局差异;区域经济、区域政策以及城市群内部的联系影响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化.进一步选取代表性行业对偏移—份额模型中的行业分量和区位分量的组合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行业特征与区位特征需要相互匹配才能形成合理的城市产业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协调,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亟需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从全国到地市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国家尺度,随着制造业产值提升了10.67倍,制造业UPG指数实现了由5.987到6.225的提升,但金融危机后略有下滑。② 区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递次降低,东北地区在2003年后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底端且在全国地位略有下降。③ 省域尺度,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UPG指数相对较高且成长更快,而中西部尤其是多数边疆省份较低且成长缓慢,甚至下降。④ 市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热点区域由北方传统工业城市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以长三角地区为导向的核心—边缘模式。⑤ 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城市制造业UPG指数提高的重要推手,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和开发区的作用在后期逐渐显著,外资的集聚总体抑制了城市制造业UPG指数的提升,而沿海三大核心城市群的作用尚不显著。     

百种产品世界第一

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在国际上逐渐崛起。 这100多种产品,囊括了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等十多个行业。家电制造业中,2001年彩电的产量为3 936万台,世界份额为29％;洗衣机产量为1 443万台,世界份额为24％。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话机年产9 598万台,世界份额为50％;显示器年产4.590万台,世界份额为42％。纺织产业以丝为代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中国省域产业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区域关联的视角,构建了省域生态补偿框架。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在201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以2010年统计数据为例,对中国省域间产业的土地资源占用量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林牧渔业大多属于被占用型产业,农业的发展应得到补偿;②工业属于占用型产业,应付出一定的生态资源补偿费;③建筑业在消费、投资情境下,属于占用型产业;在出口情境下,省域差异较大;④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在消费和投资情境下,大多为占用型产业;而在出口情境下,省域差异较大;⑤批发零售业大多为占用型产业,应该承担生态补偿的责任;⑥其他服务业在消费情景下,大多为占用型产业;而出口和投资情景下,则大多为被占用型产业。最后,从加强产业生态补偿的立法、完善产业生态补偿的税收手段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韧性空间差异性研究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区域出口韧性表现出危机第一阶段(2008—2009年)的抵抗力、危机第二阶段(2009—2011年)的恢复力、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论文构建了区域-产品层面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指标,通过区域出口贸易额、产品结构等不同层面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各区域抵抗力、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实证研究表明：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不仅在短期可以增强区域产品的抵抗力,在长期还可以提高区域产品的恢复力并且助推区域产品实现结构升级;应急型税收政策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危机冲击,但其影响范围及作用时间均是有限的;外企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对区域产品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但加工贸易方式推动了区域产品在危机中的结构升级。     

1996-2011 年南非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变特征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投资目的地与经贸合作伙伴, 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南非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对开展中南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南非历年来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不均衡指数、人口重心模型和偏移—分享模型, 分析了南非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南非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 呈现出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和港口城市为中心的“多核心”集聚的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人口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区和沿海港口城市, 低密度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变化趋势上来看, 1996-2011 年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不断加强, 人口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偏移—分享分析表明, 南非人口增长速度先后经历了从1996-2001 年快速增长到2001-2007 年缓慢增长, 再到2007-2011 年高速增长的“高—低—高”增长阶段;省域层面上看, 豪登省和西开普省一直是南非人口集聚较强地区。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山东省制造业时空分异研究

利用2003~2014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制造业27个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东省制造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探讨了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山东省制造业份额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先东部集聚后向中西部扩散的规律。以2007年为转折点,制造业呈现东部沿海转出、内陆转入的特点,鲁北地区成为份额增长最快的区域。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市场规模、交通基础设施、产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制造业份额。因此,应该从地区关联的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发展规律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城镇化水平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1 年中国省区面板数据,聚焦于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是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以中国各省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份额反映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当城镇化水平超过36.26%后,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再推动制造业份额上升,反而会导致其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3 种类型制造业在空间分布、份额变化和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性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并印证了制造业内部存在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的基本规律。此外,交通设施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也会对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度制造业统计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00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空间格局、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转移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和空间区域具有明显差异,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区域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空间还十分有限,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仍是“中间低、周边高”的格局,但是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迁入人口份额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     

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出口大幅度下降。因而,定量研究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对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方法,计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对欧、美、日的商品出口对各自产业增加值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对欧、美、日出口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沿海地区。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中国“出口世界工厂”的效率格局演变

中国制造业已形成了工业制成品和加工贸易出口为主的“世界工厂”模式,该种模式的特征为依托低廉劳动力、附加值低的粗放型增长。选取2000~2013年中国出口世界工厂模式的资源、人力、资本投入及出口、经济和环境产出指标,对全国及分省的出口世界工厂模式效率进行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测度。结果发现,2000~2013年,全国及分省的出口世界工厂模式效率整体有所提高,但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后效率出现了波动。非DEA有效的年份及区域,其成因主要包括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的投入冗余;加工出口、环境产出冗余。未来随着世界市场低迷、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加工产品出口的世界工厂模式亟需转型。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包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等。     

地方集群网络、信息溢出效应与中国ICT产品出口地理网络扩张

研究中国ICT产品的出口贸易扩张有助于理解“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国际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相互作用。本文构建地方集群网络和信息溢出效应促进产品出口扩张的机制分析框架,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库数据,探究中国ICT产品出口地理网络扩张机制。研究发现： ①中国ICT产品出口源地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出口目的地扩张重点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②中东部省份出口到东亚和北美、西部省份出口到北美和西欧的贸易扩张较为显著。③面板Probit模型分析表明,地方集群网络和信息溢出效应能够增加出口源地-目的地层面ICT产品出口额,提升出口专业化程度。     

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利用2002、2007和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这3个年份中国八大区域出口增加值进行测算,揭示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和经济贡献率格局,并探讨了格局演变的趋势特征和主要原因。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在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贡献率指标上都存在东中西部的梯度差异;2002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快速增长,在全国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由2002年的14.6%增长到2010年的23.2%,改变了其分布格局;在区域政策和要素成本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中部与西南地区在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加快,而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在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放缓,推动了分布格局的演变。最后为区域出口增加值的提质增效提出了几点建议。     

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西北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共享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带来了重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内陆省份对外贸易的地理空间转向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法、RCA指数,分析了甘肃省出口贸易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并通过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对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21世纪以来,甘肃省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和份额发生了较大的空间转向,主要在“一路”和“一带”东、西两个方向呈现波动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态势日趋显现;（2）金融危机前后两阶段各产业RCA指数走势分化明显,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成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3）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双边经济规模、华人数量对于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人口数量呈负向作用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时空演化与出口增衰机制

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出口数据研究分析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地理格局演变.研究发现,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在数量和出口贸易额呈现增长的趋势,出口产品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存在从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由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逐渐扩散的特征,外...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