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测算及演化格局研究

东北三省养育了全国8%的人口,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不断外迁和流出,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200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统计资料,系统地测算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量,从省级和县市2个空间尺度分析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演化格局。主要结论包括：① 2000~2015年,东北三省人口出现持续流失,并且不断加剧。② 东北三省并不是中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区。③ 东北三省内部出现较多人口流失的县市,空间范围呈现扩张。④ 经济动能不足是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⑤ 东北三省人口发展的真正问题不在数量,而在人口质量和结构,包括人才流失严重、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空间结构高度极化等。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地级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呈东高西低的显著分割线,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最初自西向东阶梯上升的空间格局逐渐模糊;② 各地级单元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相似值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西南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和珠三角部分地区,10 a间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特征减弱;③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是由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人口因素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对此,分别从人口和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建议。     

东北三省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空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预测

使用DEA-Malmquist方法在对比1994~2013年间中国东北三省、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创新全要素生产率（TFP）时空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了东北三省内部创新TFP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PVAR模型对东北三省创新TFP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① 从空间格局上看东北三省创新TFP增速略高于西部地区,但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② 东北三省创新TFP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在东北三省内部吉林省创新TFP的增长最快,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纯效率变化,其次为技术进步;而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创新TFP的动力主要是技术进步;③ 预测显示东北三省创新TFP增长幅度未来会逐渐放缓,其增长的主要动力将会由技术进步转变为规模效率的改进。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技术,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特征展开研究。主要发现：①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南北方向上的分异比东西方向大;②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属于随机分布,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位于高-高集聚区,哈尔滨市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③ 个体因素方面,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婚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④ 经济特征方面,收入与住房支出分别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⑤ 社会因素方面,流入时间越长、职业类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人员”、就业身份为雇主、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

构建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网络,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及空间滤波等方法分析该网络的空间格局和驱动力。主要发现：① 户籍迁移意愿网络呈现出集聚的空间格局,排序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流主要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② 户籍吸引力及户籍流出分别呈现出随机及集聚的空间格局,户籍流出热点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冷点区为中东部地区。③ 迁入地人口、FDI、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户籍迁移意愿。流动人口个体、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及迁移原因等同样与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紧密。     

沿海生态地区空间均衡内涵界定与状态评估——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

以沿海生态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运用组合类型方法测度空间均衡状态,得出以下结论：①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强度呈现中部和东翼高、西翼低的空间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呈现由东翼向西翼递减的空间格局;② 开发不足型、均衡型、过度开发型区域并存,东翼多为均衡型区域,中部和西翼多为过度开发区域,西翼偏北地区多为开发不足区域;③ 区域本底条件、区域发展阶段、产业集聚状态、空间集约程度、管控制度设计、区际关系结构等是影响空间均衡的重要因素。     

中国空气质量时空变化特征

基于2015年中国343个地区空气质量指数（AQI）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全国及陆地表层系统九大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全国及九大区域空气质量春季较差、夏秋优良、冬季最差,AQI季节均值呈现“U”形变化特征。② 全 国及九大区域AQI月均值变化趋势呈现“L”形特征。③ 全国及九大区域AQI日均值变化趋势呈现周期性W~脉冲型波动规律。④ “高污染”和“低污染”区域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南北分异格局。⑤ 九大区域首要污染物频次结构差异明显,频次最高的首要污染物PM_2.5或者PM₁₀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分异格局。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中国省际市场分割程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省级市场分割综合指数,揭示区域市场分割时空格局及演变规律,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省际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国市场分割程度总体波动式减小,市场分割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趋势;② 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集聚现象越发明显;③ 国有经济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本地区市场分割过程,而城镇化进程、财政支出、对外贸易、技术差距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助于消除本地区市场分割。     

豫皖湘赣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空间格局的变化及趋势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贸易额连创新高,空间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从有形货物的出口、进口及进出口三个方面出发,收集整理1990-2010年中国大陆对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基本数据,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基于重要对外贸易伙伴和13个区域经济地理板块,系统揭示了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空间格局变化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了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趋势。文章研究结果对全面认识我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正确制定对外贸易的有关决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ICT对外贸易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近年来,我国ICT产业频频出现了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现象,由此有必要对我国ICT产品对外贸易的时空格局和演变进行研究。选取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8年的ICT产品贸易数据,从ICT总产品和分产品的进出口两个方面分析中国ICT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格局看,我国ICT的进出口贸易均为快速发展,但出口贸易发展快于进口;进口结构中以电子元件为主,出口结构中逐渐以通信设备为主。②从空间格局看,中国ICT贸易伙伴逐年增加,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且近20年变化不大,ICT进口来源国（地区）更为集中,我国与20个贸易伙伴交往较为密切;与进口相比,我国ICT出口国（地区）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30个国家或地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ICT贸易以及数字经济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多投入-多产出”出口效率测度模型,探讨了2001—2019年中国对49个主要贸易伙伴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整体呈增长趋势,国别间差距逐渐缩小。②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空间格局明显存在空间集聚特征,高-高型国家集聚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并向西蔓延,而低-低型国家分布范围逐年缩小。③ 双边贸易关系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对贸易互竞国家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效率要比其对贸易互补国家的出口效率低0.017%,而对贸易互竞国家的邻近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要比其对贸易互补国家的邻近国出口效率高0.088%。④ 管制性制度差异对出口效率存在直接促进作用,而经济自由度差异对出口效率整体上有阻滞（负溢出）作用。     

国内产业转移背景下重庆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

在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重庆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并取得突破,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本文搜集整理2008～2012年海关统计数据,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9.3）对重庆市对外贸易伙伴的空间分布格局、商品构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2008年以来重庆进出口商品总量增长迅速,出口集中度逐年提高,而进口集中度逐年降低;②进口贸易伙伴集中分布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贸易伙伴的分布重心向东南亚倾斜。进口商品集中于电子信息产品及机械设备;③出口贸易伙伴分布更加集中于北美洲与欧洲。出口商品以计算机与通信产品、机械设备为主。其中,计算机类电子信息产品已经超过传统汽车、摩托车等产品而位居首位。最后对重庆市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中国西部地区贸易格局与贸易结构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更为其提供了绝好机遇。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和出口相似度指数等方法,从空间结构和产品结构刻画西部地区外贸格局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① 西部地区形成以重庆、四川为核心,广西、云南、新疆三大边疆省份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格局;② 外贸规模最大的是美国等传统贸易大国和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出口国,外贸依存关系最密切的是周边国家和非洲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③ 外贸结构趋于优化,机电设备等产品出口比重提高,但具有强竞争优势的仍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④ 呈现结构相近的两大出口组团和三大进口组团,其中四川和重庆外贸结构较优,以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电气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为主。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

选取UN Comtrade 2000年—2016年中国与南亚各国相关贸易数据,从中国与南亚的贸易现状入手,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HM指数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①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②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③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一直以印度为主,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辅;④中国出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在缩小,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⑤中国进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较大,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⑥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势,而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多呈下降态势。     

全球价值链下区域分工地位与产业升级对策研究——以东北三省为例

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在测算出国家层面的各产业GVC分工地位指数的基础上,引入东北三省内的地区和产业差异因素,估算出东北三省工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发现,整体上东北三省采矿业等基础工业贸易增值量较大,但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低端锁定威胁;而其制造工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较低,对外贸易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比较劣势,并且这一劣势还存在恶化倾向。就各省来看,基础工业方面,辽宁省在采矿业上的比较劣势相对较小,黑龙江省在采矿业上存在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低端锁定风险,而在制造业上吉林省的比较劣势较大。因此,东北三省要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转变传统的产业发展和外贸理念,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将高新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生产相结合,发展新型工业化模式,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走创新驱动的集约化发展道路。     

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其空间特征

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结合东北地区的区域特色,构建有效性、稳定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6个维度的34项具体指标,测度其发展现状及空间差异。研究发现：大连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等副省级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位居前列;高质量发展整体呈“南高北低”且沿哈大线形成“隆起带”的基本格局;协调性和持续性水平较高的地市集聚于辽中南和哈长经济区,有效性和创新性水平较高的地市主要分布于哈大交通走廊沿线,稳定性和分享性水平高的地市则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西部和中部;将各地市划分为7种类型,对应不同的发展短板和提升重点。     

COVID-19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COVID-19疫情全球爆发,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在此期间,中国贸易的变化反映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和地方贸易的影响,凸显了中国的贸易韧性。借鉴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开展中国贸易韧性的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利用2020年1—12月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贸易数据,对其贸易的整体状况和贸易韧性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疫情冲击下的中国贸易韧性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根据与2019年同期比较,可将中国贸易韧性变化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2020年1—5月为抵抗期,2020年6—12月为恢复期。② 在疫情影响下,各省份的贸易韧性具有较大差异,贸易抵抗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包括四川、陕西、江西等内陆中西部省份和河北省,较差的区域主要为对外贸易基础较差、疫情严重地区以及边境省份。而贸易恢复性较好的主要为云南、贵州等内陆省份和疫情冲击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③ 疫情冲击下影响中国贸易韧性的因素是多源的,整体来看最大贸易国疫情严重程度、贸易伙伴数量、本地疫情严重程度因子等对贸易抵抗性解释度最高;对贸易恢复性解释度最高的因子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产业状况。除了各维度因子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增强了贸易抵抗性与恢复性的空间分异性。关于中国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对认识特殊事件冲击下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贸易韧性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构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德双边贸易现状及潜力评价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研究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对中德及时调整对外贸易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和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德双边贸易现状,继而用2014年37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数据,从两国GDP、人均GDP、两国首都之间距离、是否加入WTO和是否加入APEC五方面,运用EViews软件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德贸易发展潜力进行预测,得出以下结论:中德双边贸易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中德商品结构有较强的互补性;德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正由弱变强,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有减弱趋势;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值在波动中增大,且大于1.2,属于"潜力再造型",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上升空间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