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学术争鸣

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简称“胡焕庸线”）,被广泛认可和引用,是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高度关注胡焕庸线,并提出了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问题。胡焕庸线因而再度引起争论和热议。据此,组织了一些地理学者围绕该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力图从不同层面展现学者们对胡焕庸线的理解与反思,从而深化胡焕庸线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而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区域实践。     

基于“七普”的“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新态势及影响因素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出现了新态势。本文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依据地级尺度划定的“准胡焕庸线”,分析2010—202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模式的新特征,并探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胡焕庸线”依然稳定,2020年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比为93.5∶6.5;② 西北半壁人口份额仍然微增,但是增幅较之前明显下降; ③ 2010—2020年西北半壁人口集中化指数由降转增,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的人口分布集中化程度均有所提升;④ 东南半壁人口集疏分化不断强化,2010—2020年人口负增长区的面积占比已达54.22%,超过人口正增长区;西北半壁人口集疏的马太效应特征愈发明显,人口负增长区占比也已升至26.15%;⑤ 省会首府人口增长优势愈发突出,且西北半壁比东南半壁更为明显;⑥ 经济发展水平、城区人口规模等级、行政区划等级等因素与区域人口变动显著相关;西北半壁行政区划等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尤为突出。综合来看,西北半壁已经出现与东南半壁相似的人口集疏过程,人口集疏模式已突破了“胡焕庸线”。中国即将迎来人口总量拐点,人口城镇化进程逐步减速,密切关注“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对推动全国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

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向社会和科学界提出了关于"胡焕庸线"的问题,很多媒体称之为"总理之问","胡焕庸线"也因此成为时下受到高度关注的一个热词,就此开展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针对这样的认识困境,本文首先梳理了胡焕庸线的由来,是由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提出的背景是当时对国内人口是否过剩的大讨论.基于"一普","五普"和"六普"等人口数据和ArcGIS平台,分析了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规模,比重和密度变化,数据显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迁移并没有改变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据此提出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不会发生变化,胡焕庸线不可破的原因是由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同时,本文认为总理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有解"的,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空间组织,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和更好质量的城镇化,中部亦然.     

基于地理学综合视角的胡焕庸线IPCC复合情景（SSPs-RCPs）模拟和预测

胡焕庸线（简称胡线）是重要的人口分界线,更是一条展现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综合视角下的国情分界线。通过构建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人口潜力模型,结合四组气候系统模式驱动下的作物模型和水文模型,模拟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复合情景下中国未来近期（2030年）和中期（2050年）人口时空变化趋势。发现：① SSPs情景下中国未来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比重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在考虑SSPs-RCPs的复合情景下,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比重的差距比仅考虑SSPs情景时要有所缩小。前者的原因是胡线东侧地区城市规模和等级远高于胡线西侧地区,在中国人口城市化大背景下,胡线东侧人口占比相对提升。而后者原因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胡焕庸线西侧地区的水热条件变化较之东侧有利,从而更进一步提高了人口的环境承载力。②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重的影响要远大于气候变化的影响。③ 从胡焕庸的北、中、南三段区域来探讨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胡线中段区域由于黄河等河流流经区域有较好的水资源条件,有利于推进该区域的城镇化建设,成为人口向胡焕庸线以西迁移的突破口。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

"胡焕庸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发现之一。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胡焕庸线"所表达地理意义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在GIS的支持下,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4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人口时空扩张的识别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数量、集疏格局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2"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正增长优势逐步极化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的集疏模式。主要是由于东南半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3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的人口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分散、少聚居"造成了自然增长优势的不集中。然而均势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带上。4未来时期,"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及集疏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东南半壁应关注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作用,西北半壁应关注将分散的人口增长优势向少数城镇进行集聚,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

胡焕庸线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大发现之一,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特征,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分异性特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尝试解释中国人口分布特征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仍基本保持稳定,但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分界线仍可进一步优化调整;② 胡焕庸线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而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则趋于下降;③ 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尽管总体上,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断增强,但三大阶梯等自然地理本底条件依然对中国人口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规律及“胡焕庸线”思想应用

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全球典型的人口稀疏区之一,但内部人口地域分异明显。通过构建青藏高原乡镇街道尺度的人口空间数据集,系统核算青藏高原人口数量及其空间密度,从经度、纬度、极向和垂直4个维度解析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规律,并基于“胡焕庸线”思想,提出青藏高原的“祁吉线”人口地理划分方案。结论包括：① 青藏高原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南密、西北疏”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距离“寒旱核心区”近疏远密的极向地域分异明显;②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与海拔、土壤、水资源、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本底具有高度耦合关系,自然因素间交互作用加强了人口地域分异;③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可以通过连接祁连县与吉隆县的“祁吉线”体现,两侧地域面积大致相同,但是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比例达到93∶7的悬殊;④ “祁吉线”长期稳定,但是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降,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未来时期,东南半壁依然是青藏高原城镇化及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而西北半壁应当重视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压力的矛盾。     

旅游业发展产业协同与荷兰病效应研究——基于胡焕庸线的思考

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构建旅游业发展的产业结构效应理论分析模型,建立旅游业发展产业协同与荷兰病效应的评价指标,利用Theil指数及嵌套分解分析其时空差异的演变格局。以"胡焕庸线"为地理区域边界、以优秀旅游城市为关键节点,基于2000—2017年中国60个优秀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显示:旅游业发展对第一、二、三产业的产业协同与荷兰病效应同时显著存在,总体上分别表现为荷兰病效应、较差的产业协同效应、较强的产业协同效应;时空演变的总体差异显著,呈现出"平稳递增-快速递减-平稳递减"的变化规律;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产业结构效应空间差异显著,不能有效突破"胡焕庸线"锁定的旅游经济地理格局。     

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

20世纪早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人地关系矛盾空前剧烈,地理学家对于中国人口国情、西北开发及国内移民等关乎国运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孕育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学.1935年胡焕庸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是中国人口地理学走向成熟的标识,文中提出的"瑷珲-腾冲线"即"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胡焕庸线的存在性与稳定性被人...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既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跨学科视野下,围绕城镇化问题的争论和持续研究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产生重要影响,也标志着中国城镇化方向的重大调整。但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认知和理论挖掘仍不充分。本文归纳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简要历程,指出半城镇化、特殊国情、复杂因素及治理体系交织的中国城镇化特征,阐明了中国城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论述作为最显著的人文空间过程的城镇化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意义,并解读了新型城镇化认知与建构的4个方面理论内涵：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伴随结构主义向人本主义发展理念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应逐步实现从“人口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其中有6个关键议题：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城乡综合过程与协同研究、资源环境承载与气候变化适应下的城镇化、多样化区域模式、城镇化人文社会空间效应及机制、大数据与技术方法创新。本文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框架,以期为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对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42个评价指标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与经济城镇化、创新与研发、社会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关系更为密切。对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需要从经济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子系统5个方面入手,加快城镇化步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空间发展态势与优化策略研究

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当前一种宏大的多层次城镇空间组织现象,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在宏观、中观两个层次上,分别运用多情景预测分析、综合分析等方法,构建"区域-城市群"两层级分析框架,系统阐述该框架下不同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态势和模式,并对新型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的优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研究表明:中国区域梯度格局基本保持稳定,逐步面向区域均衡方向发展;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人口流动方面的梯度格局显著,在发展趋势中基本保持稳定,但中西部地区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的后发追赶态势逐步显现。中国的城市群均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整体而言,由东向西城市群的分布密度依次降低、发展规模逐渐减小、发展水平不断下降;从规模体系和空间分布两个维度识别出强核多中心、多核分散、极核集中三种城市群类型,每种类型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和区域分布特征,进而突显出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群实施差异化政策的必要性。     

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本位观察

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实证调查,结合问卷调查、访谈等,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市民化推进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和建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中央、地方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大力改革这些不合时宜的制度,才能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贡献与责任使命

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镇化的进程。近35 a来中国地理学家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推动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率先将Northam提出的城镇化发展三阶段论修正为四阶段论;提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合理进程并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采用;研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区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合理格局;率先研制了城镇化发展质量定量测度方法与系统,为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较早发布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通用模式和差异模式;首次提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与技术图谱。中国地理学家在城镇化这一多学科研究的重大领域中经常扮演着组织者角色,并担当重任,主要是：综合分析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国际经验,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基本规律,辨析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差异模式,揭示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模拟预警城镇化发展的多种情景与风险,选择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可持续之路。今后一段时间内,创新国家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理论,优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揭示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规律,研制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与引导政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使命。     

地理学关于城镇化领域的研究内容框架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到2012年,全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2%,2010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即30 a前相比,全国能源消耗由每年5.7×108t标准煤增加到32.5×108t标准煤,增加的城市人口相当于350个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的规模。     

论《植物地理学》课程的“教与学”

《植物地理学》是自然地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在教与学方面有其独特的一面，教的方面：注重实践 ，图文，影像资料应用较多，采用多媒体教学，必要而有效；学的方面：既要注重与地理学其他学科的联系，也要注重哲学思想的指导。     

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检验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各指数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及其稳健性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案例探讨。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与城镇化效率、城乡协调指数的关系则恰好相反;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规模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但却抑制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整体来看,工业化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土地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理路分析——兼论中国地理学传统的流变

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历程的考察表明其具有一定阶段性--从科学史研究到思想史研究：①20世纪40-80年代主要是科学史研究,建构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经历了梳理知识体系、建构学科体系和彻底重构学科体系三个阶段;②80年代后的思想史研究阶段是对科学史研究的深化,一方面建构了地理学科学方面的思想体系和“元问题”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学思想给予了重新建构和评估。由此同时尝试回答中国地理学传统的流变,大致历程是：①公元前具有关注人文世界和注重考察、研究自然的传统;②公元前后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以关注人文世界为主,考察和研究自然的传统有所弱化;③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地理学传统与欧美地理学传统有深厚渊源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有地理学,其传统与欧美地理学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