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登革热时空传播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着眼于街道等微观尺度,首先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标准差椭圆法,探究登革热时空传播特征;其次结合交叉相关性分析法与地理探测器,分析温度、湿度、气压、用地类型对登革热传播的影响,讨论了不同用地类型交互作用与登革热扩散的关系。研究表明：1）登革热时空传播具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多发生于居住环境较差、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并快速向外扩散;2)登革热发展初期,以输入型病例为主;3）环境较差、老年人口众多、人员构成复杂、交通便捷的老城区是登革热高爆发风险区域;4）温度、湿度、气压对登革热传播存在显著滞后性影响关系,温度、湿度与登革热传播呈正相关关系,气压与登革热传播呈负相关关系;5）居民人口分布与登革热传播关系最为密切,池塘、农田、草地、公共绿地交互地区会增加登革热传播风险。     

广州SARS流行过程的空间模式与分异特征

根据广州市SARS感染者的家庭住址信息进行空间化处理,得到了不同SARS感染人群在空间上的分布,并用数据模型定量表达了广州市SARS疫区的传播中心及其置信范围,结合SARS接收医院中心点的分布及其变化规律,对不同感染人群传播中心的异质性及其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疫情的发展,广州市SARS传播中心具有明显的向SARS接收医院中心点接近的趋势,且变化规律与SARS接收医院中心点的迁移规律大致相同,医院传播对广州市SARS传播过程有重要影响,且经历了由强到弱再到强的变化过程。本文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SARS及其他新型传染病在都市区的空间传播扩散过程,并为公共卫生应急预案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时空变化及其传播风险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一种不感染人的针对猪的强传染病,对养猪业有着致命打击,研究ASF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传播风险分析,便于ASF的预防和控制。从地理学的视角,在对我国ASF疫情时空变化及传播方向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最大熵模型对ASF疫情传播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ASF疫情呈现先增长后快速减少并趋于平稳的趋势,暴发疫情最多的是西南、东北地区,最为集聚的区域为东北地区,传播方向呈现东北方向向东部、南部方向,西南方向向西北方向传播的特征;影响ASF发病的主要因素有公路、河流、人口、养殖密度和第一产业GDP,据此构建ASF疫情风险传播模型,预测出高风险区主要聚集在东北、西南和东南地区。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ASF疫情防控的措施建议。     

北京市甲型H1N1早期流行的特征与时空演变模式

甲型H1N1 正在全球快速传播,中国因人口众多而成为受甲型H1N1 潜在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基于流行病学调查得到的8 月15 日以前的北京市甲型H1N1 病例数据,论文分析了甲型H1N1 的流行病学特征,并探讨了94 起聚集爆发事件的时空演变模式。论文还对比了北京市的甲型H1N1 与2003 年SARS的空间传播网络,结果表明,两次流行事件的空间传播模式具有类似模式,朝阳区-海淀区-城市中心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 是影响北京市疫情发展的关键。在资源有限情况下,重点关注这个三角地带的人群防控对缓减北京市甲型H1N1 疫情会产生更积极的作用。北京市甲型H1N1 的早期防控是有效和及时的。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传播的时空网络与死亡的区域分异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本文从历史医学地理学视角切入,采用历史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对东北大鼠疫的传播网络与死亡分异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东北大鼠疫以满洲里为首发地,蔓延东三省、直隶、山东130个县厅,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北京、保定、烟台、济南为鼠疫传播网络的主要节点;(2)东北大鼠疫流行期从1910年10月25日到1911年4月29日,历时197天,可分为萌芽期、扩张期、衰退期3个阶段,春节前后鼠疫流行最炽;(3)东北大鼠疫主要沿铁路和海路干线传播,传播方式以跨点跳跃式为主,以近邻浸染式为辅;(4)东北大鼠疫死亡6万多人,但死亡的空间分异显著,哈尔滨-长春-沈阳铁路沿线区域是鼠疫死亡的重灾区;(5)东北大鼠疫的死亡分异受地理环境因素制约,寒冷的气候环境、年关的人口流动、快捷的铁路交通都是其重要因素。东北大鼠疫激发了公共卫生意识和疫情防控机制的进步,本文研究结果对于世界历史鼠疫大流行和现代交通方式对疫情传播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以广州为例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广州轨道交通枢纽零售业的特征聚类及时空演变

轨道交通开发与城市商业空间演变的关系是城市交通和商业地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广州市轨道交通投入运营的14个换乘枢纽为研究对象,在对换乘枢纽区位信息和零售商业集聚特征指标提取和计算的基础上,分析换乘枢纽零售商业空间的类型、时空演变的过程及形态特征,探讨城市交通与零售业发展对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商业空间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1广州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商业空间可划分为4个类型:门户型商业中心;区域型商业中心;枢纽型商业中心和社区型商业中心。2换乘枢纽商业空间的演变经历点状、面状和放射状结构三个阶段的发展,轨道交通网络的空间演化与城市新旧商业中心的动态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在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初期,地铁在促进门户型商业中心的繁荣方面表现突出。当轨道交通体系形成后,轨道交通的作用由中心城区逐渐向边缘城区和外围新建城区拓展,在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区域建成新的商业中心并形成消费引导,对区域型商业中心、枢纽型商业中心和社区型商业中心等地铁商业空间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3受交通(规划与建设)、商业(配套与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换乘枢纽商业空间集聚在微观形态上的演变路径可分为商业导向和交通导向两种关系类型,不同类型的枢纽商业空间在交通与商业均衡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分异。4轨道交通与零售商业互动发展对换乘枢纽商业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强化门户型商业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区域型商业中心的服务等级和作用;抑制枢纽型商业中心的多业态组合经营;推进社区型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近30年来绵阳市城市用地扩展模式研究

城市用地扩展不仅是评价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测度指标,也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重要领域之一.本文以多时相、多源空间数据为基础,采用RS专题信息提取与GIS空间叠加分析技术,选择扩展强度指数、紧凑度、分形维数、重心转移指数、扩展方位指数等5个景观结构与变化指标,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科技城绵阳城市用地扩展模式与时空分异...     

时空压缩下的中国乡村空间生产——以广州市域乡村投资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人文地理学者的角色是从空间和区域的角度参与各类乡村振兴实践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指出,“时空压缩”现象加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要消除危机,必须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入手。本文以2015-2017年广州市企业投资中的乡村项目为例,分析哪些项目是消除区域发展两级分化、抵制资本纯粹追逐利润的,从而为政府重点鼓励何类项目提供依据。本文采用经验主义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从空间分布上看,2015-2017年企业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大部分是按照“纯粹”市场原则分布的,即投资项目以近郊为主,高投资额的投资项目也集中在近郊,这种分布是“时空压缩”的结果。②2015-2017年少部分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并非“纯粹”追求利润,它们主要是为改变乡村生活的环境质量,而非生产经营性的、“空间修复”型的项目,更能体现人们对幸福生活本质理解的积极性项目。     

中国模式:转型期混合制度“生产”了城市混合空间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规律:首先,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其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容量概念,并借助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发现边缘区人口密度不断地增加,人居环境容量逐步趋于饱和;第三,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均衡的周期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借鉴Verhulst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揭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规律,可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充实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demand predic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simulation under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China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s relatively high human activity and high carbon emissions. Research 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prediction under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hereafter “dual carbon” goals) is important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is study analyzed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n modified the construction land demand prediction model. Thereafter, an integrated model for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demand prediction and sp...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湖北村＂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三方面特征;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网络,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     

转型期广州市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职住关系是城市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体制改革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特殊,检验不同阶层居民在职住地选择偏好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内部机制。利用广州市入户问卷调查、建成环境和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两步聚类和多项logistic回归,对广州市居民进行阶层划分,对比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住决策时,体制外工薪阶层追求低生活成本,受职住地建成环境影响显著;体制内阶层习惯于传统单位制下社会关系密切的社区,受邻里环境影响显著,还受个人属性影响;无固定工作者决策自由和平衡程度高,受少量建成环境因素影响。研究有助于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制度性机制,为优化居民职住格局提供思路。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     

“学生化”的城中村社区——基于广州下渡村的实证分析

学生化作为绅士化现象的一种类型,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背景下学生群体对于城市空间进行重构的现象。起因于学生群体的居住偏好,以及投资者与房屋所有者的寻租行为,面向学生群体的居住空间开始产生并聚集,形成独特的学生化社区,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基于对学生化现象相关研究的综述,本文对于广州市中山大学邻近的下渡村学...     

基于广州实证的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住房权问题

社会公正是当前地理学的一个热点也是传统研究课题。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公正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案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住房拥有率及人均住房面积均大幅度提高。然而在住房分配的过程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区别平均和公正,如何看待中国住房改革中的社会公平与不公共存的现象,是了解中国新城市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近期西方政治学和地理学关于住房权（housing rights）、社会公正以及城市权利等文献的讨论出发,通过在广州的实证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Pratt指数对涉及住房权主要方面的住房分异的发生途径及其公正性进行综合分析。实证研究说明在住房分配领域,存在着制度因素延续下来所导致的分异。一些制度因素已经转化为市场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居住条件和住房所有权的获得,并通过后者进一步影响住房分异。与此同时,纯粹市场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薄弱。上述结论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城市住房权的核心问题,认识社会公正的发展前景,以及探寻减少社会不公正的制度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