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特征与成因机制研究

以中国4 153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传统村落分布总体呈凝聚型,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但两者成因差异显著。（2）伴随历史时期更替,传统村落空间集聚形态由“单主核,多次核”转为“多主核,单次核”;东部农业文化区传统村落数量明显高于西部游牧文化区,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亚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少数民族传统村寨分布重心位于西南地区中部,汉族传统村落则以长江中游地区南部为分布重心。（3）传统村落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形地貌、气候降水、河流水域是决定传统村落形成和延续的基础因素,农业生产方式和历史人口迁移则是影响传统村落集聚发展的重要推手,现存传统村落总量规模和当地政府政策保护力度息息相关。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124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借助GIS和Geo Da技术手段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状态,形成了平顶山市、信阳市境内两个高密度区;河南省传统村落整体呈现"中心多、四周少"的分布态势;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除了地形、海拔、交通发展程度等共性因素以外,河流、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独特性。     

黄土高原沟壑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要素 ——以陕西省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以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区的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利用GIS空间分析、形态指数、空间句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空间分布到个体形态特征,揭示地域环境与村落选址、形态生成及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结果表明: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呈现“西北稀疏、东南密集”的总体空间格局,纵观历史发展格局从东到西呈轴向集聚形态,存在沿山腰等高线、支流流向的分布特征;在地理环境限制下,传统村落外部边界形态主要为块状集聚、指状离散形态发展,空间集聚中心出现村落内部与村落边缘交通的差异化分布;通过地理、生态、气候和风水对村落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进行分析,发现村落形态演化从生存适应性转向主动寻求发展,揭示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组织、生长的内在逻辑。     

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及其定量评价——以湖南省新田县为例

以脆弱性理论为基础,提出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的概念,从“内损性-暴露性”2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获取数据,对湖南省新田县的3个典型传统村落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3个案例村落的景观脆弱度均为中等脆弱等级：谭文溪村脆弱性最大,河山岩村次之,黑砠岭村脆弱性最小。② 从脆弱度得分贡献来看,系统内部结构是影响传统村落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暴露性是次要因素。内部结构因素中,民俗文化和传统建筑是主因;外部扰动因素中,旅游开发是主因。③ 从各要素的相对脆弱率看,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和城镇化分列前3位,是当前传统村落脆弱性最明显、脆弱程度最深的影响因素。④ 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说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维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有效更新极为重要。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运用景观基因分析法分析了张谷英村显性物质文化景观基因与隐性非物质文化基因特征,从聚落“双修”视角提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方案。研究结果显示：① 显性景观基因特征为空间布局空心趋势明显,街巷系统衰退痕迹严重;民居建筑结构秩序紊乱,功能利用主体两极分化;主体建筑链条节点断裂,文明载体内涵挖掘尚浅;山川地势脉络根基平稳,水系网络线条渐趋单一;② 隐性文化基因特征为家风信仰世代传承不息,图腾标志遥相呼应不止;民俗文化延续之途受阻,传统礼仪抗争之路临难;③ 显性基因修补路径为基因建库,恢复原始形态,完善基础系统;微创修补,保留原始功能,再现原真风貌;隐身挖掘,重接本土链条,夯实建筑内涵;“低+高”干预,维持稳定脉络,调适单一线条;④ 隐性基因修复路径为内外熏陶,营造传承氛围,完善解说系统;置身其中,增强居民参与,再现特色场景。从聚落“双修”视角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方案,其目的是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现有机更新,完成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转型发展,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图式语言研究 ——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研究对象,从景观基因理论视角对张谷英村进行空间要素识别和空间解构,构建张谷英村空间布局的图式语言体系,通过对空间布局的秩序、语法和意义的研究,探索了空间布局的嵌套结构、过程机理及逻辑脉络。研究表明： 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可划分为居住空间、连接空间、附属空间和复合空间,归纳提取 “字”“词”和“词组”共86种图式语汇,构建了空间布局的图式原型数据库。 建立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图式语言体系,该体系具备完整的图式语言逻辑,其发展模式和空间秩序始终遵循着宗法礼制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 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图式语言具有完整而稳定的设计句法和语法,图式语汇丰富,句法组合类型多样,语法结构则相对单一,形成了局部复杂多变,整体相对单一的村落空间布局。 村落空间结构及元素细节在发展中不断进行修正和改变,空间布局表现出极高的整理性、顺应性和一致性。 村落空间构建元素和设计理念地方特色鲜明,图式语言的语汇及空间法则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文化景观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以黔东北土家族村落为例

通过深度访谈和意象图分析,对土家族传统村落朝阳村的文化景观基因进行识别、挖掘和提取,发现村落景观基因由环境基因“山-水-田-寨”“上寨-中寨-下寨”十字轴线空间格局,布局基因“屋-巷-屋”“屋-坝-巷”交织的街巷肌理,建筑基因穿斗式、干栏式民居建筑形式与惜字塔、王字格及虎图腾窗花、八字朝门等土家族建筑装饰元素,以及文化基因中的惜字文化、傩堂戏、摆手舞、土家礼仪等共同组成。研究发现,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无序地挖山采石,导致水土污染、梯田荒废,朝阳村传统村落山水田格局、屋坝巷肌理和传统建筑元素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走出困境,朝阳村借助“公众参与”理念,通过搭建“政府-村委村民-社会团体”体系,组织多方共同参与朝阳村文化景观基因保护,更好地传承与延续文化景观基因。与此同时,在整合建筑符号元素、统一街巷传统风貌、整治村落自然环境等方面取得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空间治理的社区实践与正当性建构——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传统村落保护为例

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的传统村落保护为例,通过叙事研究展示了地方特性对空间治理实践的影响,探讨了空间治理正当性建构的困难及可能的解决思路。研究认为：① 空间治理的宏观意义与被治理社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政策和行政的正当性危机。② 不同政策措施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有不同作用,对抗性措施必然引发正当性危机,调和性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建立正当性,共赢性措施是最佳之选,但其对于正当性的调节效果受限于外部条件,各种政策措施在地方特性的影响下均面临失效风险。③ 空间治理正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地方性政治互动方式,理解正当性在地方特性作用下得以建立或趋于消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境适当调用对抗性政策措施、调和性政策措施和共赢性政策措施,从而建立良好的意义沟通和平等协商机制,使正当性得以长久维系。     

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特征

湖南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全国传统聚落相对集中和保存较为完好的省区之一.本文以国家和湖南省政府正式公布的30 个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为研究对象,结合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建立了包括建筑特征、文化特征、环境特征、聚落布局特征4 大类共14 项指标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根据要素提取法、图案分析法、结构提取法、含义提取法等景观基因提取方法,建立了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流程,并进行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在此基础上,从建筑基因的特征、选址布局基因的特征、图腾文化基因的特征3 个角度分析了该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特征.本文对湖南省传统聚落的保护与合理、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参考意义,对开展全国其他省份传统聚落的相关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

传统聚落保有显著的价值,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结合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本文探讨了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首先,根据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的空间排列特征将湖南省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归结为向心圆环式、扇形扩张式、多向扩张式、条带式、离散式和组团式等5种基本类型,并进一步归纳了各种形态类型的特征。其次,运用空间句法理论,通过构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的空间轴线模型,系统地剖析了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的空间结构特征,发现湖南省传统聚落的空间结构具有对称和平行等鲜明的几何特征,存在着“界域”和“街—巷—码头”等典型结构,还具有典型的风水意象特征。因此,结合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从地理学的视角揭示传统聚落的地学特征,有利于完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深化对传统聚落的认识,促进相关保护工作。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     

“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南省2个典型村为例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乡村转型背景下,如何留住这份“乡愁”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以湖南岳阳张谷英村和通道皇都村为例,从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的视角,探讨自组织和他组织模式下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演变路径和空间特征。研究显示：① 自组织模式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机制较为灵活,实效性强,但短期稳定性差;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机制短期稳定性较强,但缺乏一定的实效性。②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内生力量自下而上推动,“双修”理念下沉发展较好,创新与适应能力强,但“双修”效果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和整体性;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双修”效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秩序性,整体呈环状格局,但内生力量较弱,理念下沉较差,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低。③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即文化基因修复为先,景观基因修补在后,整体呈波状起伏路径;他组织模式下的发展逻辑与自组织相反,整体呈阶梯式路径。④ 自组织模式在传统村落未来发展中能够稳固延续;他组织模式下,虽短期内可以延续,但随着内外主体的强弱转化,最终将被自组织模式取代。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与自动识别模型构建——以陕西省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活的文化遗产,承载了大量历史记忆,是地域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模型构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陕西省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建立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识别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特征;运用类型学原理和N级编码理论对景观基因进行编码,构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并生成基因谱系;借鉴生物学中“胞-链-形”DNA碱基序列模型,提取出环境基因、建筑基因、农耕文化基因和宗族文化基因四个公共基因作为景观基因元（胞）,以村内道路系统作为基因链,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DNA模型与自动识别模型,以此对传统村落的区位、类型、特征和文化基因进行自动识别。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与存储,以及乡村建设动态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基于村域视角的脱贫成效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84个出列村为例

贫困与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路径选择的起点和动力来源。本研究从经济建设成效、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效、生活保障与就业保障成效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经济建设与生活保障脱贫成效指数差异较小,“高、较高、一般成效”区域相间分布,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就业保障脱贫成效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新晃县出列村综合脱贫成效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与地形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特征。③ 新晃县综合脱贫成效主要影响因素为患有大病及长期慢性病的脱贫人数占比、行政村距县城距离、年龄结构、户均收入高于县平均收入户数占比、劳动力状况等。村域发展基础与村域自然要素是影响脱贫成效的基础本底因素,村域人口结构是影响村域脱贫成效空间分异的关键主导因素,而村域发展潜力是巩固脱贫成效的持续推动力。     

湖南省城市空间关联研究

文章从空间关联的角度出发,应用威尔逊模型、空间统计学意义上的空间关联模型以及非线性科学中的分形理论,对湖南省29个城市的空间联系进行了研究。首先采取威尔逊模型计算了各城市的交通吸引强度、人口吸引强度,发现城市之间的联系在交通与人口规模之间存在矛盾;进一步选取工业总产值、人均GDP两个指标,采用全局Moran Ⅰ指数、局部G统计揭示各城市的空间关联程度及各城市的发展趋势、空间要素在各城市的集聚特征;最后．引入了分形理论中的空间分布的探讨方法,研究该省各城市在空间相互作用下的分布格局。     

湖南传统村镇感应空间规划研究

长期以来,国际规划界只注重村镇的功能规划,而忽视其感应空间的规划。根据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理论,一定的感应空间影响着一定空间中的人的行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大批传统村镇,其感应空间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封闭、保守、内向等文化特点,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市场经济的灵活、进取、外向等要求。文章以湖南省传统村镇为例,探讨了湖南张谷英村、德夯村等传统村镇感应空间的特点及其现代规划的原则和方法。     

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业型村落的建设将会成为今后的要点和难点。而集聚型农业村落乡村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典型性和示范性,使其文化景观演化研究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入户访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聚落空间演变经历了机械型外向扩展、蔓延型外向扩展与空心化、内部重填与再集聚三个阶段;民居景观演变经历了传统四合院、平顶化和立体发展三个阶段;土地利用经历了圈层化、细碎化与集约利用、集中化与粗放利用三个阶段。其演化是城乡关系、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计划生育与农地制度、国家政策等驱动因子影响下产生的乡村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所导致的。未来,聚落空间的再集聚,民居景观的现代化、生态化和特色化并重,土地利用景观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集聚型农业村落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