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以中国京沪高铁为例

交通是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最主要因素之一。以京沪高铁线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变化,并结合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区域旅游接待设施、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密度以及区位等影响因素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的机理。研究表明:1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表现为马太效应、过滤效应、扩散效应和叠加效应等特征。2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及时空压缩程度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产生高铁马太效应;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强,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等旅游节点产生高铁过滤效应;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均具有很强优势,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等旅游节点可成为扩散源,高铁强化了扩散源旅游流集聚作用,然后向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为"集聚—扩散"模式;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不同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只有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优势较强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旅游节点产生叠加效应。     

武广高速铁路对湖北省区域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

运用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武广高铁对湖北省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比较湖北高铁和非高铁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差异,进一步验证高铁对区域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最后从泰尔系数和差异化指数2 个指标分析高铁对区域旅游发展空间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武广高铁强化了湖北首位分布的态势,对湖北省"鹤立鸡群"的集聚型旅游空间结构形态发挥了"催化剂"效应。② 武广高铁对湖北区域旅游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表现出"双刃性",一是强化了核心区域的极化作用,使整体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扩大,表现出不利于区域均衡性发展的负面效应;二是强化了核心区域的扩散作用,对边缘区域影响程度更大,扩散面更广,使边缘区域内部旅游发展差异缩小,表现出有利于区域均衡性发展的积极效应。由于扩散作用的强度没有极化作用的强度大,高铁导致湖北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最终表征呈扩大趋势。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研究进展与展望

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研究重点领域。在中国步入高铁网络时代之际,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1999-2017年期间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首先从文献量年际变化、载文期刊分布、核心作者群、作者单位机构地域分布等方面归纳分析高铁影响下城市空间效应研究进展的总体特征;其次从城市可达性的高铁效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高铁效应、区域城市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等4个方面深入系统梳理高铁影响下城市空间效应的研究进展;最后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学科等3个角度展望高铁网络化时代城市地理学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     

试论区域经济空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它是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单元。作者认为区域经济的联合过程实质上是企业的运行过程。即通过企业的资源流、商品流及生产联合等途径来实现区域经济的联合。文章探讨了区域经济联合的微观机制———企业联合的方式、途径等,旨在完善区域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以实现区域经济实质性的联合和健康发展     

高铁开通前后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及驱动机制——以沪宁城际南京站为例

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定量刻画高铁开通前后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并诊断和确定在不同阶段的关键驱动要素及其贡献度。结果表明,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但“以高铁站点为中心的向心集聚”在高铁开通初始阶段尚不明显,开发强度并不随着与站点距离增加而降低,核心区的开发强度小于影响区。除了圈层空间分异之外,产业分层集聚态势凸显,与高铁乘客的商务特征相对应的商务服务业在高铁开通后空间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几类产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与高铁开通相关性不明显;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作为交通站区的基础服务产业,相关程度介于以上两类之间。从内外两方面驱动因素构建的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模型分析得出,除了交通条件、外部规模经济等传统区位因素外,产业属性、地价对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动有较大影响。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评述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城市空间结构面临关键转型, 相关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研究数量不断增多, 深度不断加强。因此, 有必要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总结, 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 以及与国际相关研究的差距。基于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统计, 将其划分为3 个主要的研究时期:① 20 世纪80-90 年代中期, 为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引入期及国内实证研究的起步期;② 20 世纪90年代中期-21 世纪初, 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积累期;③ 21 世纪初至今, 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总结及新城市空间现象研究的多元化时期。在对各个时期主要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 对比当前国际研究的最新成果, 提出未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点研究领域应当集中于:转型期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的探讨, 新城市空间现象的深入探讨, 节约型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 城市空间结构深层机制的分析, 中、微观尺度研究领域的开拓, 新研究方法的应用等6个方面。     

中国省域城镇工资水平的区域分异机制与空间效应

工资水平的区域分异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经济地理现象,其形成源自于众多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生成与演进也带有特定的区域相互作用特征。运用空间计量分析与GIS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我国省域城镇现有工资水平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分异格局,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工资水平区域分异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在对中国工资水平区域分异的基本现状进行简要描述的基础上,利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工资方程,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试图阐明中国工资水平现有分异格局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全域自相关指数、SLM和SEM模型实证检验了各主要理论因素对中国工资水平区域分异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市场潜能、开放度、市场分割度等因素对中国工资水平的区域分异有重要的影响,且中国省域间城镇工资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误差效应。最后,从合理缩小现有的工资水平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健全劳动力市场协调机制、减少劳动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障碍;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在缩小地区工资差异中的作用力;增进省级地域单元间的贸易联系性,弱化市场分割程度;优化低工资地区的外贸投资环境,提升其对外贸易竞争力和融资效率;推进东部地区尽快转型升级,积极培育中西部省份重要的增长极。     

技术扩散和资本流动作用下中国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基于Agent的模拟

空间结构是区域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空间交互过程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在不同的道路交通系统作用下,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化过程。这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探索使区域平衡发展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从自上而下建模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基于Agent 的动态区域经济模型。在模型中,中国的每个地级市都被定义为企业Agent,拥有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Agent 为企业提供劳动力,并在Wilson 空间吸引力模型的作用下在区域之间迁移。技术作用于劳动力之上,随劳动者的迁移而扩散。资本由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转移。模型中的道路交通线具有不同的权值,这意味着道路交通网是异质的。通过情景模拟,得到以下结论：在分级道路交通网的作用下,传统的中心-腹地扩散模式已不再适用。技术服从枢纽-网络结构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资本的流动也具有与技术扩散相似的过程和空间结构。交通条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发展,同时自然条件仍然起着空间锁定的作用。优惠的税率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空间锁定,有利于吸引劳动者迁移,提高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     

高铁驱动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京沪高铁为例

国际理论与实践表明高铁的建设能够推动城市郊区化的发展。现阶段中国高铁大规模建设,与快速城市化同步推进,使得这一影响更为深刻和复杂。在高铁新城形成的过程中,高铁站点发挥了一个"放大器"的功能,推动了以高铁新城为主体的城市郊区化进程。以京沪高铁为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了以高铁新城为代表的郊区化模式特征:①大城市相对主动的郊区化;②规划建设的规模与定位偏高;③迅速改变城市原有空间格局等。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角度,利用城市政体理论分析了高铁驱动城市郊区化的内在机制。最后指出高铁对于城市郊区化的带动效应存在着选择性和不确定性,应从区域层面对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的定位及关系进行协调,将高铁新城的选址、规划、开发和建设纳入到城市整体空间发展的脉络之中,同时应加强高铁新城规划的公众参与,从而更好的利用高铁驱动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空间结构变化

以县 (市 )域作为空间结构研究的点要素 ,对江苏省区域发展差异进行定量研究 ,分析了空间结构时空演变的区域发展原因。研究结果表明 :江苏区域发展在 2 0世纪 80年代 ,以域面要素变化为主　 90年代 ,以空间点要素变化为主。最后 ,通过分析江苏区域发展差异的空间机制得出 :当前各轴线的地位差异显著 ,以沿江轴线为主 ;各地空间结构发育程度存在差异 ,苏南以沪宁线为主要轴线 ,处于由轴线向网络化发展阶段 ,苏中处于由点向轴线发展的阶段 ,苏北处于增长极发展阶段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_2.5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网络可达性综合评估与对比

传统测算可达性的方法较为单一,缺乏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和对比分析。基于时间、经济与重心视角利用可达性模型并结合ArcGIS 空间分析手段探究高铁通车前后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利用综合变异系数、层级分析法和改进的哈夫模型分析高铁可达性空间演变特征及规律,构建高铁可达性评价体系并结合熵权法定量评估各高铁可达综合实力。研究表明：京广、京沪可达综合实力最强,沪昆、杭福深次之,沪汉蓉、哈大、青太再次之,郑西、兰新可达实力最弱;全国高铁可达性强弱变化呈明显地带性规律,东、中部高铁可达性强于东北,东北强于西部,纵向高铁强于横向;经济潜力的增加率明显高于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减少率,可达性重心偏移驱使不同等时圈蔓延交叠;高铁以“核心—核心”逐步向“核心—网络”空间链接模式过渡,产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4 个高铁“国家服务中心”,天津、武汉、重庆等6 个“大区域服务中心”,形成“多中心”高铁服务格局以及日益庞大而复杂的高铁特质空间集群;高铁网络影响下的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渐变与重塑日趋复杂,“T”型轴带呈现出由空间极化向空间均衡转变,跨城流动性特征突显,加速空间对接与同城化进程。     

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差异及空间结构构建

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差异分析及空间结构构建有助于提升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对引导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01-2012年旅游文化产业相关数据为样本,选取26个指标构建旅游文化产业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2001-2012年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1- 2012年,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总体上升趋势明显,绝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变化不显著;空间分析表明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存在较大空间差异,西安占据首位;总体呈现东北-西南向空间分布格局,实力中心向东北发生偏移;泰尔指数分析表明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地带差异呈现不同特点,但总差异有缩小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探讨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构建了“西安为发展极核;咸阳和渭南为次级核心城市;其余七个城市为节点;渭南-宝鸡、西安-延安为一级发展轴线,西安-汉中、延安-榆林为二级发展轴线,西安-商洛、西安-安康为三级发展轴线;陕北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区、关中历史旅游文化产业区和陕南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区”的“一核两心多节点三轴三区”旅游文化产业空间结构。     

中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综合效应

教育关乎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发展,也是塑造国家和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因素。通过回顾并反思中西方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总结当前中国相关研究的不足。借鉴当前西方教育资源空间格局研究中所采取的“资源格局—影响机制—社会效应”的主流路径,本文利用多种空间分析和机制研究方法,对中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和综合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优质小学基础教育资源和优质中学教育资源的区域格局和强度虽各有差异,但都体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在区域尺度上,体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差异。此外,中国几大城市群,如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武汉都市圈以及成渝都市圈等,是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优势区域;② 优质小学教育资源的形成和规模增长与城市居民经济自由度以及城市专任教师规模两个因素高度相关;优质中学教育资源的形成和规模增长和城市本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高度相关;③ 在多元相关机制作用下,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在当下及未来必定处于复杂动态变化之中,并将更为深刻地塑造着城市与城市、城市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空间结构不平衡的现状,同时反思和探索教育资源结构所蕴含和产生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     

Mega-towns in China: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growth mechanisms

As a special outcome of urbanization, mega-towns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re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urbanization. Based on a spatial database of mega-towns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growth mechanisms of China's 238 mega-towns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ur distance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global autocorrelation,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d other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Result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show that:(1) on the national scale, the existing 238 mega-towns mainly gathered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of China; they formed two spatial core agglomerations, several secondary ones and a southeast coastal agglomeration belt;(2) on the regional scale, each economic region's index was less than 1, indicating that mega-towns in each region tended to be spatially agglomerated due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ir number;(3) on the provincial scale, 68% of provincial-level units in China tended to be a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mega-towns; only one province had a random distribution; the number of mega-towns in those evenly-distributed provinces was generally small. The growth of mega-towns was determ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natural and humanistic factors, including topography, location, economy, population, traffic, and national policy. This paper chos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 location advantage, economic density, population density, and highway density distribution as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as quantitative factors. By combining their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these factors all showed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growth of mega-towns and together scheduled it. In the future, provinces and citie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mega-town functions to promote thei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研究

运用最近邻比率Rn、β指数、γ指数、紧密度指数、平均径路长定量研究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的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形态以及空间网络结构的连接性和通达性,分析得出,目前该旅游区的旅游资源集聚性强(Rn＝0.03),适合区域旅游活动的开展,但由于β＝1.5,γ＝0.58,平均径路长为2.57,表明旅游交通网络连接性和通达性较差,说明该旅游区的旅游资源空间联系较弱,加强旅游区旅游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提高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连接性和通达性水平,是该旅游区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旅游区紧密度指数C＝0.81,则表明较紧凑的区域形态为改善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性能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研究表明,最近邻比率Rn、β指数、γ指数、紧密度指数和平均径路长等5种分析技术是研究区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较为合理的指标.     

2000-2010年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机制分析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西安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发展框架和发展机制

通过分析西安城市发展在地域空间上的不利因素 ,提出新西安“一核三副”城市发展的主体框架 ,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地域空间 ,形成布局合理、发展有序、有效保护文物遗址、注重生态建设的簇状城市结构 ,并从城市之间、关中城市群带、中国中西部北方地区等多个层面探讨西安城市发展机制 ,提出以旅游商贸、科研文教、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 ,以城市运行机制、运行方式、运行环境的国际化为基准 ,促进城市综合职能的国际化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行为网络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论文系统综述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多种视角与分析方法及其发展脉络,认为行为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经历了从行为汇总到行为交互、地方属性到网络联系的转变过程。早期的空间结构研究多通过行为汇总与地方属性的分析,聚焦于区域内空间单元的属性相关性,具体包括社会区、同质区与空间邻域等视角与方法。近期研究则逐步发生了“关系转向”与“网络转向”,更多从行为交互与网络联系出发,分析区域的网络结构和空间格局,包括传统的功能区分析、社群结构分析、核心—边缘结构研究等。通过比较不同分析视角,论文最后提出未来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应加深对行为交互与网络联系的理解,加强对行为空间网络的中观尺度结构分析,在方法应用上需要避免“方法决定论”,并探索适用于多尺度、多要素的多层网络分析视角与方法。     

甘肃省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2008、2018年A级景点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景点时空分布集中性、移动性、可达性三方面对甘肃省旅游空间结构变化进行探究,并以"点—轴"理论为基础提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1)甘肃省A级景点空间结构类型为聚集-随机型,景点分布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酒—嘉、兰州、天水等地,在旅游板块上呈现出"点强、面弱"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