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城市空间解读--以广州市典型街区为案例

行为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地理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对微观行为进行宏观归纳,进而解释人地关系是提升其理论价值的重要方向之一。GIS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手段上的瓶颈问题。本文将GIS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智能图的微观行为调查方法体系,并利用GIS实现微观行为及空间感知的宏观空间模拟,探讨基于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空间解读方法。同时,将该方法运用于广州市,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街区进行研究。通过调查,获取典型街区实体空间信息、被调查者社会属性、通勤行为空间和对通勤沿路相关实体要素的感知等信息,进行分析与模拟。一方面,分析认为,居民通勤行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空间的现状及其演化,同时,与社会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实验基础,利用GIS进行基于个体对实体空间感知的宏观效果模拟实验,该方法能较好地解读实体空间的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     

居住类城市更新对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选取深圳为分析对象,基于过剩通勤理论,通过利用位置信息服务大数据,识别城市更新方式以及更新政策实施的区位因素对居民通勤成本和通勤效率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中心城区内的城市更新对居民通勤距离、通勤效率的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中心城区的城中村改造产生了较高的过剩通勤和通勤容量消耗;外围城区的城市更新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较大,城中村和旧工厂在实施居住类城市更新后居民的长距离通勤规模显著增加,对城市整体的通勤系统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研究结论可为精准制定大城市更新实施战略提供量化依据。     

居住自选择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交通方式选择研究对于城市高效、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规划至关重要。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住自选择效应影响下非随机异质性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及态度偏好选择不同建成环境特征的住宅小区,继而形成特定的通勤模式,说明居住自选择存在偏好异质性,居住自选择效应存在。（2）在规避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依然对通勤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及停车位数量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路网密度、公交站点可达性、地铁站点可达性及停车位数量通过中介变量通勤距离与小汽车拥有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3）高人口密度、密路网与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通过提高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连接性进一步推动积极通勤模式与公共交通通勤模式选择,引导居民向积极通勤模式为主导的出行结构转变。     

城市地铁对沿线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 ——以郑州市为例

基于郑州市地铁1号线、2号线周边11个典型社区的居民调查数据,对地铁开通前后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进行了核算,从职业、收入和距离等方面分析了地铁沿线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地铁1号线开通后人均通勤碳排放减少18%,地铁2号线开通后减少43%;(2)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在地铁开通后通勤碳减排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教师、公司职员、其他、工人、公务员;(3)居民收入与通勤交通碳排放量成正相关,与地铁开通后的碳减排比例呈负相关;(4)居民通勤碳减排率与居住地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成负相关,地铁开通后距离地铁站为0~1,1~2,2~3 km的小区人均通勤碳排放减少率分别52.76%,41.12%,24.36%。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上海和杭州的实证研究

依据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理想通勤模式构建通勤距离分布的理论模型,将实测结果与理论模型做比较,检验通勤效率。研究以上海和杭州为对象,发现：① 多中心空间结构确实有助于缩短通勤距离,但随着与就业中心距离增加,就业中心对缩短通勤距离的正效应逐渐减弱;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上海,其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比杭州发挥得更好。研究讨论了城市规模、多中心的实施时间、住房市场等对通勤效率的影响：上海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更加成熟、租赁房源比例更高,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必须有更高效的交通组织,且居民确实经历了更长时间、有更多住房选择来调整职住空间以缩短通勤距离;杭州的城市功能尚处在完善中,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还未完全发挥作用。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的私家车对居住空间影响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私家车的出现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影响居住空间的格局和规模。以大连市为例,基于居住-就业之间的通勤行为研究私家车对居住空间扩展的作用,通过居民的社会属性、通勤行为和心理偏好等信息,利用GIS技术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车情况与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城市扩展区居住-就业的不均衡性,通勤不便是城市边缘区居民的主要问题,私家车增强了通勤的便利性,在距城市中心5km以外,私家车随居住空间的扩展而增多,并通过循环与累计效应使城市的整体规模扩大。同时,通过计量模型计算,在1990~2004年,影响居住空间扩展的诸多因子中,私家车的贡献率平均达到2.14%。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物联网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初探——以长春市为例

在全球化进程中,物联网作为信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基于对物联网概念、特点及应用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物联网的发展将会对城市空间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讨。在城市内部,物联网的发展会进一步强化集聚趋势和扩散趋势,使城市空间结构呈现集聚趋势与扩散趋势并存的空间发展非均衡态势,并弱化城市功能分区,加强城市内部各区域的相互融合;在区域层面上,物联网的发展会使城镇体系格局由原有的等级结构逐步向平面化的网络体系结构迈进,并形成新的极化和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长春市为例,将物联网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具体化,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外部空间结构重塑和城市发展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预测及展望。     

开发区建设及其对兰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开发区作为城市空间的特殊组成部分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日益显著。以兰州市为例,在对开发区发展阶段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划分的基础上,以地域空间、产业空间和社会空间为切入点,分别从用地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开发区对兰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对兰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管理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乌鲁木齐市居民出行行为的空间特征和碳排放分析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从微观机制探讨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和碳排放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2011年乌鲁木齐居民出行日志调查数据,在分析居民基本出行特征和通勤空间特征的基础之上,探讨了不同城市空间的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乌鲁木齐市居民出行以通勤类出行为主,居民出行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性,内城中心区和郊区卫星城人均出行次数高于其他区域。城市南、北发展不平衡对郊区居民出行产生影响。②乌鲁木齐市居民通勤的实际平均出行距离为4.9 km,相比于东部大城市具有通勤距离短而通勤时间长的特征。通勤距离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由内向外递增趋势。③2011年乌鲁木齐市居民日常出行人均直接碳排放量为682.95 g,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表现为中心区和卫星城的低碳化、近郊区居民中碳化和远郊区居民的高碳化。     

基于通勤时间细分的通勤满意度影响路径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以昆明市为案例,将通勤个体的实际通勤时间与理想通勤时间、通勤时间容忍阈值比较后,细分出3类通勤时间异质群体,揭示人们对通勤时间的实际感知与理想偏好、容忍阈值的匹配程度对通勤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通勤时间在理想通勤时间之内的样本(群体1)的通勤满意度最高,而实际通勤时间超过容忍阈值的样本(群体3)的通勤满意度最低;采用不同出行方式去上班的通勤人群的通勤满意度差异明显,且他们的满意度在3类通勤时间细分群体下的分布特征不一致。构建路径分析模型,以实际通勤时间在理想值和容忍阈值之间的样本(群体2)为参照,群体1的通勤满意度更高的可能性更大,而群体3的通勤满意度更低的可能性更大;通勤方式对通勤满意度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通勤时间细分变量对通勤满意度有间接效应;工作位置越靠近主城区,通勤满意度越高。     

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兰州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着眼于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基本组织─单位,通过考察其形成与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等,得出中国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三层次构成:(1)由在世界各种城市地域组织中独具一格的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2)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3)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结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城市下行政管理和生活居住规划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喀斯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以喀斯特面积分布最广的贵州省为研究区域,从城市空间形态、主导功能、驱动力、伸展轴等空间发展要素出发,对贵州省喀斯特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进行研究,将贵州省喀斯特山地城市的空间结构分为5种模式:组团模式、绿心环状模式、带状城市、团状模式和串珠状放射模式.     

城市居民通勤行为与感知的空间特征研究——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勤是城市道路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过于集中的通勤造成各种交通问题。现阶段,我国二线城市的高峰期拥堵问题也愈发严峻。以我国沿海城市福州市为例,对城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及通勤感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城区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从通勤行为来看,居民通勤时间和距离以中等水平为主,随着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增加,通勤方式逐渐从步行向助力车再向公交车、私家车过渡,职住分布的空间失配进一步带来通勤流的空间集聚,是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从通勤感知来看,交通意象中标志物和区域的可意象性很小,节点的可意象性最大,满意度呈现由外围向中心递减的空间结构,并深受样本属性影响。     

大城市郊区居民通勤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天通苑为例

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加剧了居民的职住分离与长距离通勤,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本文以北京典型近郊巨型居住区天通苑为案例,研究城市郊区居民通勤模式对健康的影响。天通苑全职就业者通勤空间总体上呈现以天通苑为中心不均匀的放射状格局;根据通勤距离、时间与方式,将天通苑全职就业者的通勤模式划分为短距离-积极-公交通勤、中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超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3种模式。本文借助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的前提下验证不同通勤模式对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维度6个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通勤模式对睡眠质量差、经常请病假、疲惫不堪、压力大等健康风险的影响均呈现出倒“U”形的趋势,表明适度通勤可能有利于健康,而过长通勤却不利于健康,尤其是超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模式显著地增加了睡眠质量差、经常请病假、压力大等的健康风险。最后,本文指出改善大城市郊区职住关系不仅意味着城市运行效率的提升,更意味着居民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的提升。     

欠发达地区城市传统单位社区居民通勤特征分析——以西宁城区为例

随着单位制度的逐步瓦解,传统单位社区也随之转型,其居民属性也发生巨大改变,原单位社区居民的通勤也发生相应变化,欠发达地区由于城市化进程滞后,传统单位社区的改造相应滞后,与城市化进程快的地区有着较大差别。根据西宁城区7个典型传统单位社区的723位就业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对传统单位社区居民的通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欠发达地区传统单位社区居民通勤仍以短时间、短距离、低机动化为主;(2)不同类型传统单位社区居民通勤存在差异;(3)传统单位社区居民的通勤特征及居民属性能够反映传统单位社区转变进程。     

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满意度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无障碍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文明程度的展示。基于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的相关理论,通过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了公众和无障碍设施主要使用者对兰州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满意度评价。结果表明:兰州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基于公众视角的关注度和满意度评价整体不高,尤其是对公共建筑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满意度非常低,评价语义为"非常差"。结合对无障碍设施主要使用者的访谈发现,兰州市无障碍设施建设主要存在规划设计不成系统、建设不合理、资金投入不足、相关政策法规贯彻和实施效果不理想、设施维护不及时等问题。今后,应当在规划设计、维护管理、资金管理、法规体系、公众参与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提升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     

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通过构建"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模式,以天津市为案例,把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要素与城市空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解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以特殊事件为切入点,首先把影响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特殊事件分为七大要素:突发事件、经济政策、城市方针、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这些要素决定了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构成、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布局、空间发展走向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住宅类型与分布;然后通过分析各要素里的重大事件对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找出各重大事件在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达到二者有机的统一。最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做了预测。     

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的影响——以中国香港为例

步行是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也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城市居民步行频率持续下降,相应地带来体力活动水平的持续降低,伴随着肥胖等慢性非传染病广泛蔓延,值得警惕。西方很多研究证实了建成环境(常以“3D”或“5D”等模型刻画)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基于西方的结论对于中国香港、北京和上海等具有与西方城市大相迥异的建成环境的城市是否适用?不同的人群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生活节奏、习惯,其步行行为受建成环境的影响在方向、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为解决上述问题,论文以香港为案例地,以职员和学生2类人群的步行通勤通学行为为研究对象,利用香港人口普查数据、Open Street Map数据以及中原地图数据等,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发现：①通勤通学距离是影响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最重要变量;②以“5D”模型刻画的建成环境对香港居民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与西方情境下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在香港,距地铁站的距离与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比例相关性均不显著;③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在职员与学生两类人群之间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人口密度与职员步行通勤比例负相关,但与学生步行通学比例正相关。研究凸显了在“建成环境-交通行为”关系研究中情境(context)和人群区分(segmentation)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