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震预报与公共管理的思考：从1976年松潘地震谈起

文章以１９７６年松潘地震为例,讨论了临震预报与公共管理的问题,内容包括：１．１９７６年四川松潘地震预报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回顾;２．现今发布临震预报和公共管理有关因素分析;３．临震应急损益和临震预报决策。     

预警等级预报--一种新的地震预报发布形式和对策的思考

本文回顾了我国地震预报发布形式的演变过程，分析了目前发布地震预报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在分析了其他一些灾害的预警等级预报发布形式后，对地震预警等级预报发布的可行性和应当采取的对策进行了讨论，认为地震预警等级预报的发布，是实现真正意义上地震减灾的一种可行方法。最后提出了一些实施地震预警等级预报前仍需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二章 地震预报对策

地震预报对策的确定必须充分顾及地震预报研究的现状。本文在对地震预报研究现状简要评论的基础上,对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应采取的对策分别进行了讨论,着重阐述了地震工作部门和政府领导部门应开展的工作,指出临震预报意见应不应该发布和怎样发布,不仅应考虑预报可能获得成功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由震害预测所给出的预报意见发布与否可能造成的社会效果的比较。鉴于预报的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预报意见的发布必须持谨慎的态度。     

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

1988年6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地震局拟定的《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并授权国家地震局发布施行。1988年8月9日,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发布国家地震局1号令,颁布了《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规定:地震预报是对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及地震影响的预测,预报分为长期、中期、短期、临震四种;发布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要明确提出时间、地点、震级及地震损害估计。《规定》还对发布地震预报的权限,有关地震预报的新闻及其他与地震预报有关的抗震、防震措施的宣传报道,发布涉及他国的地震预报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各级地震部门、地震台站及地震工作者、群测点及测报员以及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地震预报意见未经人民政府批准发布前均不得向外泄露,更无权对外发布。下面本刊全文转载《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     

地震概率预报效能评分和预报发布决策

我国地震预报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我们不但面临地震预报问题,而且面临如何应用决策理论科学地向公众发布短临预报的问题。为此,除了目前已经开展的地震易损性研究外,还要研究预报向公众发布后引起的社会经济效应及采取预防措施所需的经济代价;此外,还应实现从确定性地震预报向概率地震预报的转变。概率预报是地震活动本身特点所要求的科学的预报方法,它可以使我们把长期地震危险性分析和短临预报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定量的决策分析,更科学的决策是否和如何向公众发表地震短临预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为了在短临预报中推广概率预报,必须正确理解概率预报的含义和对概率预报效能进行评价。     

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抉择

地震预报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同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地震预报水平远远未达到实用化的阶段。无庸置疑的是，作出发布短临预报的决策，是防震减灾工作中一项难度最大的工作。它长期困扰着各国地震工作部门和政府行政部门。公开发布地震预报，主要考虑因素有：短临地震预报能力，作短临预报需付出的代价，以及地震预报公开发布后将会取得的实际收益。对以上三个因素权衡得失，趋利避害，注重实际效果。如果我们将这三个因素用预防效益来联系，那么，预防效益则等于预报实际取得的收益与发布地震预报必须付出的代价之比。若比值大于1，则可公开发布；如比值小于1，则不宜公开发布；当比值接近1时，需同时考虑预报意见的信度这个因素。我国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程度、人口密度、国土财富率相关甚大，因此在用上述三个因素作是否公开发布地震预报的抉择上显然其结构是不同的。本文认为：1．5．5级以下地震，东部和西部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约为8亿元和2亿元，经济上公开发布代价远大于当地所取得的实际收益，人员伤亡不超过10人。因此无论东、西部均不宜公开发布地震预报，我们将5．5级地震定为公开发布预报的震级下限。2．对于5．5级至6．5级地震，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十多亿元，西部地区3亿元左右。东部地区公开预报的代价也大于地震公开预报的收益，人员伤亡可最大限度减少,原则上宜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公开预报，但对于我国西部地区，则宜公开预报。3．对于6．5级以上地震，它将会带来严重人员伤亡，因此在考虑公开发布问题上，预报后所引起的经济代价不宜作为主要 考虑因素。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或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都应向社会公开发布地震预报。     

各国地震预报社会经济反应研究工作主要进展概况(综述之一)

综述了近年来国际关于地震预报社会经济反应各类问题研究的主要进展,如制定计划、组织机构作用、经济效果、预报与警报的发布等,通过调查分析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讨论研究。紧接着是一篇“编后记”,主要说明了本刊对地震和地震预报当前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今后拟主要采用“地震和地震预报的社会经济反应”这一提法以取代过去沿用的“地震社会学”一词。     

第六章 松潘—平武地震

1976年8月16日松潘—平武7.2级强烈地震发生前,由于作出了较好的预测预报,并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因此,大大减轻了地震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本文简述了这次地震预测预报过程,地震及其灾害情况,大震前后所采取的对策,其中包括大震监测对策、群测群防在地震工作中的作用、地震预报的发布与传递、临震对策、震时对策和震后对策;最后在启示中指出,地震预报是地震对策中的首要问题。     

地震预报的社会影响及发布预报的对策

本文从我国的地震预报科学水平出发,综合几个无震虚报和有震漏报的实例,分析了一次预报变成社会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并与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对比.由此提出要全面评价地震灾害及其预报的社会经济影响. 文中根据我国几次地震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资料,绘制了地震震级与经济损失关系的曲线以及预报造成损失的曲线,并引进地震代价指数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为了切实有效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地震预报的发布,对不同震级应有所区分,地震预报的震级应有一下限,依目前地震预报的水平,六级以下地震不宜向社会发布预报,相应地应加强抗震措施。      

日本地震学会代表团访华概况

第五篇介绍了日本地震学会代表团访华期间就地震预报及有关问题发表的一些看法:如日本提高地震预报水平的两个途径、日本两个有希望的前兆手段、日本对观测强化地区的一些做法,并对地震云预报地震的观点提出了否定的看法等。     

兰州地震研究所发展的三段历史回顾

对兰州地震研究所的三段历史作回顾,分别为国家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的体制沿革变迁,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观象台早期创建;兰州地震研究所硕士点早期阶段。     

淋巴结结核的影像学表现特点分析

目的:分析淋巴结结核的CT和MRI表现特点,并与病理学对照,探讨两种检查方法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34例经手术、穿刺病理或临床证实为淋巴结结核患者的CT或MRI影像学资料,分别从生长方式（融合/非融合）、边缘（光滑/欠光滑）、境界（清晰/欠清晰）、密度及信号、增强后强化方式（均匀/不均匀/环形规则/环形不规则）这5个方面对所受累淋巴结进行分析。结果:34例患者中共累及223枚淋巴结,其中颈部淋巴结67.7%,纵隔内淋巴结27.7%,肺门淋巴1.8%,肺内淋巴结0.5%,腹腔淋巴结0.5%,腹膜后淋巴结1.8%。所有受累淋巴结中,8.5%呈融合性生长,83.9%形态规则,79.4%边缘光滑。CT上发现的171枚病变淋巴结以等密度较多（53.8%）、低密度次之（43.3%）,MRI上发现的66枚病变淋巴结中98.5%为等T1长T2信号。所有CT及MRI观察到的病变淋巴结中,除57%的病灶密度或信号均匀外,仅伴钙化的为12.6%,仅伴部分坏死的26.9%,另外有3.6%同时伴钙化及坏死;增强扫描的204个病变淋巴结中,1%钙化显著、未见明显强化,38.7%均匀强化,伴坏死者内见不强化的低密度区,11.3%呈环形规则强化（均位于颈部）,8.3%环形不规则强化（纵隔内82.4%）,5.9%可见病变淋巴结内有分隔样强化（均位于颈部）。结论:CT与MRI对于淋巴结结核具有重要诊断价值,两者均能清晰显示病变部位、形态以及边缘情况,MRI对于病变边缘及周围情况显示较CT更明确,尤其是增强后,对于包膜及邻近组织受累情况的显示也更加敏感。      

Correction of twilight measurements of influence of night sky

Studia Geophysica et Geodaetica -     

山西大同数字遥测地震台网记录的震相特征

从地球及地壳的分层结构出发，使用较成熟的理论，从地震波传播的基本原理入手，结合多年的震相观察分析工作实践，选取了山西大同数字遥测地震台网近年来的一些典型震相进行了分析，得出本台网记录到震中距小于100km的地方震震相有Pg，P11，Sg，S11震中距在100km～500km的近震震相有Pn，Pg，P11，Sn，Sg,S11对比分析了在本台网内及周边地区发生的爆破与天然地震在震相上的差异性，并对其特征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江西省地震局虚拟专用网(VPN)建设

叙述了在FreeBSD环境下构建基于PPTP的VPN网关的过程和技术，分析了基本概念、实现方式以及在江西省地震信息网的实际应用等。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of the Metabolism of Anaerobic Microorganisms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an intensification of anaerobic processes calls for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intermediate metabolites of anaerobic microorganisms and the activity of methanogenic ones. Presented analytical methods are GLC analyses of lower fatty acids, alcohols, aldehydes and ketones and components of biogas. The chromatography using steam as a mobile phase is also mentione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fluorescent coenzyme F₄₂₀ was tested and modified. This coenzyme is specific for methanogenic microorganisms and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ir activity.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otal activity of the hydrogenase system of anaerobic microorganisms by means of the rate of the consumption and evolution of molecular hydrogen was also presented. The appl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 of these methods were verified on natural samples. All the methods mentioned above give satisfactory results with available equipment,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Evaluation of Negative Economic-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of Overextraction of Groundwater

In recent decades, increased extraction of groundwater for human and agriculture consumption has led to a substantial drop in groundwater level in large areas of across the world. Declining groundwater levels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itself and has multiple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political, security-related, and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The negative economic-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of overextraction of groundwater in the Orzouiyeh plain in the Kerman Province, Iran, were evaluated using methods such as replacement cost, production function, market prices, shadow price, and the value of the input marginal product. After evaluating externalities, the Positive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different water policies to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groundwater. The total economic losses due to the externalities were calculated to equal 2.8 U.S. million dollars. The damage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were calculated to equal 436.1 U.S. million dollars. The results related to the positive planning model show that the best policy among different options, such as deficit irrigation policy or combined policies, involves implementation of pressurized irrigation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