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8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

利用1978-2018年《人民日报》的2238条环境污染新闻报道,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并初步探讨了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人工判读,逐条提取新闻报道的环境污染类型、时间与地点,进而通过统计分析,研究发现:①1978-2018年中国的环境污染报道经历了3个热点时期,其中前两个时期(20世纪8...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空间结构视角下的典型地区内部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是近年来学界持续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构建的地区经济增长时空分异研究的理论框架,针对京津冀地区核心—外围结构的3类地区,将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水平指标相结合,使用相关统计变量、地统计分析方法以及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对京津冀地区1994-2014年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及近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速往往伴随着经济总差异的扩张;地区分组组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体成分;地区分组组间差异和京津冀地区经济总差异呈扩张趋势。②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可划分为经济增长空间扩散—地区差异总体收敛、经济增速减缓且空间集聚—地区总差异扩张、经济波动增速并空间扩散—总差异波动上升、经济增速减缓并再次空间集聚—地区经济差异波动缓慢增加等4个阶段。③ 当前,经济增长的空间辐射主要表现为一级核心地区对邻近二级核心地区的带动作用,向外围地区的扩散尚弱。④ 核心与外围不同类型地区的参数估计存在显著差异,这体现了不同类型地区经济结构的梯度差距。     

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变化的时空特征

基于统计数据,采用Theil指数、线性倾向率、Mann-Kendall（M-K）检验、面板数据模型,从中国、八大经济区域、各省3个尺度分析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公路里程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长分两个阶段： 1996~2005年为缓慢增长期,2005~2015年为快速增长期;② 2000~2015年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地区分布差异显著下降,2000~2005年区域内总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成分,北部沿海地区区域内差异是区域内总差异的主要原因,2006~2015年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成分;③ 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及空间尺度各因素对民用汽车拥有量发展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1995-2012年中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ESDA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Matlab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1995-2012年中国各地区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事件呈先动态增长后逐渐下降的趋势,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事件是主要事故类型;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高频风险区域亦在逐渐减少,东南沿海及四川、湖南等中西部区仍有局部集聚的态势;1995-2000年中国的环境污染事件总体呈随机分布状态,2001年后则开始呈现集聚的特征;Moran散点图表明,局部的空间集聚先增强后减弱,环境污染事件近年来集中在泛长三角地区,高高地区为江浙沪;环境污染事件的重心转移方向主要为西南和东北,两个快速转移时期分别为1998-2001和2004-2007年,这与区域的产业转移和高负荷的污染排放压力有关;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与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和控制、经济发展阶段及环境治理投入、环境监管能力、空间效应等因素有关。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空间邻近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应注重环境污染事故的区域联防联控,制定若干跨界污染事故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环境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利用历史疫灾史料,建立疫灾时间序列,使用历史断面分析、因子相关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过去272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①中国疫灾流行的频度和强度有长期上升趋势,温暖期形成疫灾低谷,寒冷期形成疫灾高峰.②中国疫灾流行总体以夏、秋季为主,但有阶段性差...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丰富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为京津冀地区旅游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初步构建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时空演化研究框架及多因素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曲线、双变量局域自相关等方法,从旅游空间的规模、等级和形态变化等方面考察京津冀地区2001—2019年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过程,并基于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从双核心逐渐转为多核心,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部分旅游节点城市逐步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初见成效。②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过程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高速增长下的双核心极化缓解阶段;中速增长下的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阶段;快速增长下的多核心形成阶段。③ 影响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人均GDP、星级饭店的数量、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和旅游大事件等,其中人均GDP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影响核心枢纽城市、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因素有一定差异,星级饭店数量、旅游大事件和PM_2.5浓度对核心枢纽城市和旅游区域中心城市旅游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城市道路面积、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旅游大事件、年末实有出租车数量、PM_2.5浓度等则是影响旅游节点城市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淘宝村“增长-消失”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淘宝村2009—2020年数据,运用“增长-消失”率、核密度分析法、冷热点分析、组合分类等方法对中国淘宝村“增长-消失”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从时间维度看,中国淘宝村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以及现阶段的高速扩张期;但“消失/增长”呈现出“先陡再缓后陡”的“折线形”变化态势,表明消失的淘宝村呈现“先增后减再增”的特点。(2)从空间特征来看,利用2014、2016、2018和2020年4个时间断面,发现中国淘宝村的“增长-消失”由“点状”发展成“带状”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西部扩展;在空间分布、集聚与关联上,2020年淘宝村“增长-消失”分布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北中南（沿海）集聚加深,热点集中冷点偏散”的格局。(3)从生存类型来看,东部地区淘宝村多为增长型,其次为低流动型,有少量地区为衰退型;中西部地区多为增长型以及低流动型,其次为高流动型、衰退型。(4)从影响因素来看,同质化竞争、行业内卷化、商户经营技能、电商转型、市场敏锐程度是导致淘宝村消失的主要原因,期待这一研究结果能为淘宝村在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和政府政策优化提供借鉴。     

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探讨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地区差异对于引导乡村土地高效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科学合理评估乡村土地时空配置情况,可以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国土资源保障。论文以2009—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Super-SBM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中国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呈现逐年上升态势;② 全国乡村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中国乡村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表现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③ 各因素对中国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的影响力存在时间上的波动性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乡村条件的影响力显著高于城乡关系作用;④ 中国乡村土地利用过程中各类型用地均表现为投入冗余,各地区之间可节约用地比例差异明显,需要依据地区发展实际情况进行结构优化。     

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Python程序抓取了中国土地市场网上的2010-2015年土地供应结果公告,采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并用面板数据模型解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该期间供地规模总体经历了先增后减,县域供地规模空间集聚度、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总体在扩散;② 受“西部大开发战略”“援疆”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县域供地规模空间分布重心向西移动明显;③ 土地供应集中在城市群范围内,县域所在的城市行政等级与供地规模密切关联;④ 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总规模变化和平均供地结构存在差异,高等级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较大;⑤ 公共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人口规模增长率和人均GDP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差异明显,投资建设对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均有较强推动作用。     

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2)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3)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4)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5)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     

中国工业结构演变及其环境效应时空分异

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脱钩状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工业结构特征偏向指数和1995-2010年各省29个制造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工业结构演变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重点描述了各省工业结构的废水排放强度特征、SO₂排放强度特征、固体废弃物排放强度特征的差异及变化趋势,对8大区域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增长、衰退状况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地区环境污染强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工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1995-2010年西北及中部大部分地区工业结构废水排放强度降低的趋势在不断减弱,西南和东南部分地区工业结构的SO₂排放强度有所增强,固体废弃物排放强度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从各区域不同污染性质的行业发展差异来看,西北、西南地区、中部部分地区近十几年来高污染行业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各地区在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促进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三高”产业的改造升级。     

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解析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区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探究该地区大气污染的时空分布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三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202个区县PM_2.5的时空分异特征,创新性地对自然与人文影响因素贡献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系统地甄别和量化。结果表明：2000-2014年来京津冀城市群PM_2.5浓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季节上呈秋冬高、春夏低,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且城市建成区PM_2.5浓度比周围郊区和农村平均高10~20 μg/m³;2014年仅有13.9%的区县空气质量达标,PM_2.5浓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与扩散性,城市间交互影响距离平均为200 km,邻近地区的PM_2.5每升高1%,将导致本地PM_2.5至少升高0.5%;社会经济内因对PM_2.5主要是正向影响,自然外因主要是负向影响;影响因素中对本地大气污染的直接效应贡献强度依次是：年均风速>年均气温>人口密度>地形起伏度>第二产业占比>能源消费>植被覆盖度,人均GDP、年降水量和相对湿度对本地PM_2.5没有显著影响;对邻近地区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的因素排序是：植被覆盖度>地形起伏度>能源消费>人口密度;对于自然和人文影响因素应分别采取针对性的适应策略和调控策略,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与合作治理,在城市群规划中注重环保规划与立法。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协调,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亟需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从全国到地市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国家尺度,随着制造业产值提升了10.67倍,制造业UPG指数实现了由5.987到6.225的提升,但金融危机后略有下滑。② 区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递次降低,东北地区在2003年后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底端且在全国地位略有下降。③ 省域尺度,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UPG指数相对较高且成长更快,而中西部尤其是多数边疆省份较低且成长缓慢,甚至下降。④ 市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热点区域由北方传统工业城市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以长三角地区为导向的核心—边缘模式。⑤ 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城市制造业UPG指数提高的重要推手,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和开发区的作用在后期逐渐显著,外资的集聚总体抑制了城市制造业UPG指数的提升,而沿海三大核心城市群的作用尚不显著。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对铜川市近几年经济与环境特征分析

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研究的基础上,以铜川市2001-2013年12 a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并用SPSS在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最优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并绘制了环境库兹涅茨特征曲线。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或者改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只是改善环境质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铜川市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际均未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之间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平滑的单调"同步"增长趋势;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SO₂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倒"U"型左半部分特征,有望达到拐点;工业氨氮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正"N"型, 2006年前呈上升趋势, 2006年以后至2012年期间,出现下降,近两年又开始增长,而且增长迅速。该研究对铜川市经济与环境特征分析,不仅定量揭示出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问的关系,而且剖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规律,为铜川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管理需求,为全面实施"生态休闲城市"的建设确立了科学依据。     

Spatial coupling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Given the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bsystems, it is useful to perform a quantitative spatial assessment of these subsystems. I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ubsystems are constructed. The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 is calculated for 350 prefectural uni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ost prefectural units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values, the Chinese terri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and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Based 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four types of areas, there is a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d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the sectors of manufacturing of high-technology and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such as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value of local industrial output. The industrial value of the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is concentrated on the manufacturing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nd contains a few polluting sectors such as ferrous and non-ferrous metallurgy, 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is the type of area where polluting sectors concentrate, such as iron and steel, petrifaction, coal mining, building materials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the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its industry is concentrat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imary products.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格局——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探析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加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对近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级单元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揭示,借助象限图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识别,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关系分布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部沿海地区、内陆省会城市及资源富集型的北方边境沿线部分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及中原传统农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年份二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684和0.741。② 地级尺度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协调型和超前型并存。省域内部地级单元二者关系的分布模式具有相似性,即省会城市通常城镇化超前,省内边缘城市多城镇化滞后。③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二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弱化。两个年份,东北地区是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超前型集中分布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有所弱化,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渐趋增强,北方边境沿线资源富集型地级单元由城镇化超前型演变为城镇化滞后型。④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类型区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滞后-滞后”型和“超前-超前”型地级单元合占研究单元总数的73%,且二者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2006—2016年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增长,珠三角协调度最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的减小幅度最小;③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随时间推移有向高一级状态转移趋势;④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⑤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⑥ 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趋向于“同步发展”;⑦ 能源消耗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外资依存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有差异。     

中国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研究

绿色发展战略既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区域人地协调的重要路径。研究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PPM）以及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分析中国30个省市区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得出以下结论：① 构建涵盖“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三个维度的绿色发展系统,三个维度的协同一致和均衡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②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较低,绿色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与压力依然严峻。绿色增长和绿色福利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77%、11.74%,绿色财富指数整体相对较低且增长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绿色财富指数增长的艰巨性和长期性;③ 绿色发展及其构成指数的区域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但差异程度依然较大,总体呈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征,绿色财富与绿色发展及其他构成指数空间分布错位,高高、低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④ 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科技创新、市场化、国际贸易是影响中国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从塑造生态文化理念、发展生态高效产业、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优化空间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推进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ZG市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诈骗犯罪是现代城市中亟待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基于微观层次探讨影响诈骗受害的个人属性特征,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对诈骗受害者生存环境中的中宏观层次因素的考虑。本文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以及负二项回归等研究方法,对ZG市5类诈骗警情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基于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各类诈骗的时间分布规律各异,但整体上呈现出工作日高于休息日、下午或晚上高于上午、凌晨时段为最低的特征;② 和其他类型的城市犯罪类似,诈骗犯罪整体呈现出与老城区距离衰减的“多中心”显著性集聚特征;各类型诈骗热点的空间分布大同小异,多分布在城市的老城区、CBD、火（汽）车站、城中村或高校布局的周边地带;③ 各类诈骗犯罪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各异,但整体表现出与银行网点、旅游景点、道路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高校等建成环境因素高度相关;与购买商品房家庭占比、受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水平等社会环境显著相关的特性。本文拓展了犯罪地理学领域对诈骗犯罪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各类诈骗犯罪符合日常活动理论的理论假设,对诈骗受害情景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环境污染源的区域差异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基于339个地级行政单元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环境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经济截面数据,选取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及污染源结构指标,定量研究中国339个地级行政单元环境污染源的空间分异和集聚效应,解析环境污染源及排放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污染防控措施与综合治理建议。结果表明：① 环境污染源结构区域差异显著,水环境污染源以农业源主导型、城镇生活源主导型、城镇生活和农业源复合型为主,三者比重分别为35.40%、33.92%和25.66%,农业源主导型排放强度最高,主要分布于华北和东北地区;大气环境污染源以工业源绝对主导型为主,其比重为74.63%,分布于除青藏高原区的广大区域。② 农业源主导使水污染物集聚式排放加剧,工业源主导则促进了大气污染物集聚式排放,特别在环渤海及其经济腹地区域,污染源结构强化了污染物排放的空间集聚效应。③ 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以人口规模影响最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模型中呈现不同的影响效应,对工业源主导型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呈正向影响,而对城镇生活源主导型区域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工业化程度对工业源绝对主导型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正向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