侏罗纪末至白垩纪非海相介形类生物地层学:回顾与展望

以非海相介形类为依据而建立的侏罗纪末至白垩纪的生物地层学,尤其是欧洲所谓"Purbeck-Wealden层段"(提塘阶顶部至巴列姆阶/阿普特阶底部)和全球同期沉积层的生物地层学建立已久,但这一生物地层学存有很多问题与局限性。本文对中生代晚期(聚焦于早白垩世)的非海相介形类生物地层学的基本原理、历史、目前进展、存在问题和前景进行了综述。因为介形类的繁殖、扩散与成种机制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所以介形类的生物地层学的应用潜力被认识已久。然而,全球不同地区中生代晚期的非海相介形类众多的研究积累已构成了一个丰富但常常混乱和矛盾的文献库。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介形类的分类鉴定中,也见于关于古环境和系统发育的解释中。虽然地区性的盆地内的介形类生物地层学研究已产生了好结果,并可能能够用于局部地区的高精度对比。但是在进行地区间(盆地间至全球)的对比时,其实用性广遭怀疑。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许多学者采用了将今论古的古生物学研究方法,努力修订和更新中生代晚期的非海相介形类的生物地层学与古环境意义,从而促进了地区间生物地层学研究和对比的发展。古生物学家认识到,对于许多非海相介形类动物来讲,它们的分布和扩散不仅仅局限于单个的水系或较小的地理区域,而是和现生的非海相介形类一样,晚侏罗世至白垩纪的非海相介形类动物和它们的卵可被较大的动物或风长距离搬运,跨越迁移的屏障,进行扩散。鉴于以上事实,地区间的对比必须涉及两大内容:分类学的应用与古环境背景。缺乏适用于地区—全球的稳定和一致的分类学系统是进行正确对比的重要障碍。由于大量地方性分类命名、地方性特有动物的假设、与壳体特征相关的分类和生态型认识的混乱,以及对种内变异尺度的统一认识的缺乏,导致了对生物分异度的过高或过低的估量。非海相白垩纪介形类的地层记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分类单元的演化与灭绝、扩散事件、当地的环境变化和地区性至全球的气候变迁。在生物地层学的应用中,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手段去把握同时代的Cytheroidea,特别是Cypridoidea中具重要地层意义的Cypridea属及其亲近者(即CypridoideaMartin,1940)的分类单元的形态变异度。解释种内变异时需要格外谨慎。区分生物自生(内因)导致的变异(遗传的和形态的变异)和环境(外因)导致的变异(生态表型)是一大难题。比较保守的分类学观念(分类单元很少,但变异极大(分类单元中包含了多种生态表型))有助于不同古环境间的(生物地层)对比。另一方法是运用随着时间的古环境变化及其对介形类组合的组成的影响来进行(生物地层)对比。古生物工作者已在利用受环境控制的周期性介形类组合变化建立对比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尝试,但这些工作仍处在争议中。建立全球生物地层学方法,建立统一而持久的分类概念这一目标可以达到,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用现代的思想(概念)理解和研究非海相介形类的古生物学和古生物地理学及新资料将有助于修订工作的进展。尽管我们对中生代的非海相介形类的演化和分布的认识还很不全面,但目前我们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盆地间至大陆间的对比是否可行,早已不是问题。目前和未来的指导原则无疑是发展以介形类为基础,并与其他的年代地层学和地质年代学资料及方案相结合的从地区至全球范围的地层对比系统。因为我们正在迈向一个非海相晚中生代介形类生物地层学的重新解释和应用的新时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冀北滦平陆相侏罗—白晋系生物地层界线及候选层型研究进展

滦平盆地张家沟侏罗－白晋系界线上下为连续沉积的浅湖一半深湖序列,介形类和叶肢介类化石丰富,是中国陆相J／K界线理想的层型候选剖面。通过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介形类,叶肢介生物组合及沉积学与成因地层学的综合研究,认为陆相侏罗－白垩系生物生物地层界线以介形类大个体滦平介Luanpingella的消失,女星介Cypridea的出现,叶肢介Nestoria,Pseudograpta及Keratestheria等的消失以及Eosestheria的始现,扇三角洲平原或前缘亚相或等同亚,微相带的结束为标志,陆相界线层型研究和定义异于海相盆地,陆相环境生物化石的自然缺尔可以通过地层格架建立及沉积亚微相序列高精度地划分,对比予以弥补,并应纳入陆相界线层型的定义中。     

中国白垩纪叶肢介生物地层学

叶肢介是一种淡水甲壳类动物,个体不大,一般在几毫米到两厘米之间,软体有点像虾,具有很多附肢,雌雄异体,外裹一对几丁质壳瓣,形似蚌壳,但不如后者的钙质壳那么厚实坚硬。叶肢介从泥盆纪开始出现,中生代时其演化中心从欧洲迁移到了东亚,白垩纪它们的分异和演化达到顶峰,到了新生代则进入衰亡阶段。叶肢介化石一般出现在陆相地层中,由于它数量多、演化快、分布广泛,近年来已成为中国和邻近地区中生代非海相生物地层划分和对比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大陆白垩系主要是陆相沉积,按古地理和生物地理区系,早白垩世可以划分为西南湖群和东北、东南、西北两个大区,前者出现的是直线叶肢介(Orthestheria)动物群,后者则是东方叶肢介(Eosestheria)和延吉叶肢介(Yanjiestheria)动物群;晚白垩世在西南湖群出现的是华美叶肢介(Aglestheria)动物群,在东北松花湖水系出现的是真瘤模叶肢介(Euestherites)动物群,在华中和东南沿海云梦泽水系出现的是薄壳叶肢介(Tenuestheria)动物群。链叶肢介(Halysestheria)是联系它们相互对比的共同分子;晚白垩世早期的线叶肢介(Nemestheria)动物群则在上述3个区系都有分布,甚至在西北喀什地区的塞诺曼期海陆交互相沉积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同期海相地层的陆相夹层中都有发现的记录,它是将中国陆相白垩系与国际海相标准划分联系起来的重要证据。关于中国白垩纪的叶肢介动物群和有关陆相地层的划分对比,产东方叶肢介的义县组以前放在上侏罗统顶部或做为侏罗系-白垩系过渡层处理,这次按全国地层表将东方叶肢介群归入早白垩世。     

冀北滦平陆相侏罗—白垩系生物地层界线及候选层型研究进展

滦平盆地张家沟侏罗—白垩系界线上下为连续沉积的滨浅湖—半深湖序列,介形类和叶肢介类化石丰富,是中国陆相JK界线理想的层型候选剖面。通过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介形类、叶肢介生物组合及沉积学与成因地层学的综合研究,认为陆相侏罗—白垩系生物地层界线以介形类大个体滦平介Luanpingella的消失、女星介Cypridea的出现,叶肢介Nestoria、Pseudograpta及Keratestheria等的消失以及Eosestheria的始现,扇三角洲平原或前缘亚相或等同亚、微相带的结束为标志。陆相界线层型研究和定义异于海相盆地,陆相环境生物化石的自然缺欠可以通过地层格架建立及沉积亚微相序列高精度地划分、对比予以弥补,并应纳入陆相界线层型的定义中。     

泰国、老挝南部和越南中部的非海相白垩纪双壳类生物地层学

泰国、老挝和越南白垩纪沉积全属非海相,它们广泛分布于泰国北部、东北部、西南部和南部,老挝北部、中部和南部,越南东北部、西北部、中部和南部。泰国南部的白垩纪地层分为Lam Thap,Sam Chom和Phun Phin组;其他地区,特别是西北部的呵叻高原地区的白垩系属呵叻群的Phra Wihan,Sao Khua,Phu Phan,Khok Kruat,Maha Sarakham及Phu Thok组。在老挝,万象盆地的白垩系由老挝呵叻群的NamSet,Phu Phanang,Ban Ang,Champa和Ban Thalat组与丰洪群的Thangon和Saysomboun组组成;沙湾拿吉(东兴)盆地的白垩系由南通(河)群的Nam Phouan,Nam Xot,Nam Noy和Nong Boua组组成。越南的白垩系在西北部分为Nam Na,Yen Chau,Van Chan和Ngoi Thia组,东北部为Ban Hang组,中部分为NhaTrang,Mu Gia和Dong Dzuong组,南部则为Phu Quoc组。三国白垩系的岩性普遍以红棕色至浅灰色砂岩、砾(岩质)砂岩、粉砂岩、泥岩和砾岩为主。泥岩中具有钙质结核和硅结砾岩,但盐和石膏仅见于Maha Sarakham,Saysomboun和Yen Chau组内。过去,这些白垩纪地层的生物地层没有经过详细研究。根据地层层序和化石对比,在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和南部半岛地区及老挝南部沙湾拿吉(东兴)盆地中识别出了2个标记非海相白垩纪的类三角蚌类化石组合:阿普特期(但可上延至阿尔必期)的Trigonioides(Trigonioides)kobayashi-Plicatounio(Guangxiconcha)suzukii组合,阿普特阿尔必期(但主要为阿尔必期)的Trigonioides(Diversitrigonioides)diversicostatus-Pseudohyria subovalis组合。越南中部可能也产早白垩世阿普特阿尔必期的类三角蚌类双壳类Plisatouniosp.-Trigonioidessp.组合。通过双壳类组合,并结合包括孢粉和恐龙在内的其他化石的对比,泰国北部和南部、老挝南部和越南中部的非海相白垩纪地层得到了定年和对比,从而揭示了东南亚非海相白垩纪盆地的演化历史。     

济阳坳陷老斜452井介形类化石及其地层意义

在对济阳坳陷老斜452井的古生物分析中,发现穴状女星介(相似种)Cypridea(Cypridea)cf.cavernosa、蒙阴女星介C.(C.)mengyinensis等介形类化石,说明该地区发育了白垩纪地层。济阳坳陷中生代地层的细分主要是依据区域岩性、电性及孢粉化石等地质资料,但白垩系的岩性、电性与上下地层相似,且化石稀少,缺乏充足的古生物资料,因此难以系统、准确地划分。老斜452井发现介形类化石给济阳坳陷白垩系的细分提供了重要的古生物学依据,为该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中国陆相侏罗系—白垩系界线及其国际地层对比——以冀北—辽西地区侏罗系—白垩纪年代地层为例

冀北—辽西地区陆相侏罗系—白垩系发育,各类生物化石丰富,并夹有火山岩,是利用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同位素测年和磁性年代地层综合研究侏罗系\白垩系界线的理想地区。冀北滦平盆地侏罗系\白垩系界线附近的地层为大北沟组和大店子组,辽西义县—北票地区侏罗系\白垩系界线附近的地层为土城子组和义县组。大店子组含有孢粉Cicatricosisporites-Luanpingspora-Jugella组合;介形类Yanshanina-Cypridea-Rhinocypris组合,Cypridea-Yanshanina-Timiriasevia组合,Cypridea sulcata亚组合和叶肢介Eosestheria-Abrestheria组合等各类化石,这些生物组合与国内、外的对比,尤其是孢粉和介形类与英、法、德、俄和加拿大等地相关地层同类化石组合的对比,其时代为早白垩世早期(Berriasian)。辽宁西部义县组下部的孢粉、介形类和叶肢介与国内、外的对比,也得出与大店子组的时代大致相同的结论。大北沟组含孢粉Poceites-Podocarpidites-Schizaeoisporites组合,介形类Luanpingella-Torinina-Eoparacypris组合以及叶肢介Nestoria-Keratestheria组合等,这些生物组合与国内、外同类生物组合的对比,得出的时代结论是晚侏罗世晚期(Tithonian)。土城子组含有孢粉、介形类及叶肢介等6大门类化石,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得出的时代结论是晚侏罗世。因此,侏罗系\白垩系的界线划在大北沟组与大店子组之间。生物地层的国际对比表明:此界线与国际侏罗系\白垩系界线,即Tithonian\Berriasian界线是一致的。根据冀北—辽西地区一系列同位素测年数据推断,侏罗系\白垩系界线年龄应接近130.7Ma。     

中国陆相侏罗系—白垩系界线及其国际地层对比——以冀北—辽西地区侏罗系—白垩系年代地层为例

冀北—辽西地区陆相侏罗系—白垩系发育,各类生物化石丰富,并夹有火山岩,是利用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同位素测年和磁性年代地层综合研究侏罗系\\白垩系界线的理想地区。冀北滦平盆地侏罗系\\白垩系界线附近的地层为大北沟组和大店子组,辽西义县—北票地区侏罗系\\白垩系界线附近的地层为土城子组和义县组。大店子组含有孢粉Cicatricosisporites Luanpingspora Jugella 组合;介形类Yanshanina Cypridea Rhinocypris组合,Cypridea Yanshanina Timiriasevia组合,Cypridea sulcata亚组合和叶肢介Eosestheria Abrestheria组合等各类化石,这些生物组合与国内、外的对比,尤其是孢粉和介形类与英、法、德、俄和加拿大等地相关地层同类化石组合的对比,其时代为早白垩世早期（Berriasian）。辽宁西部义县组下部的孢粉、介形类和叶肢介与国内、外的对比,也得出与大店子组的时代大致相同的结论。大北沟组含孢粉Poceites Podocarpidites Schizaeoisporites组合,介形类Luanpingella Torinina Eoparacypris组合以及叶肢介Nestoria Keratestheria组合等,这些生物组合与国内、外同类生物组合的对比,得出的时代结论是晚侏罗世晚期（Tithonian）。土城子组含有孢粉、介形类及叶肢介等6大门类化石,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得出的时代结论是晚侏罗世。因此,侏罗系\\白垩系的界线划在大北沟组与大店子组之间。生物地层的国际对比表明：此界线与国际侏罗系\\白垩系界线,即Tithonian\\Berriasian界线是一致的。根据冀北—辽西地区一系列同位素测年数据推断,侏罗系\\白垩系界线年龄应接近1307Ma 。     

山东平邑盆地官庄群有关地层的重新厘定

平邑盆地的官庄群是我国罕见的富含碳酸盐岩和石膏岩的非海相河湖沉积,中生界-新生界界线连续,孢粉和其他微体生物化石丰富,对研究我国华北地区晚白垩世与古新世生物群及其演变、白垩系-古近系界线以及晚白垩世晚期的地质事件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起众多地质学者的关注。通过对平邑盆地官庄群岩石地层的详细考察及对其赋存的生物群的研究,对固城组和卞桥组的定义进行了厘定。固城组为下粗上细的红色砂砾岩和砂泥岩,含砾石,其成分基本为火山岩,含晚白垩世孢粉和其他微体化石,时代为晚白垩世晚期;卞桥组为一套富含碳酸盐岩和石膏的地层,富含晚白垩世晚期至古新世孢粉和其他微体化石,可分为3个岩性段,白垩系-古近系界线在卞桥组一段的一、二亚段之间。     

陕西渭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叶肢介化石及其地层对比

陆相二叠纪-三叠纪地层划分与对比对全面认识该时期全球性重大生物与环境突变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国际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选择陕西渭北为重点研究区域,通过对该地区石川河剖面和后周公庙剖面的叶肢介化石进行系统的分类学研究,恢复了叶肢介化石的面貌和组合特征,从而利用叶肢介化石组合来进行该地区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生物地层划分和对比.其中,石川河剖面共产出叶肢介化石4属8种,后周公庙剖面共产出叶肢介化石2属3种.据此,该地区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叶肢介化石由老到新可划分为3个组合,分别是晚二叠世晚期的Pseudestheria minuta-Pseudestheria xinjiangensis组合,二叠纪-三叠纪过渡期的Euestheria gutta-Palaeolimnadiopsis vilujensis组合和早三叠世早期的Magniestheria subcircularis-Cornia germari组合,并且通过这些叶肢介化石组合可以大致建立不同沉积区之间的生物地层对比关系.另外,两条剖面上都存在叶肢介化石与海相化石同层产出的现象,认为通过研究陕西渭北地区由于多期次海泛事件所导致的海、陆混合生物群,有望建立二叠纪-三叠纪之交该地区与海相地层的生物地层对比关系.      

福建泰宁白垩纪红层植物及孢粉化石组合特征

泰宁白垩纪红层盆地由朱口、梅口、龙安3个盆地组成,盆地内出露的岩石地层为沙县组和崇安组。近期工作,首次在龙安盆地沙县组采获植物化石和孢粉化石,梅口盆地崇安组采获孢粉化石。根据植物化石及孢粉组合特征,沙县组地质时代为晚白垩世早、中期,相当于赛诺曼期-土仑期(Cenomanian-Turonian);崇安组为晚白垩世晚期,相当于康尼亚克期-马斯特里赫特期(Coniacian-Maastrichtian)。依据泰宁梅口盆地崇安组孢粉组合特征,建立晚白垩世晚期Pinuspollenites-Ulmipollenites minor组合,以代表福建白垩纪第Ⅵ孢粉组合。     

Late Cretaceous chronostratigraphy （Turonian-Maastrichtian）： SK1 core Songliao Basin, China

Non-marine ostracodes,charophytes and palynomorphs are abundant in most Cretaceous lacustrine basins of East Asia.However,their ranges are not directly integrated with marine biota that defines the Cre...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雅干地区下白垩统巴音戈壁组化石新发现

在内蒙古银额盆地西北部洪果尔吉乌拉山间盆地内首次发现早白垩世叶肢介化石1属2种,包括：Diestheria yixianensis Chen,Diestheria longinqua Chen,植物化石5个属（种）Podozamites sp.,Equisetites sp.,Baiera sp.,Nilssonia sp.,Czekanowskia sp.。上述叶肢介化石均为热河生物群重要分子,植物化石也是中生代晚三叠世—晚白垩世的常见分子,确定这套地层时代为早白垩世,划归巴音戈壁组。上述化石的发现,丰富了银额盆地中生代生物地层学研究内容,为盆地内早白垩世地层对比提供了最新参考资料。     

塔里木盆地库车河剖面有机碳同位素地层学及三叠系—侏罗系界线

三叠纪—侏罗纪之交发生了地史上五次最大规模之一的生物灭绝事件、中大西洋大火成岩省喷发、泛大陆进一步裂解导致的中大西洋开启以及大气CO₂浓度急剧升高等。然而该时期中国各板块主要发育陆相沉积,其三叠系—侏罗系界线（TJB）很难与定义于海相地层的全球层型剖面和点（GSSP）进行精细对比。应用基于C3植物的碳同位素地层学,进行了两次独立地、系统地以高等植物木质部为研究对象的采样和测试,获得了可以指示同期大气CO₂的δ13C演化和进行全球等时对比的碳同位素地层曲线。并在植物大化石和孢粉的生物地层约束基础上,首次完成了库车河剖面与海相三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ETE）底界和TJB的精细对比;推测与全球其他剖面ETE等时的地层界线位于38层底部附近,与TJB的GSSP等时地层界线位于41层底部附近。海相与陆相的ETE和TJB层位附近均出现了δ13C负偏,指示全球性的碳同位素的波动,推论该时期发生了全球规模的、地表圈层的碳储库扰动。     

藏北南羌塘安多县鄂斯玛地区早白垩世孢粉化石 Dicheiropollis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报道南羌塘盆地鄂斯玛地区首次发现早白垩世Dicheiropollis花粉。根据这一花粉的出现和整个孢粉中大量出现Classopollis的组合特征,其时代可确定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早期。这不仅为藏北南羌塘盆地晚白垩世地层的存在提供了依据,而且为今后进一步的地质工作提供了线索,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辽宁北部秀水盆地秀D1井孢粉组合及其地层意义

孢粉化石采自辽宁省北部秀水盆地的秀D1井,分析、鉴定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来自秀D1井井深62.1~1089.7m的孢粉化石自下而上划分为3个孢粉组合,下部孢粉组合(井深703.85~1089.7m)以Osmundacidites-Klukisporites-Podocarpidites为代表,地质时代为晚侏罗世堤塘期(Tithonian),中部孢粉组合(井深381.5~699.3m)以Densoisporites-Cicatricosisporites-Piceaepollenites为代表,地质时代为早白垩世贝里阿斯期(Berriassian),上部孢粉组合(井深62.1~339m)以Cicatricosisporites-Impardecispora-Pinuspollenites为代表,地质时代为早白垩世凡兰吟期—欧特里夫期(Valanginian-Hauterivian)。秀D1井钻遇地层所含孢粉组合特征在区域上可以与冀北地区大北沟组,辽宁西部地区下白垩统义县组、九佛堂组,松辽盆地东南缘下白垩统火石岭组、沙河子组所产的孢粉组合对比。含孢粉组合地层时代的确定解决了井柱地层的划分,以及与区域地层的对比关系,同时为区域地层古生物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江西省泥盆纪岩石地层划分与对比

江西省泥盆纪地层发育,分布广泛,以非海相地层为主,赣西、赣南间夹海相地层。因区内不同地段的地层发育程度及沉积特征有明显差异,故可进一步划分出若干地层小区,各地层小区的岩石地层单位特征及划分各不相同,并根据植物、腕足类和鱼化石对江西省泥盆纪生物地层进行了探讨。     

Discovery of Pseudofrenelopsis gansuensis from the Lower Cretaceous of Wangqing, Jilin Provi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orrelation of Cretaceous Red Beds in China

New data from abundant vegetative shoots and cuticular analysis are provided for the Cretaceous cheirolepidiaceous conifer Pseudofrenelopsis gansuensis Deng, Yang et Lu. The material was found from a new locality of the Lower Cretaceous strata in the Luozigou Basin, Wangqing, Jilin Province, northeastern China. Pseudofrenelopsis is a common plant in the Dalazi Formation of the Yanji Basin about 150 km from Wangqing, but there exists different species, Pseudofrenelopsis dalatzensis only. Both P. dalatzensis and P. gansuensis have been recorded from the Lower Cretaceous of Jiuquan, Gansu Province, but they are in different stratigraphic horizons. The Lower Cretaceous plant-bearing strata in Luozigou have used to correlate with the Dalazi Formation of the Yanji Basin. The discovery of P. gansuensis, which is lower in horizon than P. dalatzensis in Jiuquan, may indicate that they are also different in horizon in Jilin. Cheirolepidiaceous conifers are among the few fossils of red beds of the Early Cretaceous in China. The present discovery of Pseudofrenelopsis gansuensis provides important evidence for classification, correl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geological ages of the Early Cretaceous non-marine red deposits of the two separate basins in remote areas of North China.     

Tidal influence in Cretaceous fluvial strata from Utah, USA: a key to sequence stratigraphic interpretation

Detailed models already exist that outline physical and temporal relationships in marine and marginal marine strata. Such models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in alluvial deposits. Recognition of tidal and estuarine influence in fluvial strata is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s between marine and non-marine strata. Strata that have previously been interpreted as low energy meandering river deposits contain sedimentary and biogenic structures that suggest a tidal influence. These structures include sigmoidal bedding, paired mud/silt drapes, wavy and lenticular bedding, shrinkage cracks, multiple reactivation surfaces, inclined heterolithic strata, complex compound cross-beds, bidirectional cross-beds, and trace fossils including Teredolites, Arenicolites and Skolithos. Although none of these structures is unique to tidal processes, the preponderance of data suggests that fluvial system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idal processes well inland of coeval shoreline deposits. These deposits rarely form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a depositional sequence; however, their occurrence allows time significant surfaces to be extended for tens or even hundreds of kilometres inland from coeval shoreline deposits. In Turonian through Campanian strata exposed in the Kaiparowits Plateau of southern Utah, tidally influenced facies are recognized within at least two distinct stratigraphic levels that were deposited during periods of relatively rapid base level rise. These strata form part of an alluvial transgressive systems tract. Landward of each of the marine transgressive maxima, tidal facies are present in fluvial channels that are completely encased in non-marine strata at distances up to 65 km inland from a coeval palaeoshoreline. Our work suggests that such deposits may have gone unrecognized in the past, but they form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alluvial strata in many depositional sequences. Although these tidally influenced fluvial deposits may be difficult to recognize, they are temporally equivalent to marine maximum flooding surfaces and provide a chrono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between alluvial and nearshore marine depos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