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星级宾馆区位研究

本文研究了外资星级宾馆的地理分布与区位。整体而言,外资星级饭店集聚在少数省区和城市,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基于服务业外资区位理论,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了追随国外客户、市场规模、集聚经济、对外经济联系及基础设施等对外资星级宾馆区位选择的影响。统计分析表明外资星级宾馆在区位选择上,倾向于追随国外客户在中国布局,同时通过与国内宾馆的共聚而获得成本节约与竞争力提升。城市的对外联系强化涉外市场潜力,进一步吸引外资星级宾馆;而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强化宾馆业集聚经济,引导外资星级宾馆的区位选择。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区位选择及空间转移

2006 年以来,房地产业成为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主要行业之一。对这一时期中国35 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外资区位进行分析,发现房地产外资集中的地区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但同时表现出向长江沿岸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等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面板Tobit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竞争是导致房地产外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房地产外资放弃利润率最高的最优区位,转而寻求利润率较低、而市场需求较大的次优区位。各重点城市间土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迅速缩小使得房地产外资能够自由选择区位,为房地产外资的这一空间转移策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基于区位选择的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研究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是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形成了多种解释。基于构造的经济活动区位选择模型,认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原因,接近中心的地区经济活动更为密集,而且由于聚集经济使得工人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更高。中国的东部地区靠近亚太经济中心,这一区位优势使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经济资源,而西部的周边地区经济不发达,难以吸引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了二者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因此,西部要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也取决于其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区位优势测度研究

以我国1 056个乡村旅游模范村为例,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的区位优势度进行测定与类型细分研究,结果表明:(1)分类型旅游村区位优势度空间差异较大,区域分布的要素指向性明显。(2)综合区位优势度较好及以上的旅游模范村在空间上呈现出沿东部沿海、大城市群及省会主要城市分布的特征;综合区位优势一般村无明显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综合区位优势度较差的旅游村主要分布在秦岭和大巴山中间区域以及大别山以南、武陵山以东、雪峰山以西区域;综合区位优势度落后村多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青海等区域。(3)依据区位优势度模型计算结果,将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细分为四大类、16种不同的类型村,并根据不同区位优势类型村的特点提出发展建议。     

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2000年和2005年地级市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数据,采用Tobit计量模型分析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研发水平、外资、集聚、政府政策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在研发能力弱的地区,外资和政策有利于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在短期内无法提高研发能力的地区,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或加强政策优惠的方式促进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时空格局与区位因素研究

基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和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739家中国创业板企业为依据,借助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基尼系数和ZINB模型,研究了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区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在时空分布上,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呈现出稳步推进趋势,其发展过程因受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M”状波动性;空间格局呈分散与集聚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并且集聚程度因行业大类而异。(2)在时空格局演变方面,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总体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并且总体呈现出集聚向分散转化,但仍以高度集聚为主的时空分布格局。(3)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形成不是随机的,科学技术支出比例、集聚经济水平、风险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信息化水平等5个新型区位因素,均对创业板企业的产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减弱,证明良好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在高成长性创业企业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正>企业区位是理解区域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本课程全面回顾了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归纳总结了企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因素、基本假设以及相关的经济地理学议题。最后,从珠三角外资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中寻找微观证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模型,探索企业异质性对于FDI区位的现实影响。主要观点如下:一、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研     

中国游艇俱乐部区位特征研究

通过对中国游艇俱乐部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探讨游艇俱乐部的区域宏观区位特征和城市微观区位特征,并揭示出区位特征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中国的游艇俱乐部主要集中在三大经济区,其中广东、海南、山东、上海和浙江等地的游艇俱乐部综合能力较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是游艇俱乐部的主要聚集地,纯游艇俱乐部和地产型游艇俱乐部为主要载体,有泊位的与无泊位的俱乐部在区位上高度重合。影响游艇俱乐部区位的因素既包括区域自然资源环境、经济水平、旅游业发展、上游游艇制造业,也包括游艇产业相关政策及区域海洋文化等因素。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满足城市群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在城市群之间合理配置,摸清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指标体系,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定量分析23 个城市群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格局.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空间上形成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和中部的空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② 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群发育水平.其中金融发展效率和保险密度是影响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多少和城乡居民储蓄额大小影响较小;另外,区域产业结构,特别是上市产业(可交易产品) 结构与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大.③ 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业在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金融资源拥有量占到23 个城市群的50%以上,影响和主导着中国金融业发展.     

环海峡旅游圈视角下的台湾地区旅游发展研究

依据2013年台湾统计年鉴和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观光统计年报,在吸收和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旅游发展条件和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台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并结合国家环海峡旅游圈的政策导向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发达的经济、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以及良好的环境,这些都为台湾地区旅游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旅游也加快发展;在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不断增长的同时,区内旅游渐趋疲软,在整个旅游业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台湾地区入境旅游市场增长较快,祖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正逐步成为入境旅游市场的主体,洲际客源分布较为稳定,入境游客构成存在一定变化;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受国际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影响显著,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不均衡,使旅游成为“花汇产业”;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海峡两岸旅游合作的进一步深入,祖国大陆已取代日本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大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不平衡性正在缩小。     

粤港澳大湾区保险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保险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论文利用粤港澳大湾区2006—2019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等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保险业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保险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在波动中上升,11个城市保险业发展水平呈现香港、澳门和广州单核领跑大湾区东、中、西部的特征,珠三角9市呈现广州、深圳和珠海单核领跑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的特征;② 11个城市保险业发展水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高值区与低值区的绝对差异有缩小趋势,低值区城市之间的差距有扩大趋势;③ 保险业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保险业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区经济增长0.0538%。保险业发展具有负溢出效应,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成果为粤港澳大湾区相关部门制定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广东省饶平县铁皮石斛产业研究

铁皮石斛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基于广东省饶平县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产业基础,运用钻石理论模型剖析铁皮石斛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状态。研究结果显示:饶平县初级生产要素较优越,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有待改善;铁皮石斛市场前景广阔,需求强劲;技术研发和种植方面优势明显,但深加工产品较少,产品销售未成体系,产业链较短;龙头公司企业战略较成功;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并从政府角度、经营和管理模式、企业营销策略等方面提出发展对策。     

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制研究

借助多元逐步线性回归、GWR等模型方法,探讨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最后提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建议。结果表明： 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拉大,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空间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拉动效应、服务业带动力和交通通达程度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由早期的正向拉大作用为主,逐步演变为负向抑制效应。 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比重,激发市场活力,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资源开发,开辟致富增收新路径。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影响机制

利用2000年和2010年分县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变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之间的路径关系,探讨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包头至云南腾冲是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较为清晰的空间分界线,其东南部老龄化高值县区连片集中,低值县区夹杂其间;西北全域老龄化率普遍较低,仅在北缘横亘一条中值县区连绵带。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的影响机制。迁移率、预期寿命和生育率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内生因素,其中,预期寿命对县域人口老龄化有正向效应,迁移率和生育率则对县域人口老龄化有负向效应。社会经济、家庭状况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外生因素,对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收入增加、社会发展、居住条件改善以及环境舒适性提高等推高县域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提高则降低县域人口老龄化水平。     

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分布时空格局演变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是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典型代表,创业板公司的空间分布格局直观反映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以2009-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借鉴ESDA空间数据挖掘理论,基于点的数据和面的数据从不同空间尺度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创业板上市公司分布呈现空间集聚特征,阶梯层次分布特性明显,从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再向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递减,空间分布重心向东向南迁移,迁移速度逐渐趋缓。②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自相关性,且空间格局的自相关程度呈现持续扩大趋势。③热点区逐步集中于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且热点区和次热区范围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创新能力差距进一步扩大。④经济开放度和发明专利数量是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1990年以来东北地区工业结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项核心任务。基于对区域工业行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结构动态变化的定量分析,总结了1990年以来东北地区工业结构演变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区域工业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并探讨了区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方向。研究表明：1990年以来东北地区工业结构调整在解决体制性矛盾、发挥存量优势方面成效明显,在政府支持、外资驱动、市场需求拉动以及资源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下,东北地区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发展趋势初步显现,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的态势得到遏制,工业所有制结构调整阶段性效果显著,所有制结构单一的现象得到改善,企业规模分化现象近年来表现出下降趋势,大型工业企业主导工业发展态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但偏重的工业结构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优势工业行业构成变动不明显,多数新兴工业行业规模较小,高技术产业发展滞缓,推动区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拉动就业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