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S-GIS的昆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为探讨人文因素在昆明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过程中的驱动作用,在ENVI和GIS技术支持下,采用2001年Landsat TM、2009年Landsat TM、2017年Landsat OLI 3期遥感影像和统计数据为数据源。分析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的速度和幅度以及土地利用/覆盖程度综合指数;其次,在明确各类型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探讨了昆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中的驱动因子。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7年间,昆明市各地类在研究期间变化较为剧烈,地类主要以林地和耕地为主,但建设用地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率和动态度明显,最为活跃,增长速度最快;另外,昆明市土地利用程度为中上水平且土地利用处于发展阶段,说明土地利用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同时,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昆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变迁——基于1952-2010年省区经济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     

黄河流域2000—2020年土地沙漠化遥感监测及驱动力分析

黄河流域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其沙漠化治理是夯实流域高质量发展基础的关键环节。在2000年以来中国北方沙漠化整体逆转的背景下,本研究对黄河流域2000—2020年的沙漠化过程进行了遥感监测,并采用定量方法揭示了驱动流域沙漠化过程的主要因素及其相对贡献率。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的沙漠化土地主要集聚在流域中上游,且以中度和重度沙漠化土地为主;2000—2020年流域沙漠化土地净减少7 529 km2,减少了5.6%,其中,极重度沙漠化土地持续减少了47.1%,而轻度、中度和重度沙漠化土地有所增加,且增加趋势于2010年后明显放缓;空间上,沙漠化土地进一步向流域上游缩聚。（2）沙漠化逆转区在流域内分布广泛,面积为35 542 km2,占比26.5%;沙漠化发展区分布相对零散,面积为2 823 km2,占比2.1%;沙漠化逆转与发展分别以向较其自身沙漠化程度轻一级和重一级的沙漠化土地的转移为主,且2010年后转移趋势同样明显放缓。（3）黄河流域2000—2020年的沙漠化动态区内,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驱动的面积占比为89.67%,由单独的气候变化和单独人类活动驱动的面积占比分别为7....     

阿里高原土地沙漠化发展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

阿里高原沙漠化土地具有高寒干旱景观特色和脆弱的生态学属性。运用遥感、野外调查与GIS等方法监测近10a高原沙漠化的发展演变,沙漠化面积减少219.58km²,平均升级率为-0.36%,动态度为-0.052%。近40a来,阿里高原沙漠化的发展演变是由气候暖干化、人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以及鼠类活动等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为活动在其中具有更大的效力与作用。高原沙漠化正在向自然沙漠化过程+人为沙漠化过程发展。防治土地沙漠化是本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其基本策略是全面保护、综合治理、适度开发、协调发展。     

典型区域土地沙漠化综合管理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

土地沙漠化过程是一个由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驱动的复杂过程,因此,沙漠化防治策略的制订必须综合考虑沙漠化区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科尔沁沙地为典型研究区,利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初步构建了这一地区土地沙漠化综合管理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探讨了该模型的主要子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和绘制了人口、种植业、畜牧业、水资源和土地沙漠化5个子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流图,阐明了各子系统内部不同变量之间的反馈关系,为进一步通过计算机模拟方法确定该区域土地沙漠化综合管理的优化策略和模式奠定了基础。     

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土地沙漠化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驱动力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现代土地沙漠化变化的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更倍受关注。选择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为研究区域,依据该区1991年与1997年的两期土地沙漠化类型与面积数据,利用定量方法分析了同期土地沙漠化的发展变化与区内各种自然与人文因子间的数量关系,以定量辩识其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区近期土地沙漠化的变化是在多种气候因子、社会因子与经济因子共同驱动下自然变化过程与人为变化过程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自然驱动因素主要是风力与干旱程度,人为驱动因素主要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与牲畜(超载)数量,但比较之下自然驱动因素的作用相对稍重,具有相对主导性。     

郑州沿黄旅游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

利用郑州沿黄旅游区2000—2014年土地遥感数据资料,结合实地访谈与调研,运用GIS技术、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等,分析旅游区时空分异特征及土地利用演变规律。结果表明:旅游产业发展使区域用地由传统的耕地、林地、水域等向以旅游服务为主导的多样化用地类型转变,这揭示了沿黄旅游区从过去传统农区向现代新型旅游社区过渡的演变过程及特征;旅游驱动带来沿黄区土地空间重构,继而对当地生产、生活、生态产生影响。因此,加强沿黄旅游区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沿黄地带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引导沿黄旅游区旅游城镇化健康、协调、绿色发展。     

大庆市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

为探讨城市化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以大庆及所辖县为分析单元,利用大庆市1988年、1996年、2007年3期遥感影像,揭示大庆市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时空特征,并在Stata软件的支持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将遥感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相结合,重点分析了大庆市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油田固定资产投资...     

北京城市边缘区土地用途转换宏观动因机制研究

以土地用途转换为论题,将其作为北京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内核过程"进行分析,在土地用途转换基本驱动模式的基础上构建起研究区土地用途转换宏观动因机制的理论框架模型;应用这一模型,结合研究区1982～1997年这一时段土地利用动态变化中的基本情况,对研究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各种体制因素作用下土地用途转换的宏观动因机制进行了综合分析,在揭示主因力作用的同时,着重阐明了各种驱动因素之间相互制约、互相联系形成的"合力"效应。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与机理

依据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恢复了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过程,即清代、民国是一个由自发开垦到政府组织开垦、由汉人租佃开垦到蒙汉共同开垦、由鄂尔多斯周缘 向其内部深入的过程。进而从自然条件、人口压力、经济利益和民族融合等因素的作用探讨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机理。清代气候进入暖湿期,为土地开垦奠定了条件; 生态系统脆弱性又阻碍了过度开垦。中国人口空前增长和耕地单产徘徊促使耕地开发向边疆 拓展;鄂尔多斯与周边的人口梯度力以及黄土高原土地退化对人口的排斥力是促进鄂尔多斯土地开垦的根本动力。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政府组织的,都是在追逐利益中促进了土地开垦;同时,中央与地方、蒙古人与汉人、豪强与贫民之间的利益争夺阻碍了开垦进程。蒙汉 人口结构改变和开垦中建立的共同利益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的彼此接受和排斥,既加强了农业的地位,又巩固了畜牧业的地位。鄂尔多斯的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正是这些因素 的共同驱动和阻碍的平衡中形成和发展的。     

青海省贵南县土地沙漠化驱动机制

贵南县木格滩流沙区是共和盆地最大的连续沙带,当地现代沙漠化是由古沙丘活化形成的,但古沙丘活化过程尚不明确。通过实地考察、遥感卫星影像解译、DEM高程数据分析、沉积地层分析及粒度测试,对贵南县土地沙漠化驱动机制从微观层面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古沙丘表面发育良好的草皮层及粉沙土层是古沙丘的保护层,保护层完整性的破坏,使下伏松散古风成沙暴露,遭受风蚀,形成侧向凹槽,引起草皮层或粉沙土层崩塌,使更多的古风成沙暴露。风力侵蚀与重力侵蚀交替进行,导致风蚀坑不断扩大,相互连接成片,形成流动沙丘。     

《中国城市化 格局·过程·机理》简评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教育部共同资助下,由顾朝林、于涛方、李王鸣等数十位中青年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巨著——《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化领域难得见到的内容丰富、基础性较强、理论和方法有创意的科学专著。     

北京丰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经济驱动力分析

采用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技术,基于1984、1992和1995～2001年土地利用图件和数据,分析了1984年以来北京丰台区土地利用变化历史过程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农业用地面积大幅度下降,非农用地面积快速增加,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高峰地域在由内向外传递。对1999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与经济产值数据匹配结果表明:土地经济产出效益巨大差异的存在是驱动丰台区土地利用从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向非农业用地转化的最大动力所在。利用1992～2001年的非农业用地与固定资产投资、人口,二、三产业增加值进行的相关分析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人口增长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对非农业用地扩展有着显著的作用。     

中国土地行政复议案件时空格局演变及宏观驱动机制

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市、区）土地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案由与复议结果等数据,定量探究中国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分布特征、格局演变与宏观驱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年度土地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整体呈连续增加态势,行政相对人复议成功率先下降后上升。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宏观人口-经济格局基本匹配,整体具有东南多西北少的分异特征,以中部主要省份为核心,经历了先向东部沿海、后向西北与西南地区蔓延的演进过程。中国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时空格局演变由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建成区面积、土地财政收入状况、土地市场化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共同驱动。     

1992—2018年中国旱作农田土壤湿度的时空模式及气象驱动因素

土壤湿度作为影响陆气水热交换的重要变量,指示了干旱的演变特征。为揭示中国旱作农田土壤湿度的变化特征及其气象驱动要素,本文利用站点数据研究了1992—2018年中国旱作农田土壤湿度变化趋势的时间和空间特征,采用相关性、敏感性分析等方法探究了土壤湿度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01年中国旱作农田土壤湿度的变化趋势发生转折,土壤湿度年际变化普遍由下降趋势变为上升趋势,主要由夏季和秋季土壤湿度主导。而且土壤湿度的变化存在空间异质性,2001年后东北地区的土壤湿度在显著增加,而西南地区在显著下降。降水量和蒸散发的时空变化是土壤湿度趋势发生时空变化的主要原因,二者存在协同作用,北方地区由降水主导,南方地区由蒸散发主导。     

基于栅格面积成分数据的土地利用格局解释模型稳健估计

针对最小二乘估计不能应用于栅格尺度以面积成分表征的土地利用格局驱动机理分析的难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稳健估计该类土地利用格局解释模型的方法。利用该方法能在解释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下,获得基于栅格面积成分数据的土地利用格局解释模型的稳健估计。本文推导了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数据处理和建模估计过程,并运用该方法开展了针对黄淮海地区耕地、建设用地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子的建模分析,得到了拟合优度高的估计结果。研究表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在开展栅格尺度以面积成分表征的土地利用格局驱动机理分析时具备高效与稳健的特征,适宜在类似研究中推广应用。     

21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格局与演化——高技术产品贸易视角

当前,技术主权化和科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显现,全球迈入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科技权力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基于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高技术产品贸易权力静态比较模型,动态刻画了新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领域及均势区变动过程：① 全球科技权力版图加速重构,科技权力重心系统性东移,由美国“一极独大”格局向“中美双核”驱动态势演化,双方在科技权力博弈上此消彼长,形成东西并立的格局;② 中国科技权力空间迅速由周边地区向“一带一路”沿线扩展,美国科技权力空间出现明显收缩,但仍居领导地位;③ 中美科技权力均势区向发达国家、创新资源禀赋型国家转移,欧洲成为双方科技权力的重要均势区,电子技术和光电技术产品则是双方博弈的焦点领域。     

土地利用系统转移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转移矩阵是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出发点,但是研究者们并未能从转移矩阵中获取足够的信息以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潜在过程或规律．本研究采用一种新的土地利用系统转移分析方法,以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闽东南平和县为例,基于1996、2002和2007年3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式与过程,并探讨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平和县近10a来主导土地利用类型为自然用地和农业用地;土地利用变化总体有加快的趋势;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之间存在系统转移的过程;社会经济、政策因素是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华北平原“杨上粮下”现象的驱动机制——以河北省文安县为例

以Landsat5TM遥感影像、农户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数据,运用3S技术提取了案例区河北省文安县1995～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分析了杨树扩张的时空格局;并从农户杨树种植决策行为视角,运用数理统计、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杨树扩张占地的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杨树林地扩张幅度大、速率快。(2)杨树扩张所用土地92.14%来源于耕地,"杨上粮下"现象突出。(3)杨树扩张速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杨树扩张受生产要素、土地产品市场及政策因素的综合驱动,其中劳动力因素和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4)非农从业人员比率和农民年人均收入越高,杨树扩张速度越快。在劳动力由富余转为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农户为提高经济收益,倾向选择耗工少,劳动生产率较大的杨树,是杨树扩张占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