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以那曲县为例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在青藏高原腹地那曲县3个典型乡镇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结果表明:研究区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夏秋草场较冬春草场退化更明显.草地退化对牧民生计最明显的影响是牲畜大量死亡,牧民依靠省吃俭用及借贷勉强维持生计.在应对草地退化方面,政府采取集约化的思路,主导“四配套建设”.但定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牧民生计的脆弱性.牧民采取了多种适应策略,然而,集约化的适应策略极大地增加了牧民的负担,定居牧民难以通过迁移来实现草料补给及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胁迫.因此,政府的应对策略应该有所调整,不能仅仅局限于集约化,应当采取措施,扶持牧民的生计多样化,大力扶持牧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时,尊重牧民联户放牧的意愿.     

工程移民的生计变迁与文化适应——以泸沽湖机场移民为例

在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对泸沽湖机场建设移民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转变、文化调适和社会整合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研究表明,从高寒山区下移安置到现居地后,移民原有的生计模式、经济结构、饮食习俗和居住格局纷纷被打破重构,同时还面临家支血缘关系网络解体、宗教信仰和观念淡化以及精神文化缺失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冲击与挑战。相关研究应加强对移民文化变迁、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的关注,从人本出发促进移民地区的文化融合与和谐发展。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区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产生了严重影响,急需寻求有效的适应策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1963-2013年气象数据分析甘南高原气候变化趋势,采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① 近50年甘南高原气温呈增加趋势,倾向率为0.23 ℃/10 a,降水呈减少趋势,倾向率为-5.21 mm/10a,63.45%的农户认为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带来了严重影响;② 甘南高原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2.65,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及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适应效能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③ 甘南高原65.30%的农户采取各种组合型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尤以采取扩张+调整型组合策略的农户为多,农户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适应策略选择的最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次之,金融资本及气候变化适应效能感知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提高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

随着草地退化和药材资源减少,青藏高原东部农牧民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农牧民如何利用生计资产实现生计多样化是该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实地调查采用PRA法,结合调查结果调整了生计资产评估指标,从样带尺度定量分析了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区、山原区和高原区农牧民的生计资产现状、生计多样化特点和今后的生计策略.结果表明:①生计多样化是农牧民普遍采用的生计策略.高山峡谷区农牧民生计多样化水平较高,从事二三产业较多,普遍寻求发展型生计.而随着海拔升高,农牧民的生计多样化水平降低,从事的生计活动类型减少,发展型生计的比例也降低;②海拔较低的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生计资产总值高,而海拔越高的高原区,生计资产总值较低,主要反映在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上;③居民所拥有的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水平高度正相关;④农牧民近期仍基于生计资产改善生计策略;⑤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农牧民寻求发展型生计为高原区牧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建议政府围绕生计多样化的制约因素进行投入,以提高牧民的能力,协助高原区牧民建立发展型生计.     

疏勒河流域气候变化情景下的适应对策

疏勒河是中国河西走廊3大内陆河水系之一,近100 a受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显著。采用实地考察和社会问卷调查的方法,评价当地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进而提出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建设性的适应对策。研究表明,疏勒河流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较低,主要表现在:气候变化明显,河流水量减少;疏勒河上游地区草场退化严重;牧民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有限并有所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政策建议是:加强各级政府间的协作和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统一利用和管理流域水资源;加强对低文化层次人群的教育工作;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继续实行生态环保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农户尺度的黄土高原乡村干旱脆弱性及适应机理

干旱脆弱性及人类对干旱的适应机理分析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地区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运用Turner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其改进应用到黄土高原乡村农户的干旱脆弱性及其适应领域,选取榆中县和长武县气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数法、差异性分析和鲁棒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指标权重、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及其差异性与脆弱性指数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并从适应能力、适应策略和适应模式三个层面揭示适应机理。主要结论为：①中连川乡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大于洪家镇,且不同村落间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差异显著;②农户干旱适应机理为暴露—敏感性影响农户收入,农户生计系统是适应干旱暴露扰动的决定因子,农户类型、生计方式、土地利用、灌溉设施和政策扶持的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适应模式和适应效果;③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排名出现频率较高且排名变化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表明农户干旱脆弱性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议题与展望

研究通过4个议题（户籍与人口流动,循环流动、定居意愿及家庭策略,社会网络和移民社区,迁移、流动性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回顾了近年来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指出：户籍政策对移民在城市中的生计带来的影响将减弱,移民的住房及在城市的居住模式和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移民身份建构及生活空间的重构等将会成为新的关注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移民“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换言之,如何理解移民在个体层面的诉求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未来流动性研究的重点。如何立足于国内移民地理研究的基础与发展机遇,批判性地与西方移民研究搭建对话空间和平台,结合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与城镇化契机,为世界移民研究积累和贡献“中国知识”,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方向。     

农户对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有效性评价

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非常显著,更好地理解农户对适应行为的有效性评价对于制定合适的适应政策、提高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非常重要。利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农户适应行为有效性感知特征,并结合调查地2000—2014年的统计年鉴数据中常用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指标,从客观层面验证适应行为的效果,最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为3个模型辨识影响农户对适应行为有效性评价的显著因素。结果表明:(1)具有高适应效能感知的适应行为大部分被受访农户使用;2000—2014年研究区的粮食产量在波动中上升,说明适应行为有一定的实际效果;(2)影响农户对适应行为有效性评价的显著因素包括农户属性中的非农业收入、农业收入、种植规模、性别、看电视和赶集的频率,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中的本地自然灾害变化、气候变化导致作物播种时间、收获时间、作物产量变化和病虫害,2005—2015年的降水等。     

气候变化对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全球变化的核心问题,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及其需求,是区域可持续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石羊河流域1963-2012年气候变化和493个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石羊河流域不同福利水平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及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和需求。结果表明:(1)流域上游气候呈显著的暖湿化趋势,中游和下游气候暖湿化趋势不显著。(2)气候变化对中游和下游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均大于上游农户,其中,对中等福利群体的生计资本影响最显著,对高福利群体的影响次之,对低福利群体的影响最小。农户自然资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弱。(3)流域内农户均倾向选择减少消费和外出务工来适应气候变化,其中,选择减少消费的农户比重最高,选择外出务工和向亲属或政府求助的比重次之。高福利群体中选择减少消费和外出务工策略的比重较高,中等福利群体中选择求助亲属或政府策略的比重较高。(4)流域内农户对信息和资金的需求均较显著,其中,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次之。高福利群体和低福利群体在就业信息方面的需求最强烈,中等福利群体在农牧业市场信息方面的需求最强烈。     

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广州案例

流动性语境中,流动群体因其承载的源地文化基因与在地饮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地陷入维系源地饮食与融入在地饮食的两难境地,从而引发了饮食调适与身份焦虑等问题。尽管学界探讨了流动群体在不同饮食文化影响下的调适策略,但大多将固守源地文化与接纳在地文化进行对立,忽视了个体能动的协商过程。论文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以广州流动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跨地方饮食适应过程中采取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研究发现,在不同地方饮食文化的影响下,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策略包括饮食同化、饮食融合、饮食隔离与饮食边缘化。在不同策略之下,流动群体的日常饮食实践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并使得原本单一的源地身份认同趋于复杂化。论文提出了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分析框架,讨论了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与身份协商之关系,为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与饮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在实践层面上有利于促进流动群体的饮食适应与社会融入。     

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估

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恢复力概念,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基于资本的评估方法,构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陕南安康市3个区县的657份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农户视角实证分析和评估易地扶贫移民的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易地搬迁农户物质、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对农户生计资本分化产生作用。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积累水平以及环境、健康服务可及性等均是搬迁户提升生计恢复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搬迁类型对移民生计恢复力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建议政府充分发挥政策优势,针对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移民进行精准帮扶,着力解决搬迁户生计资本的薄弱环节,不断提升其生计恢复潜力。     

评估农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力：尼泊尔拉姆琼案例研究（英文）

农林系统具有多种效益,包括通过使用肥用树种来提高土壤质量,通过树冠改善小气候,以及生产薪柴和其他医药产品等森林产品以提高经济效益。农林复合经营有助于更好的土地管理、生计多样化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然而,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农林业作为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中作用的争辩却越来越多。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农林业作为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的潜力。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从拉姆琼县Taksar的120名受访者中收集,采用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气候变化适应策略的家庭选择因素。同样,通过访谈、讨论和观察以及后续的文件分析,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三角互证和验证。研究表明,农民采取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农牧多样化（71%）、使用改良作物品种、化肥和农药（73%）、农林复合经营（68%）、创收多样化（72%）、改变作物种植日期（57%）和复种措施（67%）等。从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模型中发现,“耕作经验”、“教育水平”、“农场规模”和“性别”对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农林复合经营具有不同的效益,如增加河流汇水（79.2%）、改善小气候（80.8%）、增加木材产品（71.7...     

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定居驱动机制探析——以黄山汤口为例

随着旅游移民现象不断演变和研究的深入,大量旅游劳工移民在迁入地的半定居和永久性定居行为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国一些著名的自然观光地因开发早、区域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等原因,吸引了大量外来企业主的迁入和集聚,因而成为研究旅游企业主移民的合适案例地。本文以黄山汤口为例,以旅游劳工移民中的企业主移民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判别移民定居意愿的支持因素,并据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活满意度、经营满意度、继续经营意愿、社会融合意愿、总体感知对移民定居的影响,进而分析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定居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与国外发达经济体旅游企业主移民相比,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男性比例明显偏高且更为年轻,其家庭主要收入高度依赖迁移后的工作。经营收益情况是其考虑后续定居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定居意愿可分为购房定居意愿和退休定居意愿。② 探索性分析表明,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的购房定居和退休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经营满意因素、生活满意因素、社会融合状况。③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显示,衡量经营目标和动机的总体感知变量对继续经营意愿有替代作用。移民经营满意度是其定居意愿的本质驱动力。④ 社会融合意愿和总体感知构成了购房定居意愿的直接驱动力。除经营满意度外,对居住条件等生活因素的满意与否是购房定居意愿的间接驱动力。⑤ 退休定居意愿最强的直接驱动力是购房定居意愿,总体感知既是其直接弱驱动力又通过购房定居意愿对其产生影响,其余变量均是其间接驱动力。     

干旱环境胁迫下农户适应性研究——基于民勤绿洲地区农户调查数据

适应能力及其评估框架为农户生计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文在干旱环境背景下,借鉴农户可持续生计和适应能力相关理论,探讨民勤绿洲地区农户适应能力及适应行为。按照适应能力评估框架,构建农户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和实地调查获取数据,在农户适应行为分类的基础上,测量不同适应类型农户的适应能力,分析影响农户适应类型的因素。结果表明：①从农户的适应行为来看,积极主动的适应行为选择较多,减少消费、参加社会保险等适应行为选择较少;农户适应类型中,综合适应型的比重最大,被动适应型最小。②农户的适应能力方面,各维度整体分布较为均衡,但自然能力和社会能力存在显著分异,而物质能力、金融能力、劳动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均衡;不同农户适应类型中,综合适应型农户适应能力更稳定,务工主导型和被动适应型的稳定性较差。在适应能力六大维度中,物质能力在六大农户适应类型中所占比重最大,自然能力最小。③家庭物质资产、非农就业比重、社会网络、人均“退还关压”面积、受教育程度等适应能力指标对农户的适应行为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国内外农户对气候变化/变异感知与适应研究

基于国内外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和适应研究进展,在辨析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概念的基础上,阐释农户气候变化/变异感知结果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直接转化为适应策略需克服一系列障碍因素。针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农户适应策略的基础上,对这些策略是否属于气候变化和变异适应行为提出质疑,认为不能忽略其他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对这些措施的驱动作用。最后,对中国未来研究提出慎重大规模开展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研究、厘清气候变化/变异感知与适应策略之间关系和重视时空异质性以及农户异质性研究三点展望。     

欧盟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行动及其启示

在简要介绍气候变化对欧洲的影响、欧盟的气候变化适应举措的基础上,分析了欧盟水资源管理、海洋与渔业、沿海地区、农业、林业、生物多样性、金融与保险、减灾防灾、人类健康等9个重点领域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行动;总结了欧盟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行动的特征：以“自上而下”的政府层面举措与“自下而上”的脆弱经济部门应对策略相结合,采取分阶段的推进方式,并重视相关平台工具的开发应用;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和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现状,提出了我国加强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行动的建议：及时制定气候变化适应国家战略;加强气候变化适应的科技基础设施与条件平台建设;加快完善气候变化适应的体制机制建设;强化气候变化适应的能力建设。     

黄河源区牧民观念更新的生计促进效应

以黄河源区为案例,选择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人均牛羊肉产量、人均奶产量作为刻画牧民生计的关键指标;选择载畜量(反映财富观念),牲畜出栏率、牲畜商品率(反映商品观念),适龄母畜比、成畜损亡率(反映科技观念)来刻画牧民思想观念,以此构建牧民生计和观念的关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牧民生计与牧民观念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非线性函数关系;2.从指标层次看,牲畜出栏率、牲畜商品率对牧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肉产量均产生最强的增效作用;适龄母畜比例对人均GDP的作用效率最大;相反,载畜量对牧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最强的减效作用;3.牧民观念直接制约着牧民的生计水平.对此,从政策维度看,加强牧民思想意识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素质,革新传统的财富观念(崇尚牲畜拥有量越多越富)、破除陈旧的商品观念(抵制牲畜出栏和商品化)、树立先进的管理观念(着力结构调整和抗灾能力),对牧区持续发展具有迫切性,对牧民生计改进具有现实性.     

旅游度假区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状况影响——以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探究旅游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的影响。以珠海横琴富祥湾新、旧村因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开发搬迁村户为调查对象,采用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了村民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变化情况,并研究了生计资产→生计策略→生计后果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村民搬迁后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有明显改善,影响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最重要的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其次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在显著优势的村户更容易获益而具有高可持续生计能力;村户利用社会资本优势也可以维系中等程度的生计水平;那些在度假区就业的村户,普遍缺乏生计资本,其生计可持续性较低。拆迁补偿和提供就业仅是维系村民生计的最后的一道保障,引导人力资本的提高才是关键。这需要政府将针对居民的培训以及就业心理干预工作一并纳入拆迁配套政策之中。     

农户主观获得感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16个村为例

为厘清农户主观获得感的形成机理,基于农户面临的突出公共服务短板与生计能力视角,运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MIMIC和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农户主观获得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的整体获得感较高;公共服务短板显著抑制了获得感,其中教育服务短板的影响效应最大;农业生计策略、婚姻不幸及大病风险冲击等负向生计能力显著降低获得感;经商生计策略、党员身份、教育借款、家庭收入与耕地面积等正向生计能力显著提升获得感。提出健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效机制、改善农村弱势群体的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