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黄土高原沟壑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要素 ——以陕西省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以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区的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利用GIS空间分析、形态指数、空间句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空间分布到个体形态特征,揭示地域环境与村落选址、形态生成及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结果表明: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呈现“西北稀疏、东南密集”的总体空间格局,纵观历史发展格局从东到西呈轴向集聚形态,存在沿山腰等高线、支流流向的分布特征;在地理环境限制下,传统村落外部边界形态主要为块状集聚、指状离散形态发展,空间集聚中心出现村落内部与村落边缘交通的差异化分布;通过地理、生态、气候和风水对村落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进行分析,发现村落形态演化从生存适应性转向主动寻求发展,揭示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组织、生长的内在逻辑。     

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功能用地空间格局演变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基于ArcGIS9.3平台,运用可达性分析技术,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定量分析了城市功能用地可达性格局特征与演变。研究发现,城市功能用地可达性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城市内部可达性水平变化不大,城市边缘的可达性变化较大;城市功能用地的空间分布与可达性水平关系密切,集中分布在可达性时间成本小的范围内;主要功能用地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变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工业用地逐步由可达性成本小的城市核心区迁移到可达性成本相对较大的城市外围,居住用地相对均衡地分布在不同可达性时间范围内,小型公共设施用地主要分布于可达性时间成本小的城市核心区,大型公共设施用地则逐步迁移到可达性时间成本相对较大的城市外围;影响城市功能用地可达性格局及其演变的因素归纳为5个方面,包括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交通引导、人口增长和政府调控。研究表明城市道路网可达性水平的提高,能够引导城市功能用地的空间布局,带动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     

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揭示土地利用效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土空间开发状态的重要指标,对其变化进行监测与管治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构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量化模型,以陕西省为例,计算2000—2015年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指数,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格局和演化特征,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识别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内部空间分异显著,高强度区集中在榆林、延安、西安、安康等地,低强度区集中在咸阳、宝鸡、铜川、商洛、渭南、汉中等地。(2)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热点区稳定分布在西安市辖区及周边区县,冷点区分布在延安南部、咸阳、铜川、渭南和汉中等部分区域;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逐步提升的同时,区域开发不平衡现象日益突显。(3)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财政投入力度、耕地资源和地形条件是影响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但在不同县域其影响程度大小具有显著差异,且个别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

在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的城镇化尤其是用地格局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问题,是古镇旅游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和田野调查等技术与方法,对周庄旅游古镇2002-2012年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十年间土地转移量明显增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农林地转化成旅游与公管服务等建设用地的进程;2除农林地与水域外,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为正,旅游用地、公管与公服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动态度较大;3旅游引导下的古镇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古镇景区为核心,不断向周边外围拓展的演变态势,用地结构表现为"同心圆+扇形"模式;4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政府行为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等内外双重驱动下共同导致了用地格局的空间转换。加强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引导古镇旅游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北京西部山区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以门头沟区为例

北京西部山区保留有许多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京西独特的景观旅游资源。伴随北京市山区发展的新战略,许多村落将进行搬迁,搬迁后的村落和其他传统村落一起成为北京市山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根据北京门头沟传统村落的类型和特征,探讨京西山区传统村落保护体系和机制的基础上,探讨了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利用的模式和途径。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旅游活化研究（英文）

运用Arc GIS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研究,结合传统村落的当地实际情况,探讨与其特点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云南省传统村落呈现出非均衡聚集分布的空间结构特点,主要聚集分布于滇西北、滇西和滇南等海拔较高的市州区域,其中保山市的传统村落分布密度最高,为66.33个/万km²;其次是大理州和红河州,传统村落密度分别为44.13个/万km²和37.66个/万km²。(2)影响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结构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因素、人文历史因素和交通运输因素。其中,云南省垂直落差较大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客观上孕育了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千百年来世代传承延续的农耕文明历史奠定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村落人文基础,高海拔地带较为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在客观上延缓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于传统村落的破坏。综上,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3)根据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规律,探索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路径,根据各地传统村落资源禀赋特征的不同进行差异化发展,即分别发展农业旅游、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等活...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过程与机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

自我绅士化是村落内生发展下产生的一种特殊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乡村的转型与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本文选择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作为研究案例地,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袁家村绅士化经历了从民俗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向休闲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中,村党支部始终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通过赋予异质行动者利益,征召与动员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推动袁家村由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向“关中民俗体验地”,再到“乡村生活综合体”的不断转型。②地方政府政策扶持、村落衰败下的重振需要以及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乡村休闲需求,从政策端、供给端与需求端三方面构成了袁家村自我绅士化形成与演化的核心动力。③袁家村自我绅士化的本质是在乡村内部群体主导下,有机协同外部力量,于多元主体与要素的混杂过程中实现村落社会阶层、物质景观、文化环境的重构与变迁过程。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典型乡村旅游地自我绅士化的形成与演化规律,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乡村绅士化的类型与内涵,可为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变的空间分异机制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程度及其对区域人口和经济社会承载强度的综合反映。本文以东北地区179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应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GWR模型等定量方法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时空分异格局演变及分异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但空间分异显著,各单元间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高低的相互作用及联动效应较为明显,但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空间分布逐渐趋于非均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冷热点分布格局与全局分异变化及空间异质性态势基本吻合;② 2000年东北地区开发强度格局分异由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水平共同影响,到2005-2015年发展演化为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共同影响;③ 2000-2015年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与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分布态势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影响程度的差异性。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中国旅游微博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新浪旅游微博为例

运用空间分析法、位序-规模法则、多元回归等方法,对中国旅游微博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揭示旅游微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旅游微博以政府旅游微博为主体,旅游专业网站微博为重要补充,旅游景区、旅游协会微博所占比重较小。2旅游微博东密西疏的梯度分布格局较为突出,省际分布集中性强,且大多分布在人口规模大、行政级别高的城市。3旅游微博规模分布满足齐夫法则,双分形结构明显,但不同类型旅游微博规模等级结构以及发育程度差异较大。4旅游微博空间分布受人口规模、信息化程度、旅游资源禀赋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旅游微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区域洪水灾害风险格局演变分析——以马来西亚吉兰丹州为例

准确了解区域洪水灾害风险演变状况及规律,对于洪水灾害预警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0年和2000年洪水灾害风险等级数据和风险指数数据,分析了10年来区域洪水灾害风险演变规律。研究表明:(1)1990~2000年10年之间,研究区的洪水灾害风险在空间分布格局及时间演变过程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2)高风险区与较高风险区的面积在增加,较低风险区、中等风险区的面积在逐渐减少,这是区域洪水灾害风险等级结构变化最突出的特征。(3)区域洪水灾害风险等级之间的不对等转化是各种风险等级结构特征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主要原因。(4)2000年区域洪水灾害风险较1990年高,整个区域洪水灾害风险在增加,但局部地区洪水灾害风险变化不一。(5)区域洪水灾害风险演变的本质就是风险等级类型结构和功能的自组织,对于揭示洪水灾害演变的普遍现象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耦合特征与驱动机制——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Theil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和局域Moran′s I指数,分析了福建省城镇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耦合特征;采用最小二乘法、虚拟变量和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两者空间格局耦合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建设用地和经济发展在空间集中度上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建设用地偏向于集中在行政等级较高的市辖区,而经济发展倾向于在沿海都市连绵区集聚,两者重心都有向东南偏移趋势(建设用地重心南移明显),两者空间格局耦合呈现东西分异和"中心-外围"结构。2)第二产业GDP占比、县域总人口、集体企业从业人口、企业利润和社会消费是影响两者空间格局耦合的主要因素;两者的耦合机制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行政单元间的个体差异。最后,提出了引导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耦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北京传统村落空间与文化特征及成因分析（英文）

传统村落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传统村落的空间与文化特征及其成因有助于促进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与传统村落全面振兴。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深入访谈等方法分析北京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文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北京市传统村落整体呈随机分布;分布格局为“西南多,东南少;东北多,西北少”;多沿地势稍高的山麓平原或山间盆地分布;多靠山临水、沿古道布局。（2）北京市传统村落存在文化共性,形成了传统民居文化、民俗文化、长城守边文化、守陵文化等九种典型的传统村落特色文化。（3）北京市传统村落空间以及文化特征的形成受到地形、气候、河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皇家生活、都城建设、古代军事防御、交通、商贸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本研究可为北京市以及全国的传统村落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空间治理的社区实践与正当性建构——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传统村落保护为例

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的传统村落保护为例,通过叙事研究展示了地方特性对空间治理实践的影响,探讨了空间治理正当性建构的困难及可能的解决思路。研究认为：① 空间治理的宏观意义与被治理社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政策和行政的正当性危机。② 不同政策措施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有不同作用,对抗性措施必然引发正当性危机,调和性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建立正当性,共赢性措施是最佳之选,但其对于正当性的调节效果受限于外部条件,各种政策措施在地方特性的影响下均面临失效风险。③ 空间治理正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地方性政治互动方式,理解正当性在地方特性作用下得以建立或趋于消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境适当调用对抗性政策措施、调和性政策措施和共赢性政策措施,从而建立良好的意义沟通和平等协商机制,使正当性得以长久维系。     

城市旅游综合体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以西安曲江为例

判识城市旅游综合体用地格局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对于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构建城市现代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安曲江城市旅游综合体为例,采用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和GIS分析技术,探究其用地分异过程及机制。结果显示,曲江由农业生产和村居功能为主导的乡镇聚落,转变为以旅游功能为核心、多元用地形态圈层布局的城市旅游综合体过程中,其用地形态共经历了均质无序、极化–扩散和均衡集约三个阶段。而这一演化过程,实则是在土地差异化增值形成级差地租的条件下,多元用地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文章认为,保证城市旅游综合体合理的发展用地、有序实现土地增值及发挥地价杠杆的调节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综合体土地集约利用和功能协同发展的根本前提。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与自动识别模型构建——以陕西省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活的文化遗产,承载了大量历史记忆,是地域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模型构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陕西省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建立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识别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特征;运用类型学原理和N级编码理论对景观基因进行编码,构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并生成基因谱系;借鉴生物学中“胞-链-形”DNA碱基序列模型,提取出环境基因、建筑基因、农耕文化基因和宗族文化基因四个公共基因作为景观基因元（胞）,以村内道路系统作为基因链,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DNA模型与自动识别模型,以此对传统村落的区位、类型、特征和文化基因进行自动识别。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与存储,以及乡村建设动态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基于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构建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湘西州6个传统村落32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类型、程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适应类型可划分为全面适应型、认知缺失型、生态主导型、政策缺失型、文化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6种,各类型特点不一; 农户总体适应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全面适应型、文化主导型、认知缺失型、政策缺失型、生态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全面适应型为比较适应,其他均为一般适应; 每种适应类型在6类因子适应程度上表现有内部差异,除全面适应型外,其他适应类型在社会、文化、经济三类因子的适应程度上普遍较低; 政策、社会、生态、经济和心理5类因子中有13个影响因素对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有影响,影响程度不一。最后,从农户、社区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提升建议。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