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早期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木材指示的环境和先民木材利用策略

阿敦乔鲁遗址是西天山一处青铜时代早期的聚落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9世纪到前17世纪。从2011年阿敦乔鲁遗址试掘、2012年开始发掘以来,在石板墓SM4-2和SM9的葬具上取到14个木材样品,在1个残、似杯状形器物上取到1个木材样品,在房址F1里取到6份木炭样品,其中大于4 mm的木炭有114块。经鉴定,墓葬中葬具木材分别属于云杉属（Picea sp.）和杨属（Populus sp.）,残、似杯状器物为桦木属（Betula sp.）;房址中木炭分别属于4种木本植物,有云杉属（Picea sp.）、杨属（Populus sp.）、柳属（Salix sp.）、水柏枝属（Myricaria sp.）和2种禾本科（Poaceae）植物。研究结果表明,距离阿敦乔鲁遗址较远的高山和隐闭山谷分布着雪岭云杉林,遗址周边的山地、丘陵有杨、桦林,河岸、沟谷有杨、柳和水柏枝灌木林,在较平坦的台地和坡地有禾本科的牧草;出土植物种类与现今相差不大,生态环境较干旱;阿敦乔鲁遗址先民对木材性质有一定的认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木材利用经验,从较远的高山上采伐树体高大、笔直的云杉木材制作葬具和建造房屋;选用无臭、无味、色浅的桦木制作生活用器;薪柴选用遗址周边的生长快、易于繁殖的河岸林柳木、杨木和湿生灌木林水柏枝的小枝及禾草植物,反映出阿敦乔鲁遗址先民在木材利用策略上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利用遗址出土的提供牲畜食物的植物组合,可以旁证畜牧活动的存在,为探索阿敦乔鲁遗址先民生业方式提供了新视角。遗址周边植被组成和微环境的重建,先民植物资源利用策略信息的获得为探讨阿敦乔鲁遗址先民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动物遗存反映的关中地区史前至秦汉时期生业经济发展状况——以西安弓背崖遗址为例

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对研究中国古代生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关中地区仰韶时期的生业经济,对商周、秦汉时期生业经济的认识还较为有限。西安市西南郊皂河西岸二级台地上的弓背崖遗址（34.180449°N,108.904768°E）发掘出土了一批仰韶时期至秦汉时期的动物遗存,为研究关中地区史前至秦汉时期生业经济的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对这批动物遗存的研究表明,弓背崖遗址仰韶时期的家畜饲养模式较为单一,野生动物占有重要地位,家猪和鹿为遗址居民主要的肉食来源;东周时期,家养动物种类变得丰富,家养黄牛和羊在遗址中占一定比例,野生动物比重降低。这一特点延续至秦汉时期。关中地区史前至秦汉时期的生业经济发展总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仰韶至龙山时期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占比大致相同,但存在明显波动,而商周至秦汉时期家养动物则占绝大多数,家养动物在生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关中地区史前时期的生业经济与郑洛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这种差距在进入商周时期之后逐渐缩小。该研究弥补了关中地区东周时期生业经济研究的不足,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关中地区史前至秦汉时期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的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牧业社会骨制品的初步考察:以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为例

考古遗址出土骨制品的研究对于揭示古代社会的动物资源获取和利用、手工业生产、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内骨制品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农业区域,这些研究为探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使用及其与社会发展、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针对牧业社会骨制品的考察十分缺乏。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草原分布有大量古代牧业文化遗址,石人子沟遗址（43°31'12.8"~43°34'28.9"N,93°13'44.8"~93°16'49.1"E）是其中一处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大型聚落。本文从动物考古学视角研究该遗址2006年至2011年发掘出土的426件骨制品。结果显示,石人子沟遗址骨制品的原料主要为以羊（Ovis aries/Capra hircus）、马（Equus caballus）为主的家养动物和以鹿（Cervidae）为主的野生动物,其中羊的比例最高（69.7%）,鹿（13.8%）、马（2.3%）次之,这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业文化遗址的骨制品多以牛为原料的情况明显不同。羊在骨制品原料中占绝对多数且大量使用羊距骨制品的现象是对石人子沟遗址以牧业为主的生业经济方式的直接反映。石人子沟遗址不同类型骨制品的制作各具特点,但整体表现出"省时省力"的特点,即对使用部位细致打磨,对非使用部位仅做简单处理。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大型制骨作坊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的骨器生产不同,石人子沟遗址未见专门的制骨场所,骨制品生产的操作链条也并不完整。遗址的骨制品生产可能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的,产品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该研究填补了我国古代牧业文化遗址出土骨制品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进一步探究我国古代不同区域、不同生业经济基础下的制骨手工业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下游地区的生业经济——以江苏省泗洪县赵庄遗址人和动物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

淮河下游地区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带,是研究史前农业演进与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本研究通过对江苏泗洪赵庄遗址（33°34'13″N,118°9'53″E）出土的23例人骨和45例动物骨骼进行C、N、O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了大汶口文化晚期赵庄先民的食物结构及生业经济面貌。有效同位素数据结果显示,鹿（δ¹³C_co：-19.5‰,δ¹⁵N：6.4‰,n=1;δ¹³C_ap：-8.3‰±1.2‰,n=4）的食物来源主要为C₃植物,说明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为C₃类植物。猪（δ¹³C_co：-14.5‰,δ¹⁵N：7.7‰,n=1;δ¹³C_ap：-10.4‰±1.6‰,n=10）、狗（δ¹³C_co：-14.3‰±0.2‰,δ¹⁵N：8.2‰±0.9‰,n=2;δ¹³C_ap：-11.9‰±1.7‰,n=3）和牛（δ¹³C_co：-13.3‰,δ¹⁵N：5.3‰,n=1;δ¹³C_ap：-8.6‰±1.0‰,n=5）等家养动物的食物结构呈现出C₃/C₄混合的特征,应食用了一定数量的粟、黍及其副产品。先民的δ¹³C_co值（-19.2‰±0.5‰,n=4）较低,表明其蛋白质摄入以C₃类食物为主;δ¹³C_ap值（-9.7‰±1.5‰,n=17）显示出C₃/C₄混合的能量来源,表明先民还食用了相当数量的C₄食物,这可能来源于当时的粟作农业及家畜饲养业。先民的营养级（δ¹⁵N：11.9‰±1.8‰,n=4）较高,应摄入了大量的动物蛋白资源,家猪应是其重要的肉食来源,同时先民也可能兼营渔猎。先民的δ¹⁸O值存在差异,NKU777和NKU784两个体δ¹⁸O值（-11.8‰、-11.4‰）明显低于其他先民（δ¹⁸O：-8.5‰±1.2‰,n=15）,结合食谱分析推测他们生前来自不同地域。通过对比分析赵庄及周边遗址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认为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均对赵庄先民的生计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下游地区可能形成了稻粟混作的农业种植体系。本研究全面分析了淮河下游地区古人的食谱结构,对深入探讨该区域史前人类的生计方式具有借鉴意义。

     

陕北南部史前生业经济初探——以北洛河上游考古调查出土动物遗存为例

陕北地区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有关陕北地区史前时期生业经济的研究目前集中于北部的无定河与秃尾河流域,南部的资料仍然缺乏。本研究以2019年、2021年陕北南部北洛河上游区域系统调查所获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的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分析动物种属、年龄结构、数量比例,探讨陕北南部史前时期生业经济的发展变化。研究表明,北洛河上游仰韶时代先民的肉食来源以家养动物为主（NISP：72.51%,MNI：71.22%）,辅以其他野生动物（NISP：27.49%,MNI：28.78%）;龙山时代家养动物（NISP：71.03%,MNI：63.46%）仍居主体地位,出现新的动物种类——羊（NISP：19.72%,MNI：17.53%）,且占比较高。结合无定河与秃尾河流域的相关材料,陕北地区南、北部史前时期的生业经济整体上具有一致性,即都呈现畜牧经济逐渐发展的趋势。但龙山时代存在一定的差异,即牛、羊出现后,陕北南部的北洛河上游仍以猪（NISP：44.33%,MNI：36.54%）为主,羊的比例仅次于猪,而北部无定河、秃尾河流域的羊（MNI：27.94%）数量比例超过家猪（MNI：18.33%）。对陕北南部史前动物遗存与生业经济的研究尚属首次,为全面认识陕北地区史前时期的古代人地关系与文明演进提供了重要材料。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中晚全新世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以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为例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为研究史前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动物资源利用提供了条件。然而,已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主要聚焦在青海省东北部的河谷农业区,对于草原地带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先民对草原环境中的适应策略仍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选择农牧过渡带的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AMS 14C测年方法、动物种属鉴定和可鉴定标本数（NISP）统计,确认尖嘴遗址（3.2 ka B.P.左右）是一处卡约文化早期的人类活动遗迹,其先民以狩猎活动为主要生业策略,渔猎作为辅助生计,属"初级开发型"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已有动物研究资料,探讨了中晚全新世（8.0~2.0 ka B.P.）以来的动物资源获取利用及家畜饲养状态。结果显示：8.0~6.0 ka B.P.,本区先民以纯粹的狩猎经济为主,其猎取对象则为中小型哺乳动物,属"依赖型"生业模式;6.0~4.0 ka B.P.,本区先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仍以狩猎为主,并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猪和狗）,其生业属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4.0~2.0 ka B.P.,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驯化于西亚的家畜牲畜牛羊传入至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使得该区先民利用动物资源方式呈现多元化,构成了"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两种生业模式,牛羊成为家畜饲养的主流。总体来讲,中晚全新世以来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大致经历了由以狩猎-采集方式到家畜饲养方式的历时性转变,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差异及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沙颍河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业经济研究——以河南省漯河土城王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例

沙颍河平原地处中原地区东南外围,是连接中原与淮河流域的重要区域,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原地区内部生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本研究对河南省漯河市土城王遗址（33°40'08.86″N,114°04'50.19″E）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600~4300年）的动物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饲养家猪（猪的NISP和MNI占比分别为26.37%和32.1%,肉食贡献占比57.1%）和狩猎鹿科动物（大、中、小型鹿的总NISP和MNI占比分别为62.66%和40.8%,肉食贡献占比31.8%）是土城王遗址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鹿科动物同时也是制作工具的主要原料。与中原地区其他区域相比,沙颍河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600~4300年）生业经济形态呈现出明显的混合性特征。一方面,动物资源获取与利用模式接近环境背景更为相似的淮河中游地区,而与中原地区其他区域差异明显,具体表现在渔猎活动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家猪以散养为主,饲养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可能与其所处冲积平原水系发达、湿地密布、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环境背景密切相关,是当地先民因地制宜的能动选择;另一方面,农业模式是旱地作物占主导的稻旱混作,整体上与中原地区其他区域一致,可能是受到仰韶文化圈的影响。该研究弥补了沙颍河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资源获取与利用研究的材料不足,突出了当地生业经济的特殊性和中原地区内部生业经济的多样性,为深化理解人类社会生业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提供了新的重要例证。

     

新疆阿拉套山南麓洪积扇前缘绿洲区泉水沟遗址的古环境初析

新疆绿洲地区文化遗存丰富,考古遗址众多,是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古人活动的重要场所。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绿洲区古人生存环境的研究正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与内陆河型绿洲相比,在天山南北山前洪(冲)积扇缘绿洲区开展的环境考古工作较少。文章对位于西天山洪积扇前缘绿洲的泉水沟青铜时代遗址(3500 a B. P.)进行了地貌与地层调查、沉积物年代测定,以及粒度、磁化率、色度分析,初步探讨了遗址区的地貌和古环境演变历史。结果表明,1)泉水沟遗址位于阿拉套山南麓洪积扇前缘的老洪积扇台地上;2)更新世末期(距今2.0~1.0万年)台地上部沉积了厚达5 m的冲洪积物,早全新世(距今10000~9000年)靠近台地顶部发育一层厚约1 m的黑褐色湖沼相地层,推测其为气候变干导致洪积扇退积收缩,此区域成为扇缘地下水溢出带所致;3)距今35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泉水沟古人曾一度在此活动,并有意识地选择具有较肥沃的古沼泽土壤和泉水湖沼等水源出露的低海拔绿洲生活,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并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了青铜冶铸等手工业活动;4)之后,洪积扇再次扩张,导致遗址被随后的泛洪沉积覆盖。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西北干旱区洪积扇缘绿洲先民活动的环境适应性和古丝绸之路的人地关系问题。     

洞穴遗址保存环境的探测与研究——以桂林甑皮岩遗址为例

合理开发、利用并保护洞穴遗址是传承和发扬遗址文化的重要前提。文章以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为例,通过对遗址的探测与监测,在认识遗址水文地质单元和地下水特征的基础上,识别其在保存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保护遗址的可能措施,同时也为类似条件洞穴遗址的保护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甑皮岩遗址的三个保护区存在的问题各不相同：核心保护区主要面临化学侵蚀的风险;一级保护区现有的保护手段缺乏多样性;二级保护区存在监测力度不够的问题。据此提出以下措施:(1)核心保护区应深入研究地下水和还原环境对文化层侵蚀作用的机制;(2)一级保护区应加强对污水排放的管理,增多保护洞穴遗址的形式和手段;(3)二级保护区应加大对环境指标的监测力度,管控保护区范围内工程的建设。由此扩展到一般性洞穴遗址的保护措施有：建立能够显示环境动态的长期监测体系;采用3S技术建立监测网络并辅助规划决策;规范洞穴遗址的勘查与规划管理;多途径提高洞穴遗址保护的宣传力度和公众的参与乐趣。     

骨骼同位素揭示的天山南麓中部地区察吾呼文化人群生业模式——以和静县莫呼查汗遗址为例

察吾呼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天山中部地区一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尽管发现和发掘的该文化遗存较多, 但针对该文化人群的生业模式的研究尚待深入。本研究选取了位于天山南麓中部的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以及遗址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材料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以揭示距今约3000年前该区域居民的食谱构成和生业模式形态。分析结果显示, 人和动物骨骼的氮同位素平均值分别为12.6±0.6‰ (n=9)和5.0±2.1‰ (n=20), 表明上述人群食谱中包含了大量动物蛋白, 碳同位素平均值分别为-18.2±0.7‰ (n=9)和-18.6±1.0‰ (n=20), 证实该人群植物性食物摄入以C₃占绝对优势。结合莫呼查汗遗址和墓地所处环境以及墓葬中陪葬器物的种类和组合, 本研究认为该遗址居民生计模式以放牧为主, 羊等动物资源可能构成了其主要的食物来源, 食谱中少量的植物性食物, 尤其是C₄来源食物可能来自与山谷外从事粟黍种植的人群的交换所得。结合周边其他察吾呼文化遗址的生计相关研究, 本文认为该文化体系内人群依各自所生活的环境不同发展出了不同的生态适应策略。

     

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演变与环境考古学研究进展

综合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演变与环境考古学研究进展,着重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太湖的形成与演变、全新世海侵与海面变化、史前环境的重建以及文化断层成因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今后该区环境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和各种环境代用指标的相互印证、高分辨率研究、考古地层剖面与自然地层剖面的对比、古环境演变的定量研究以及环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等。     

植物微体化石分析揭示阿敦乔鲁遗址古人生存策略

新疆地区是史前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而地处新疆西天山地区的阿敦乔鲁青铜时代遗址,是古代人类活动、文化发展与演化过程的重要时空节点。但是目前对该遗址古人生存策略,尤其是对于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和遗址的季节性使用的认识,存在不同观点。本研究通过对阿敦乔鲁遗址中房址内堆积物、羊粪化石以及遗址周边现代羊粪、自然地层进行植硅体、孢粉分析,发现了农作物植硅体以黍（Panicum miliaceum）和麦类作物的稃片为主,遗址使用后期出现少量的粟（Setaria italica）,揭示了该遗址农作物组成以黍、大/小麦（Hordeum spp./Triticum spp.）为主,兼有粟的混合结构。在秋季（9月份）采集的现代羊粪中,孢粉种类（24个科/属）和浓度（平均65533粒/g）显著高于羊粪化石的孢粉种类（9个科/属）和浓度（平均27189粒/g）,且现代羊粪以蒿属（Artemisia）植物（7~10月开花结籽）花粉为主（平均54.95%）,羊粪化石中蒿属植物花粉仅有19.20%。来自早熟禾亚科（Pooideae）种子稃片的植硅体,在现代羊粪中的含量（平均3.62%）显著低于在羊粪化石中的含量（平均13.84%）,羊粪孢粉和植硅体分析结果,揭示了阿敦乔鲁遗址羊类放牧时间应该处于花期结束后,植物已结籽的秋-冬季节,为阿敦乔鲁遗址冬季牧场的性质提供了植物学证据。同时房址内火塘、活动面和储藏间的堆积中植硅体组合与羊粪化石植硅体组合接近,暗示了羊粪可能被大量收集储藏,作为主要的铺垫物和冬季燃料使用。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青铜时代以来新疆西天山地区古人生存策略、食物结构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

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 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 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 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 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 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 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 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 总数为8911粒, 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 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 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 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 畜牧业中, 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 同时, 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 "舍不得农业, 离不开牧业" 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 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 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考古(初步)研究

嫩江流域孕育的昂昂溪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代表文化。文章对昂昂溪文化的典型代表遗址——洪河遗址附近3 m的自然沉积物剖面进行植硅体分析、粒度分析和烧失量测定,探讨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嫩江流域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及昂昂溪"渔猎文化"走向衰亡的原因。结果表明,洪河剖面植硅体主要来自于禾本科植物,并以早熟禾亚科（C3植物）为主,剖面沉积物主要由嫩江冲积砂经风力吹扬、搬运、堆积而成。嫩江流域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替,在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同时,也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7024~3820 cal. a B.P.期间,嫩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人类生存繁衍,孕育了典型的昂昂溪"渔猎文化";在4000 cal. a B.P.左右,气候呈现逐渐变冷干的趋势,同时昂昂溪文化也逐渐衰落;3820~1000 cal. a B.P.期间,气候持续冷干,导致部分居民离开昂昂溪地区沿嫩江逐渐向更加温暖的下游迁移以寻找更为适宜的栖息地,昂昂溪文化逐渐被取代;1000 cal. a B.P.以来,人类活动频繁,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     

郑州地区周代农作物资源利用研究:以荥阳官庄为例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即史前时期传人中国的小麦冲击了粟类作物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中原地区进行农业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嵩山地区是中原的腹地,对官庄遗址的浮选研究丰富了这一地区植物利用的资料.官庄遗址(34°51′06″N,113°22′28″E)是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的一处周...     

新疆赛力格塔什刚玉矿床的初步研究

本文研究了西昆仑造山带南带的新疆赛力格塔什刚玉矿床,该矿床赋存于古老基底的变质 岩系中,含矿岩石为眼球状黑云母长石片麻岩,眼球部分由刚玉（中心）及钾长石（外围）组成,基体为 黑云母及钾长石。经岩石化学及微量元素等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由贫硅富铝的沉积岩经高级变质 作用形成的矿床。     

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出土双峰驼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通过研究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墓葬随葬坑、高台和石围居址等早期铁器时代遗迹出土的骆驼骨骼,确认随葬骆驼为双峰驼,测量骆驼牙齿及各部位骨骼、判断随葬骆驼的死亡年龄、观察骨骼表面切砍痕迹和病理现象,并利用14C测年、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的方法,确定骆驼的年代、食性和种属。最后综合形体测量、病理现象、数量比例、考古现象、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结果,判断双峰驼是家养动物,还探讨了古代人类开发利用家养骆驼的方式。这样全方位地对考古遗址出土的骆驼骨骼进行研究,在中国骆驼研究史上尚属首次。     

新疆阿尔泰山南缘产于泥盆纪火山-沉积盆地铅锌矿床地质特征--以可可塔勒铅锌矿为例

可可塔勒矿床位于新疆阿尔泰造山带南缘,产于泥盆纪火山-沉积盆地内铅锌矿(可可塔勒)体呈似层状、透镜状,矿石构造以条纹条带状、块状、斑杂状为主,矿物成分相对简单,矿体直接容矿围岩为火山-沉积岩.矿床属火山-沉积岩容矿的块状硫化物矿床.为介于典型的火山岩容矿的块状硫化物型矿床(VHMS)和典型沉积岩容矿的硫化物矿床(SEDEX型)之间的过渡类型(一种新类型块状硫化物矿床),其矿化特征与伊比利亚型矿床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