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Northam认为城镇化呈"s"型曲线发展,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为众多研究证实和引用,但其阶段分界点长期缺乏严格的数学定义.运用高等数学方法,推演出城镇化"s"型曲线的Logistic增长模型关于时间变量t的方程表达式,并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推导出该曲线的三个特征点及其数学表达式.对Northam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思想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提出城镇化发展"s"型曲线上两个曲率最大点为城镇化三个阶段的分界点;验证了在拐点处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大加速度为零,之前速度逐渐加大,之后速度逐渐减小;给出了阶段划分点、拐点和第二阶段历时与平均速度的计算公式.选择日本和其他22个国家城镇化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城镇化阶段划分结果与相关研究非常吻合,并且符合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还特别证明并指出2004年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出现速度拐点,验证了模型推导的结果.最后讨论了该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城镇土地利用特征

主要利用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从城镇土地数量、人均城镇土地、城镇 建设占地、城镇内部用地结构和城镇土地空间格局及其时空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快 速发展阶段的城镇土地利用现状, 并将这一阶段的主要城镇土地利用问题归结为总量失控、 粗放利用、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危及社会和谐发展、土地利 用结构失调, 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 最后从合理引导城镇扩张并加强农地保护、优化区 域和城镇内部用地结构布局、多手段节约集约利用城镇土地、统筹协调区域城乡居民点建设 用地, 以及防治并举促进城镇土地生态良性化等角度探讨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用地策略。     

中国能源安全评价及时空演进特征

采用近20年能源经济数据,从能源供应稳定性与使用安全性两个方面构建中国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借助因子分析、ArcGIS空间分析技术、情景分析方法,对中国能源安全时空演进特征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近20年来,中国能源安全呈一小一大倒“U”型变化趋势,且目前处于大倒“U”型下降阶段;②3种情景下,区域能源安全时空演进存在明显差异.情景一:区域能源供应稳定形势显著改善,能源供应脆弱区在空间上向“S”型演进,能源供应稳定区在空间上向“Y”型演进;情景二:能源使用安全形势迅速恶化,使用安全与供应稳定性在空间上呈倒置状态;情景三:从2008年中国区域能源安全格局来看,中国区域能源安全区(次强与强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而能源安全脆弱区(次弱和弱区)则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基于水资源约束的中国城镇化SD模型与模拟

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尽管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控要素还在发挥重要作用,但水资源在生产、生活和生态方面发挥主控作用的局面愈益明显。在中国城镇化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模型基础上,从水资源供给、需求和水环境等层面将水资源作为主控要素嵌入原有模型中,拓展出基于水资源约束的中国城镇化SD模型,并对水资源利用进行了多情景模拟。结果表明：① 系统存流量和灵敏度检验证明模型模拟效果良好,具有可操作性。② 部门用水效率一定时,产业发展对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影响比人口增长更为明显。③ 在实行节水农业、节水工业、高生活需水、高生态环境需水和高再生水利用的综合协调方案中,2050年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约共需6789.70亿 m³水资源,基本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     

中国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效应分解及机制探析

依据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空间杜宾模型为基础对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城镇化影响能耗强度的实际效应进行分析,利用求偏微分法将影响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解析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内在机制。分析发现,当前城镇化对能耗强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能耗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全国范围内城镇化影响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中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直接效应不明显,而东部、中部及西部三大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中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耗的影响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阶段性效应及空间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绿洲城镇化演进理论探讨

基于复杂性科学,引入涌现、协同、“吸引盆”等概念和模型,从涌现生成、协同维生、临界相变三个维度构建绿洲城镇化演进的理论框架。对绿洲城镇化的生成、演化和转型的过程与机理进行系统剖析,并据此对诺瑟姆曲线进行新的解读。研究表明：① 绿洲城镇是以人为核心的绿洲地域系统在多时空维度上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涌现现象,涌现形成的条件包括生成主体、自组织与受限生成机制、环境策略;② 竞争与协同机制维持了绿洲城镇化系统的生命活力与进化稳定,是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系统不同层级具有不同的协同维生机制,根据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构建的绿洲城镇化演进的协同度和有序度可以识别系统演化方向;③ 绿洲城镇化过程实质上也是系统的自组织临界相变,该过程是一个渐变与突变、有序与混沌、稳态与非稳态的辩证统一;④ 时空间的正负反馈机制使绿洲城镇化复杂性与有序性不断提高,且不断向自组织临界态靠近,城镇化系统外在表现为活力与多样性增强。     

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

产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引擎。产业生态化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态,引导着产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施产业生态化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有效途径。文章基于2003–2018年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空间发展趋势,利用PVAR模型的实证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三者之间在长期状态下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在短期因果关系很难显现,滞后三期(三年)时,三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产业生态化与工业化促进了城镇化,产业生态化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0.4612,但工业化与城镇化却对产业生态化呈负面影响,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产业生态化将分别降低0.2261、0.2850个百分点。随着滞后期的延长,产业生态化的解释能力要优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产业生态化是具备较强的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城镇化的自我积累机制不明显甚至产生减退情况。通过发挥西部地区主导产业的作用,摆脱内部不平衡的发展局面,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相促进。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基础上,实施"绿色生产",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西安城市CBD体系发展演进的特征与趋势

基于土地交易、基本产业单位普查、商务办公楼宇开发、规模以上商场发展等多方面资料,以当代CBD演进基本规律及基本理论为借鉴和索引,并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对当代中国城市CBD体系发展演进的一些典型现象、特征及其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传统市中心区正在经历以总功能类型减少而商业服务功能突出强化为基本特征的功能“纯化”;生产者服务业集中的商务中心显著离心漂移、而零售商业中心则相对稳定,因而城市商务与商业中心趋于空间分离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崛起成为西安市的中央商务区(主CBD);在整个西安中心城市层面,一个“双极多核”的CBD体系正在发育形成。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北京市水库湿地演变驱动力分析

水库湿地作为北京市面积最大的人工湿地,是北京市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两个方面,构建北京市水库湿地演变的驱动因子指标体系,其中自然驱动因子包括年均降水量、气温、入境水量和地下水埋深;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包括常住人口数、城市化率和人均GDP.应用长时间序列(1984-2010年)的TM遥感影像,提取北京市近30年来水库湿地的空间分布信息,根据湿地面积增长和消退的演变规律,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时间段下水库湿地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不同时期内水库湿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影响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在1984-1998年间,北京市水库湿地增长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是年均降水量和入境水量,Logistic回归的贡献率分别为5.778和3.504,主要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1998-2004年期间,水库湿地急剧减少的驱动因子主要为常住人口、地下水埋深和城市化率,影响贡献率分别为9.41、9.18和7.77,人为活动的影响开始加剧;在2004-2010年间,影响水库湿地发生变化的主导因子是城市化率和年均降水量,贡献率分别为6.62和4.22,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交叉影响.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内蒙古多伦县土地沙漠化驱动力分析

以内蒙古多伦县1960、1975、1987、1995、2000、2005年的土地沙漠化矢量数据及2010年2015年的遥感影像、地形图为主要数据来源,运用NEVI5.0和ArcGIS10.2软件提取8个时期土地沙漠化空间信息,划分为轻度沙漠化、中度沙漠化、重度沙漠化、严重沙漠化等不同类型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选取海拔高程、年均气温、降水量、平均风速、牲畜数量、第一产业、居民点距离等统计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土地沙漠化动力机制,为京津风沙源区防治土地沙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科学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960-2015年间多伦县土地沙漠化面积呈减少趋势,其中1960年到1995年间呈发展趋势,1995-2015年间呈减少趋势;1960-1995年间各类土地沙漠化增长的主导因子是第一产业和居民点距离;而在1995-2015年间影响各类土地沙漠化的主导因子是降水量、牲畜数量、第一产业和居民点距离。今后,继续控制牲畜数量、实施土地沙漠化治理政策来逆转土地沙漠化发展。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

从城市化水平的Logistic方程出发,推导出如下关系式:城市化速度最快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2,最大城市化速度=城乡人口增长率差×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4。对概念的定义和方法的应用给出了限定和说明。借助美国1790¹960年的城乡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上述推导结果。利用上述关系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数据,结论是:2005年前后城市化速度达到峰值,由此判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饱和值为80%左右;2005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在理论上应该减缓,在实际工作中不宜继续推动加速过程。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时空演变格局及预测

由CO₂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提高碳排放绩效是碳减排的重要途径。目前关于碳排放绩效的研究多从国家尺度和行业尺度进行探讨,由于能源消耗统计数据有限,缺乏城市尺度的研究。基于遥感模拟反演的1992—2013年中国各城市碳排放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城市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定,构建马尔可夫和空间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首次从城市尺度探讨了中国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并预测其长期演变的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均值呈现波动中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未来城市碳排放绩效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节能减排潜力大;全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空间格局呈现“南高北低”特征,城市间碳排放绩效水平的差异性显著;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地理背景在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类型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长期演变的趋势预测来看,中国碳排放绩效未来演变较为乐观,碳排放绩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碳排放绩效分布呈现向高值集中的趋势。因此未来中国应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以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同时不同地理背景的邻域城市之间应建立完善的经济合作联动机制,以此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水平并追求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低碳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中印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化比较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two rising great powers, China and India have undergone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es, but they also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paths and patter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es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census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in China and India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analysis,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Since the 1990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transformed from south-north differences to coastal-inland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in India have been stable. (2) In recent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rate kept increasing in China, while such correl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in India. (3) The economic reform pos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conomic reform changed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to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n India, the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have always been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even decreased the effec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n urban development.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省际差异

提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概念,以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作为测度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变量指标,应用标准差 (δ)和变异系数 (V)、相对发展率(Nich)以及离差(D_i)和比率(G_i)等计算方法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省际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其省际差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953~2006年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不断增大,并呈阶段变化特征;从空间特征来看,各省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从静态和动态上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并可以将31个省区划分为强响应型、较强响应型、中等响应型、较弱响应型以及弱响应型5种区域类型;城市开发强度是影响我国各省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差异的主导因素。     

1978-2016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趋势预测

基于1978-2016年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在时间序列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探讨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并预测其长期演变的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出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的“双峰”分布特征,且波峰高度的差距在缩小,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态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提升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② 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整体上向高水平方向转移的趋势显著,但农业生态效率的演变具有维持原有状态的稳定性,且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地理空间格局在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集聚特性显著,农业生态效率较高的省市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而农业生态效率较低的省市具有负的溢出效应,从而在空间格局上逐渐形成“高高集聚、低低集聚、高辐射低、低抑制高”的“俱乐部收敛”现象;③ 从长期演变的趋势预测来看,多数省市农业生态效率逐渐向上转移为较高水平,并逐渐演变为由低到高渐次递增的格局,在农业生态效率较低的地理背景下,其长期演变的稳定状态表现为偏“单峰”分布,而在农业生态效率较高的地理背景下,其长期演变为较高水平集聚的偏“双峰”分布。最后,分析当前研究需要改进的方向,并提出控制农业污染排放量、地区间农业生态政策联动、加强地区间农业生态合作交流与借鉴等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及缩小省市间差距。     

中国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变化分析

中国政府近年来着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关注城市可持续,强调城镇化发展模式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然而,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并未取得共识,中国政府部门也未发布权威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为此,本文建立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确定了各级指标的分级标准。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和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对西北地区2000—2014年分地州市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定量测度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1） 与国内外先进标准相比,整个西北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一直介于0.4和0.5之间,始终处于中等水平,然而总体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提升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各级政府今后必须制定各种大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政策。（2） 整个西北地区分要素城镇化质量历年大体上呈现出“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城市社会发展质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城乡及区域一体化质量”的态势。其中,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属于高质量,但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城市社会发展质量从较低质量变为中等和较高质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从较低质量变为中等质量;城乡及区域一体化质量属于较低或中等质量,但近年来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因此,西北地区应根据上述特点协调好这4个指标的关系。（3） 从空间上看,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长期呈现出中等质量城市广泛分布而较低和较高质量城市零星分布的格局,而且分要素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均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但它们与人口城镇化率的时空分布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西北地区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应根据各地州市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协调好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本文为科学认识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时空特征提供帮助,也可以为类似区域城镇化质量的科学评价提供有效参考。     

河南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

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和社会发展5个方面出发,构建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3-2012年河南省省辖市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并对其空间演变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省辖市城镇化质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发展不够稳定;2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受原有格局的影响较大,相对较高等级区域位于郑州及河南西北部地区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变动主要在相对第三、第四与第五等级之间;3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省辖市间衡量城镇化质量5个方面的发展速度不同,其中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和城乡统筹的发展速度相对较为一致,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质量的发展速度差别较大。依据分析结果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这两个相对薄弱环节,针对不同省辖市城镇化质量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促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