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评估

黑河下游的居延海湿地属中国干旱\,半干旱内陆河湖泊湿地,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利用市场价值法、造林成本法、影子工程法、费用替代法以及专家评估法等方法对居延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居延海湿地生态系统的总生态服务价值为11 523.33万元·a-1,其中防风固沙价值为3 149.76万元·a-1,生物多样性维持为1 152.28万元·a-1,旅游价值为1 339.8万元·a-1,净化水体价值为2 240.7万元·a-1,大气调节价值为2 007.55万元·a-1,科研文化价值为1 504.3万元·a-1,而物质生产价值比较低,只有130万元·a-1。     

21世纪以来青藏高寒草地的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的响应

利用遥感数据和气象观测资料探索气候因子对区域植被变化的驱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1980-2012年气象数据和2000-2012年MODIS-NDVI数据为数据源,借助线性回归和相关分析分别分析了青海和西藏两个地区21世纪以来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寒草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1980-2012年,青海和西藏地区均呈暖湿化的发展趋势。但21世纪以来,西藏地区降水呈不显著的减少趋势;整个青藏高原中部和西部地区增温趋势明显（>0.05 ℃·a-1）。（2）在年际尺度（2000- 2012年）上,青海地区NDVI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增长率为0.003·a-1（P<0.05）;西藏地区NDVI无变化趋势,区域尺度统计中植被退化与改善相互抵消。在空间上,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NDVI呈良性趋势,部分区域增长斜率超过0.01·a-1。青藏高原南部地区NDVI呈变差趋势,变化斜率为0.008·a-1。（3）区域上的相关分析显示,在青海地区,降水量的增加和温度的升高共同促进了该区域植被的良性发展趋势;在西藏地区,降水量的减少和温度的升高可能是南部地区植被变差的重要原因。     

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Northam认为城镇化呈"s"型曲线发展,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为众多研究证实和引用,但其阶段分界点长期缺乏严格的数学定义.运用高等数学方法,推演出城镇化"s"型曲线的Logistic增长模型关于时间变量t的方程表达式,并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推导出该曲线的三个特征点及其数学表达式.对Northam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思想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提出城镇化发展"s"型曲线上两个曲率最大点为城镇化三个阶段的分界点;验证了在拐点处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大加速度为零,之前速度逐渐加大,之后速度逐渐减小;给出了阶段划分点、拐点和第二阶段历时与平均速度的计算公式.选择日本和其他22个国家城镇化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城镇化阶段划分结果与相关研究非常吻合,并且符合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还特别证明并指出2004年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出现速度拐点,验证了模型推导的结果.最后讨论了该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荒漠人工植被区典型生物土壤结皮的固碳模型研究

生物土壤结皮（BSC）是荒漠生态系统组成和地表景观的重要特征,在荒漠系统碳的源-汇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沙坡头人工植被区两种典型的BSC（苔藓结皮和藻类结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土壤水分的连续测定,确定BSC光合和呼吸作用的有效湿润时间及其与土壤水分、温度和太阳辐射的关系,建立了土壤水分驱动下的固碳模型。以2012年5月19—25日为例,计算了苔藓结皮和藻类结皮在试验期间的日固碳量,并估算了两类结皮的年际固碳量。结果表明:苔藓结皮和藻类结皮由于自身水文物理性质的差别显著影响到其下层土壤水分和温度的变化;降雨是BSC固碳活性的重要来源,并且苔藓结皮更容易受到非降雨水（如雾水、凝结水等）的影响而使其固碳潜力大于藻类结皮。初步估算苔藓结皮和藻类结皮的年固碳量分别可以达到33.33 g·m-2·a-1和14.01 g·m-2·a-1,其中由非降雨水所引起的固碳量达到了6.58 g·m-2·a-1和2.65 g·m-2·a-1,分别占到了全年固碳量的19.7%和18.9%。充分肯定了BSC在荒漠人工植被区碳汇的功能。     

青海省巴音河流域LUCC遥感调查及驱动分析

利用1988年、2006年的LandSat-TM遥感数据及气候因子数据,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了青海省巴音河流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现状、18 a来的变化趋势及其气候驱动,并定性分析了社会驱动。结果表明,1980-2007年间年降水量以12.9 mm/10a的幅度波动增加;日照时数以83.3 h/10a的幅度减少;年平均气温、地温分别以0.6 ℃/10a和0.8 ℃/10a的幅度波动升高。在这样的气候背景下,未利用土地分布最广,占面积的71.43%。1988年至2006年间,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为城镇用地、农业用地和天然草地面积增加;未利用土地面积也增加,其中裸岩、荒地、盐碱地、沙地面积明显增加,分别增加6.28 km2·a-1、5.82 km2·a-1 、2.76 km2·a-1 和0.21 km2·a-1;而不同类型的湿地生态面积呈退缩趋势,其中冰川、湖泊、苇地、沼泽、河流的面积退缩明显,分别减少12.13 km2·a-1、0.43 km2·a-1、0.41 km2·a-1、0.27 km2·a-1和0.21 km2·a-1。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呈退化趋势。日照时数和降水与各类型生态面积的关联度变化大,分别在0.667～0.997和0.668～0.986之间,气温次之,关联度在0.669～0.835之间,地温最小,在0.667～0.856之间。大部分类型的生态面积变化其驱动因素主要为降水,其次为日照时数,气温和地温影响较小。不合理的社会用水促进了土地的荒漠化。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玛纳斯河流域人工绿洲扩张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利用2007—2009年的实地调查资料,结合1958—2006年的5期遥感影像解译数据,从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典型绿洲的演变进程出发,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 a玛纳斯河流域人工绿洲快速扩张的影响,强调了保持绿洲适宜规模的重要性,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绿洲今后发展的方向。主要结论为:①近60 a玛纳斯河流域耕地和绿洲分别以107.756 km2·a-1和122.401 km2·a-1的速度迅速增长,二者扩张的方向基本一致;②绿洲的快速扩张对社会经济产生一定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地表水利用率超过90%,地下水过度开采并以0.5~1 m·a-1的速度下降,水质污染增加,防护林大量死亡,森林破坏严重,草地从1958年到2006年减少4 316.39 km2,土地荒漠化威胁严重等;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控制绿洲规模,适度开采地下水,转变产业结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今后本区发展的关键。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利用2000 和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格局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中国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201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年均增加1.3 个百分点,32%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超过1.5 个百分点;② 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和“低快高慢”的收敛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城镇化率年均分别增加1.4、0.5、1.4 和1.3 个百分点;③ 60%的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集中在低城镇化率—高增长率、低城镇化率—中高增长率和低城镇化率—中增长率三种类型,且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④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基本未变,仍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的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周边的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⑤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状况、人口集聚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地理区位特征对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⑥ 中国城镇化格局可分为具有明显区类一致性和区外异质性的5 大类、20 个区域。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应凸显地域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夯实产业基础、强调节约集约。     

2001-2015年喜马拉雅南麓地区植被变化遥感监测

本文应用喜马拉雅南麓地区MODIS NDVI 植被遥感数据和格点数据,采用趋势线分析、多元回归等方法分析了该研究区2001-2015 年植被 NDVI_max 时空变化特征,同时利用Person 相关分析探讨了植被 NDVI_max 时空变化特征与气候因子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2001-2015 年,喜马拉雅南麓地区年内平均 NDVI_max 1~3 月份呈下降趋势,4~6 月份开始缓慢生长,6~9 月份进入植被生长高峰期,10 月份开始逐渐降低;植被 NDVI_max 平均值为0.59,植被覆盖度较高;空间上植被覆盖度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平均 NDVI_max 随海拔变化表现出明显规律性,80%的植被主要分布在较低海拔区（<4 050 m）。（2）15 a 间,喜马拉雅南麓地区植被 NDVI_max 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年均 NDVI_max 呈三个变化阶段：2001-2006 年和2010-2015 年分别以0.003 9·a^-1、0.005 3·a^-1 的速率增长,而2006-2010 年以-0.007 0·a^-1 的速率减少。植被生长季 NDVI_max 呈4 个阶段：2001-2004 和2007-2010 年分别以-0.001 8·a^-1、-0.010 6·a^-1 的速率逐年减少,但2005、2006 两年（0.014 8·a^-1）快速增长至最大值,2010-2015 年（0.006 3 a^-1）波动增长。空间上大部分地区表现出不显著退化,但少部分地区表现出不显著改善（0.05< p<0.01）,而西段低海拔区表现出极显著改善。（3）喜马拉雅南麓地区植被的变化主要由温度和降水量共同影响,此外,高海拔区气温上升引起的冰川融水对植被生长起到一定的作用,中部低海拔区可能还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城市群演变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地域分异特征

基于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全国人口普(抽)查等数据,划分城市群发展阶段,分析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地域分异特征,揭示城市群演变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规律。结果表明:城市群老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以长三角、成渝、京津冀为最,各城市群老龄人口分布重心变动不大,分布格局相对稳定;人口老龄化区域类型呈现由老龄人口集聚点引导的相对均衡演变格局,整体上由浅度老龄化阶段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但局部地区出现后退;初级阶段城市群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中高级阶段城市群人口老龄化起点相对较高,珠三角、京津冀等受行政城镇化等影响人口老龄化率有所波动;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速度有所下降,整体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增加1%,人口老龄化率增加0. 15%。     

1978~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

利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1978~2014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作用程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城市化增长分成1978~1995年和1996~2014年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从各省域的相互作用程度来看呈现中东部较低,西南和东北部较高的区域格局,同时此阶段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② 1978~1995年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得到证实。③ 1996~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从各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来看呈现出中东部低,而周边内陆省区高的区域格局,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作用的区域格局与之相反。     

我国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特征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6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分析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结论如下 :(1)1978年以来,中部地区粮食产量总体持续增长,年均增长2.12%;(2)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年均占到全国水平的30.01%,中部地区的粮食生产波动会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客观的影响;(3)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是幅度不大;(4)灰色关联分析表明,有效灌溉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和成灾面积是影响中部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由此,应从我国粮食安全的高度去重视中部地区粮食生产,采取各项政策措施来促进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稳定与增长。     

城市化速度曲线及其政策启示——对诺瑟姆曲线的讨论与发展

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化S形曲线是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理论成果,对它在中国的应用却存在曲解。根据诺瑟姆原文,不是所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能达到100%,城市化水平在30%到70%之间也不是一直处于加速状态;进而推导出城市化速度变化的四阶段倒"U"形曲线:孕育阶段、加速阶段、减速阶段、趋零阶段。其政策含义和启示在于:城市化速度变化有其规律,不能拔苗助长;中国已经迈过城市化速度的拐点,加速城市化不应是长期的主旋律;城市化依然是主要发展方向和趋势;中国城市化理念与重点均需转型;城市化与包容性增长、城乡统筹和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任务。     

书评——《城市对称分布与中国城市化趋势》(英文)

YE Danian, HE Wei, LI Zhe, XU Wendong Anhui Education Press,Hefei,2011,x+260 pp,ISBN 978 7 5336 5737 6(hardback),CHY 58.00 As products of urbanization, cities are focal point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 Though China i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only recently has the urban population surpassed that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unprecedented urbanization has reshaped China’s geograph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mong the soci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having occurred in China in recent history, urbanization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ressive and dynamic process; it has changed daily life of Chinese population and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y.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

通过探析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内涵,建立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3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利用联合国法修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根据1978~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及2008年各省最新统计数据,基于对城市化质量的测度,判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及2008年省际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适度性。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逐渐增大,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渐好,城市化发展速度略显滞后;省际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差异明显,从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降低,城市化发展类型可分为质量过度滞后型、质量滞后型、协调型、速度滞后型及速度过度滞后型5种类型;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真实水平,城市规模与城市化质量亦不存在对应关系;中国城市化质量各个领域发展均衡性明显不足,城市基础实力是当前城市化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省域城市化发展质量较高及"质"、"量"协调性较好的地区仍存在许多不足。     

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基于生态安全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研究——以云南大理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开发低丘缓坡山地建设山地城镇,成为中国南方山区解决城镇化土地资源矛盾的重要途径。但山地生态环境脆弱,如何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山地城镇,目前尚没有成熟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此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以大理市为研究案例,将地质灾害、水源涵养、地形地貌、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洪水淹没作为山地城镇建设关键生态因子,划分确定山地城镇建设的生态安全等级;通过CGELUC模型与DLS模型等实证分析和情景模拟,优化生态安全约束下山地城镇土地利用布局和情景模式选择。实证研究表明,高生态安全的经济优先发展模式和三维立体土地利用方式,是最符合山地立体特征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     

资本循环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转型思考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资本循环周期缩短,城市空间的过度开发为资本积累再生产提供了场所,导致城市空间蔓延式增长的矛盾突出。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增量主义的城乡发展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国城乡转型发展迫在眉睫。以新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城乡发展与资本的逻辑关系。首先探究资本循环理论在中国城乡转型背景下的适用性,运用该理论剖析中国城乡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然后从当前面临的各类空间矛盾出发,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规划师、公众三方主体的角色变化,力求引发相关主体对城乡规划转型中的规划思路、管理方式以及制度的思考;最后提出以空间正义为核心,使中国城乡转型发展逐步走向社会公平的价值体系,推动城乡社会空间的相对公正发展。     

基于CA模型的旅游小镇增长的时空模拟与应用——以河北三坡镇为例

旅游小镇增长的时空模拟是城镇化影响下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旅游小镇的城镇化以其旅游业发展带动城镇发展的独特模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论文以元胞自动机模型为基础,运用旅游小镇旅游城镇化增长模型,对河北省三坡镇的旅游城镇化发展进行模拟与预测。模拟结果显示:①2005-2010年研究区城镇增长主要围绕现有镇区范围扩展,全域年均增速为0.015 km²/年;②2010-2015年主要城镇增长区位于镇内距离景区较近的苟各庄村附近,全域年均增速为0.040 km²/年,其他区域则保持相对较为平稳的状态。研究表明元胞自动机模型在模拟旅游小镇演化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为研究城镇化条件下区域生态景观格局变化提供前提保证,对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小镇健康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