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影响下仿制景观的兴起及其形象塑造：以佛山日本街为例

自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的大量仿制景观,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重塑了中国的城市空间,但却没有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以新兴出现的微型仿制景观——佛山日本街为例,运用实地调查和话语分析方法,首先理清佛山日本街的仿制要素及其特征,以及佛山日本街的兴起原因,其次利用社交平台的文本数据分析新媒体影响下佛山日本街的形象塑造,进而探讨佛山日本街不同形象的产生根源。研究发现,佛山日本街的仿制要素虽受到日本城市街道形态以及ACGN亚文化的启发,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借用式的网红打卡地;资本竞争和新型社交方式是佛山日本街兴起的主要动力要素,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旅游环境变化进一步刺激和提升了佛山日本街的打卡热度和知名度;在新媒体的影响下,社交平台用户对佛山日本街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文化原真性和抄袭侵权两个方面,导致其塑造的形象正面、负面并存。     

城市文化遗产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模型构建——以广州市为例

洪涝灾害危害面广大,为预见城市文化遗产的洪涝风险,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抗灾力4个方面构建城市文化遗产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并以广州市文化遗产为例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文化遗产对灾害因子的响应程度存在差异,遗产级别与综合风险系数成正相关,且以越秀、海珠中心城区及白云区遗产综合洪涝风险最大,花都区和白云区遗产致灾风险最高,越秀区、黄浦区和从化区遗产抗灾力最差。构建文化遗产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模型,能够增加对未来遗产风险的掌握,提高对遗产的应急防范。     

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及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以明至民国初期佛山神庙为视角

明代以来佛山的民间信仰迅速发展,神庙系统庞杂,既有广府民系的属性,又反映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征,对佛山城市发展产生了影响。从古地图和文献中提取历史时期基本空间数据和神庙等文化景观地理信息,建立佛山历史GIS数据库。通过景观复原、地图再现、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以神庙景观为视角,研究表明:明代至民国初年,神庙景观基本上以祖庙铺和明心铺及其周围地带为核心,呈自南向北逐渐扩展的分布总趋势,并与佛山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相一致,逐渐形成了以佛山祖庙为中心的北帝信仰文化景观的核心地位。通过对北帝巡游路径空间的解读,反映出佛山民间信仰场域的构成,以北帝信仰为纽带,形成了以祖庙为中心的"中心—四方"空间形式,整合了佛山的城市社会文化空间。     

从祠堂视角看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流变和社会文化空间分异

明以来佛山逐渐形成八图土著宗族文化景观和侨寓宗族文化景观并存的格局,对佛山城市空间发展产生影响。通过从古地图和文献中提取历史时期基本空间数据和祠堂等文化景观地理信息,建立佛山历史GIS数据库。以此为基础,通过景观复原、地图再现、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以祠堂景观为视角,解读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时空演变及其所意涵的社会文化空间意义。结果表明:①宋元时期祠堂主要集中在佛山南部大塘涌沿岸,反映出宋代涌入佛山的移民早期多定居在南部;②明代佛山镇祠堂数量急增,表现出聚落空间由南部向中部扩展的趋势,祠堂景观基本形成了以南部的锦澜、东头、栅下铺和中部的祖庙、黄伞铺为中心的空间格局;③清以后祠堂景观总体空间格局没有大变化,但八图土著宗族内部产生的裂变促使土著祠堂景观发生空间扩散。土著祠堂与侨寓祠堂景观空间上既互补又相互混杂,说明随着侨寓的大量进入,土著传统血缘空间被打破,地缘、业缘等因素增强,这正适应了佛山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     

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

文化遗产景观是地域文化的符号表征,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则是地域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遗传”单位和文化遗产景观形成的决定性因子。目前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识别与提取隐藏在文化遗产景观内的文化基因,可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基本特质。传统村落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遗产景观,整体上延续和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集中体现在传统村落内的文化遗产景观之中,对传统村落进行遗产性景观基因识别研究可揭示地域文化的人文地理性和传统村落的社会文化性。基于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理念,以陕西省35个代表性传统村落为例,首先从宏观和中观尺度,分析了传统村落遗产性景观的文化环境特征;其次从微观视角,建立了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方法,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的基因特征进行分析,识别出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特质。本文旨在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认识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为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复兴提供科学依据。     

长沙市城市扩张对边缘区景观格局的影响

以长沙市建成区为研究区域,选取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在ArcGIS和Fragstats4.0软件平台的支持下,运用缓冲区分析和景观指数方法,对长沙市的城市空间扩张及其对边缘区景观格局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期间,长沙市城市空间扩展在速度上呈前期低速蔓延、后期加速扩张的特点,在方向上呈前期东拓西控、后期北扩南伸的特点;城市空间扩展对类型层次和景观层次的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的影响均不同。在类型层次上,城市空间扩张对耕地的影响最大,与城市边界距离3 000~4 000m处是城市扩张与耕地减少的空间边界;在景观层次上,随着城市空间扩张,景观的斑块密度减小、蔓延度增加、香农多样性先减后增、聚集度增加。     

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的地方感特征——以广州荔枝湾涌为例

近年来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中国城市旅游的热点,但其过于商业化的发展模式也受到普遍质疑。文章以广州荔枝湾涌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分别从景观环境、社会人文、旅游功能和地方依恋等4个维度对游客的地方感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水平的提高,游客更为关注景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景区给予的情感体验;逗留时间越长,对景区环境的评价更低;随着客源地距离的增加,游客的地方依恋逐渐下降。进而指出环境质量的提升使游客对荔枝湾涌的风景与环境有了较高的感知与认同,在对历史文化、景区特色及旅游秩序满意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文化遗产保护效果、景区的商业及其他配套服务功能的失望。进一步提出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发展,应充分挖掘和展示地方独特的文化特质,加强地方性营造,完善配套设施,合理确定旅游市场定位,挖掘旅游发展潜力。在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的同时,增强城市历史文化旅游的特色和持续吸引力。     

城市区域生态风险预警方法及其在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调控中的应用北大核心CSCDCSSCI

海岸带地区是中国乃至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区域,其生态风险与安全问题是关系人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运用景观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方法,以厦门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战略转型这一快速、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为大背景,提出基于2006-2015年城市不透水面变化率、风险受体敏感指标和生态红线管控的景观生态风险空间预警模型,与通过景观源—汇理论构建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相叠加,揭示厦门市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在快速城市化的胁迫下现状与未来潜在风险状态,进而提出调控措施。研究表明:(1)城市区域景观生态风险明显升高,风险预警高值区与ISA分布情况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主要分布在以九溪流域、马銮湾、杏林湾、同安湾等港湾快速城市化区域,该部分地区城市沿河口空间外扩迅速,不透水面增长较快,对沿海湿地的侵占围填也较为严重,未来面临湿地或保护区破坏的生态风险较大。(2)生态风险预警结果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相叠加,识别出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中处于风险状态的关键源、缓冲区、廊道、战略点,设计规划未来厦门港湾区域景观生态安全优化格局,提出景观生态恢复与重建措施。将生态风险预警方法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调控设计相结合,能为城市区域环境管理与景观调控提供科学支撑。     

世界文化遗产时空分布及其与人类城市文明的关系

将位于城市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在Google地图上完整体现,全样本统计、分析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试图揭示世界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发展历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显示：1）被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832项,其中417项与人类城市文明发展相关联,多数为城市的历史城区建筑景观;2）从空间上看,反映欧美地区城市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最多,非洲地区最少,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文明发达程度相关;3）结合时间维度,古代（3500 B.C.―A.D.500）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耕种农业发达的沿河地区以及宗教类遗址所在地;中世纪（A.D.500―A.D.1500）遗产数量的变化见证了中世纪城市文明由初期的式微走向后期复兴活跃的过程,亚洲等区域宫殿类、古典园林类、坛庙等多种类型遗产的出现说明了文明在欧洲之外地区的生长;16世纪至今遗产的数量最多,遗产类型更为丰富,出现殖民城市遗产、军事要塞类遗产、工业遗产以及线性文化遗产,展示了殖民扩张、工业发展过程,以及以线性的方式体现城市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4）从世界文化遗产与城市文明的关系来看,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反映了人类解决城市问题的智慧,展现了特殊城市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同时宏观上世界文化遗产基本覆盖了全球人类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体现了不同地域的典型特色、文化多样性与发展的延续性。总的来说,在全球化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未来研究亟需利用更广阔、更多元的视角探讨跨地域、跨国界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收集粤港澳大湾区591项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借助核密度分析与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研究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东莞及佛山等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城市,且其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不同的聚集模式,其中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聚集程度最为显著。提出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建议。     

从清代佛山“万真观”到“城隍庙”的空间文化含义的解读

宗教空间的变化能反映出宗教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所彰显的社会文化空间意涵.通过文献分析,对清代佛山镇“万真观”向“城隍庙”空间变化的现象进行研究,并揭示其变化所意涵的城市发展和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表明,从清代佛山镇万真观到城隍庙的宗教空间变化,折射了佛山镇由“乡村”到“城市”空间意义的转变,这种变化不仅是城市经济繁荣、人口激增的推动,更与行政治所诉求和“城市”身份的认同有密切关系,而且佛山城隍庙的“草根性”还凸显了清代佛山镇的政权、族权和神权的社会特征.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

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市区和97个县级地区为评价单元,基于昂普理论,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空间载体综合景观、投资环境3个方面建立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模型,以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并以ArcGIS 10.0叠加分析将单项测评结果综合为总评价值.结果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利用必须与有形的物质景观结合;手工艺、民俗和表演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重要性远高于其他类;在微观层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潜力较高的地区仅有1个市区、5个县,等级列前5位的地区只占22.2%;在区域层面,中部和南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潜力远高于北部地区,且上党、晋商、河东文化区和省边界附近的传统聚落集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潜力突出.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城市化背景下洪灾风险评估

以秦淮河流域为例,构建HEC-HMS模型,采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在两期历史景观分布情况下,研究洪水特征值（洪量、洪峰）与不同景观的景观格局指数间的响应关系,提出并构建基于景观格局的洪水生态风险（洪水—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结合空间分析方法,进行全流域风险的时空变化分析和特征子流域间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景观的景观格局与洪水特征值间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响应关系,景观类型不同,其响应指标与程度不同;2003—2017年,研究区风险程度有所增加,空间差异明显;景观格局对区域洪水影响显著,避免景观的大面积聚集发展,增加各类景观周边的景观丰富度,提高景观间的接触面积,有助于减弱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景观面积增加带来的洪水危害,发挥景观的生态正效应。     

全球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分布及列入标准分析

经过长期的探索,自1992 年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类型到2013 年的20 余年间,共有54个国家和地区的85 项文化景观遗产诞生。文章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官网的文化景观遗产信息为数据源,统计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评价标准和遗产类别,结果显示：1）文化景观遗产数量在20 a间呈持续增长趋势,欧洲增长趋势与全球类似,亚洲增长潜力大;2）文化景观遗产集中分布在气候条件适宜人类生活且经济较发达的北半球中纬地区,欧美地区文化景观遗产数量超过全球的50%。大洲中欧洲约占全球的一半,亚洲其次,遗产大国以欧洲发达国家如意大利（6 项）、法国（5 项）、英国（4 项）和德国（4 项）为主,中国也已有4 项;3）入选的85 项遗产主要符合评价标准（iii）、（iv）和（v）,说明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评价焦点为表现遗产地独特人地关系的持续演进和延续能力;4）对51 项文化景观遗产类型进行的统计表明：具有持续特征的有机演进类约占60%,是国际主要关注类型;5）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全球共识将在未来使其空间分布相对均衡,中国尚有较大的申报空间,重构文化景观遗产类别将利于其申报和保护。     

基塘-城市景观安全格局构建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马岗片区为例

在我国当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对城市边缘区基塘农业采取单纯地保护已难以奏效,附着于农业景观中的生态、文化及潜在的休闲等价值则随着城市化而消失.因此,研究如何维护和延续基塘农业景观在城市化过程中格局上的稳定性及生态服务功能则显得尤为紧迫和现实.通过对马岗片区"基塘"农业景观在现代集约农业的推行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其形态、格局及生态服务功能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并在评价这一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构建"城市-基塘"景观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