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进格局分析

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衡量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利用1985-2010年宁夏统计数据,运用Geoda095i空间分析软件、聚类分析法,从时空角度研究了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区域差异、演进格局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初级阶段低增长速度区大部分位于宁南山区,呈"C"字型分布,该区域人口增长过快,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超载突出,工业基础薄弱;初级阶段高增长速度区位于宁夏中西部地区,该区域农业基础较好,但工业化进程缓慢;高级阶段高增长速度区集中分布在宁夏北部川区,该区域凭借引黄灌溉之利,农业高产稳产,已成为西北重要农业生产基地,二、三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分析认为,地理区位条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劳务收入方式、区域政策演变是造成农民纯收入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通过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等来提高宁夏县域农村居民纯收入。     

广西贫困时空分异格局与影响机制分析

广西是我国西南山区贫困差异较大的脱贫攻坚地区。运用计量学方法,分析广西贫困时空异质特征,定量测度贫困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结果显示:广西县域贫困空间异质性格局具有时空稳定性,贫困空间依赖性较强;地形起伏度、工业化率和房地产开发程度是导致广西贫困空间差异的显著因素;土地扶贫政策的制定要根据贫困空间格局及影响贫困显著因素的特点因地施策。     

基于县域单元的河南农民收入区域分异时空格局

依据河南1995—2009年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地统计分析法对农民收入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格局演变态势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1995—2009年间河南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绝对差异持续增大,而相对差异呈阶段性波动增大态势;县域农民收入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态势,整体上呈以豫中和豫西北县市为中心,以豫北、豫东、豫东南和豫西南地区县市为外缘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西北和东南部县市间差距在拉大,两极分化趋势增强。由此认为,加快提高豫东和豫东南农业县域的农民收入水平是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甘肃省县域农村贫困的空间演化分析

贫困地区的空间识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马尔科夫链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984~2015年86个县（市、区）域农村贫困指数差异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县域农村贫困指数差异总体下降,并表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阶段性特征,演化过程趋于稳定;同时,甘肃省农村贫困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呈现出集中分布和稳定性特征。其中,河西走廊地区和兰州地区的部分县域农村贫困程度较低,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且集聚范围不断延伸;定西市、陇南市、甘南州、临夏州等地区县域农村贫困程度较深,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现象,但集聚范围在不断缩小,且显现出碎片化特征。     

耕地资源富集区县域贫困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以黑龙江省兰西县为例

以耕地资源较为富集的贫困县兰西为例,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县域贫困格局,剖析耕地利用对农村贫困格局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兰西县贫困发生率呈西北向东南梯度递减特征。② 贫困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对耕地的依赖性较强。③ 耕地利用的各因子对贫困发生率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上不同,且由于耕地资源差异形成了资源依赖机制和资源利用机制,进而影响贫困格局。④ 建议该类型区域加强土地整治,提高耕地的自然质量和生态价值;加大对农业投入强度,促进农业提档升级;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实现现代农业与贫困户的有机结合,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与贫困户增收、脱贫。     

农业天气风险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

农业天气风险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日益严峻的破坏性影响,导致一部分农村人口致贫或因灾返贫。利用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天气风险与我国农村贫困的关系。研究表明,贫困发生率与成灾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比例及农业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贫困发生率与有效灌溉面积及农民人年均纯收入呈负相关关系。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降低农户脆弱性、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以缓解贫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

综合运用样带、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1997—2010年江西省县域单元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理。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较明显的圈层分布;全省大部分县域为余粮区,过半数的县域人均粮食有所提高,主要集中于赣中平原和赣北鄱阳湖周边地区。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的空间格局主要受199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仍对农业生产地理基础表现出较大的依赖,粮食政策、市场价格等对区域粮食生产亦有一定影响。样带趋势分析显示14年来全省县域人均粮食的东西向变化较南北向大;样带地理探测分析则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县域人均粮食驱动机制的差异。     

典型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海伦市为例

深度贫困县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客观分析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制定扶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基于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索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核心的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具有不平衡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②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150~250 m地形过渡地带,呈现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③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议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致贫返贫风险,优化居民点体系、推动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等方面加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基于HLM和GWR的的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探究

明确贫困成因是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和稳定脱贫成效的基本前提。对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吉林省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进行解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同时分析了家庭层次和环境层次因素对农村贫困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探索了环境层次变量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①汪清县贫困农户家庭层次因素对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强于环境层次因素,但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②剔除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后,绝大多数家庭层次因素对贫困家庭年纯收入存在显著影响;③环境层次因素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解释家庭层次因素影响效应的差异性;④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村域发展环境、医疗就业、区域内部贫困差异方面提出改善建议。     

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力资源格局的重构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人口流出地的人口质量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运用IPF等方法对2000年和2010年全国2294个县域空间单元的农村人口的教育年限进行了估算,并基于区域人力资源的定量测算,对2000—2010年之间全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空间格局的相对变化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力资源总量减少了3.0%,人力资源总量的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地域差异主要体现为东西差异和省际差异,空间集聚态势显著但均衡性增加;② 人均人力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10 a间提升了17.4%,县域单元农村人力资源的相对减少主要发生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地级市市辖区的农村人力资源则有所增加,人均人力资源下降的地区超过50%;③ 根据人力资源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源的变化,县域单元存在同步增加、同步减少、质增量减、质减量增4种类型,2000—2010年间,平原县和丘陵县、粮食主产区、贫困县的人力资源变化需格外重视。平原和丘陵地区同步减少型县域单元的比例均超过40%;粮食主产区农村人力资源总量优势明显,但人均人力资源下降的比例高达64.6%;贫困县同步增加型地区的比例达到43.9%,但人力资源水平仍然与非贫困县有一定差距。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遏制平原县、丘陵县和粮食主产区人力资源质量下降,提升贫困县人力资源总体水平是当前农村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重庆市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探索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当前区域性多维贫困测度和致贫机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重庆市16个扶贫重点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样本为基础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等方法刻画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最小二乘法(OLS)和空间回归模型(SLM和SEM)探索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贫困深度与贫困广度并无明显的正向关联性;多种资本匮乏型在渝东北更为集中,地区内贫困农户脱贫难度相对更大;生计资本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相关性,低值区在渝东北的集聚程度相对更高,区域内贫困现象与广义地理要素的共生性更强;相对于OLS和SLM,SEM被证实是最适用于该研究的计量模型,地形起伏度、少数民族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县镇交通时间等是影响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因素。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腾冲旅游开发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初探

用腾冲县1997～2003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和旅游景点所在乡、村的农民收入与就业的调查资料,分析了腾冲旅游总收入、游客人次对县域经济、农业产值、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影响。腾冲旅游开发对腾冲县3次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关键作用,加速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分析年份中旅游总收入平均增幅达35.05%,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达14.6%,占第三产业比重平均达34.42%。但是,农业生产总产值、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与旅游总收入、国内游客人次呈负相关。旅游业给景区农民增加了新的收入渠道,但旅游景区内农村人均年收入并不比全县其它地区高。旅游业用地征自于农民耕地,但景区农民收入并未得到与旅游业同步的增幅。旅游开发对“三农”发展的带动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应进一步完善旅游可持续发展与“三农”发展的协调。     

贫困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为例

针对目前贫困分布研究以大尺度为主而缺乏对小尺度的关注和致贫因素分析忽略个体效应或背景效应的不足,基于空间贫困视角,以乌蒙山片区为研究区域、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究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并设计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从贫困村和县域两个层面综合定量剖析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贫困村的空间聚集特征较为明显,总体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散点-极核-轴带-团块并存的空间格局。② 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受多层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村级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通路率、劳动力比例、遭受自然灾害频次、安全饮用水比例;县级影响因素为：人均地方生产总值、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植被覆盖率。③ 农村贫困来源于贫困村与县域的双重作用。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可针对不同尺度对象有针对性地施策,合理配置扶贫资金。     

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山阳县为例

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阳县为研究区,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分组分析方法探究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空间格局和类型;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山阳县农村贫困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其交互作用。研究表明：① 山阳县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形成6个热点集聚区和4个冷点集聚区;综合考虑农村贫困程度和空间连接性,将山阳县划分为低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和高度贫困区。② 水网密度、到最近公路的距离、危房比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出务工人数比例、农户入社比例6个因素是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③ 两因素交互作用要比单因素作用于贫困发生率时影响力更显著,各主要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类型有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两种。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

依据200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2005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的相关数据,建立统计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有其复杂性,经济收入的高低,对游客人均花费和旅游购买力有一定影响,对出游率影响不大.依据各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把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划分为三个等级,加权平均求得各地农村居民出游率、游客人均花费、旅游购买力的平均值.各地分布特征显示,三个层次农村居民出游率无显著差别;旅游中消费和旅游低消费地区三项旅游消费指标均无显著差别;旅游高消费地区与其它两个地区在游客人均花费、旅游购买力方面有显著差别.     

基于GIS和BP神经网络的区域农村贫困空间模拟分析——一种区域贫困程度测度新方法

基于区域农村贫困程度测定方式不完善及缺乏地理视角的现状,选取四川省36个国家级扶贫县为实证对象,构建自然社会经济全面耦合的农村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分析区域农村贫困的影响机制,并运用GIS与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自然致贫指数、社会致贫指数和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表征区域农村贫困程度的区域扶贫压力指数——一种新的区域农村贫困测度方法,为国家扶贫政策文件《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关于财政扶贫资金基于区域农村贫困程度分配提供实践基础。     

基于HLM和GWR的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探究

明确贫困成因是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和稳定脱贫成效的基本前提。对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吉林省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进行解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同时分析了家庭层次和环境层次因素对农村贫困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探索了环境层次变量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 ① 汪清县贫困农户家庭层次因素对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强于环境层次因素,但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 ② 剔除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后,绝大多数家庭层次因素对贫困家庭年纯收入存在显著影响; ③ 环境层次因素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解释家庭层次因素影响效应的差异性; ④ 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村域发展环境、医疗就业、区域内部贫困差异方面提出改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