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霄山区旅游扶贫效应的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湖南汝城国家森林公园九龙江地区为例

旅游扶贫应立足于贫困人口的获利和发展,其核心是使贫困人口从旅游开发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净利益。以居民感知理论为基础,对汝城国家森林公园九龙江地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态度。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社会和经济效应感知明显,对环境效应不敏感,参与旅游业的意愿强,但受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实际参与能力不足。建议当地政府将旅游业培育成特色产业,以居民受益为出发点,对居民进行扶持与引导,鼓励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决策,并注重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以期实现贫困人口脱贫和旅游发展的双赢。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路径研究——以西双版纳曼景法旅游社区为例

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观察、座谈、深度访谈等方法,通过考察曼景法旅游社区在旅游规划决策、旅游项目开发、旅游利益分配、社区环境维护等4个方面的参与现状及问题,从5个方面构建其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实现路径:1)识别利益主体和旅游需求:曼景法社区的利益主体由西双版纳州政府、该村村民、游客和周边社区组成,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其参与内容和行为;2)明确旅游规划的战略目标定位:面向自驾车游客、散客及小型团队,以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为主的“傣家乐”;3)确定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具体途径为:参与旅游项目与产品规划、旅游营销、社区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多主体参与模式探析——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如何协调少数民族地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诉求,使之协同合作,促进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旅游扶贫现阶段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中国典型的贫困山区县,在参与当地旅游扶贫项目规划过程中,通过实地深度访谈与定性分析,剖析了当地扶贫现存的问题。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利用文献资料和调研资料构建了涉及政府、本地企业、外来企业、当地居民、公益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旅游者为核心的多主体参与旅游扶贫理论框架,明确了各利益主体在旅游扶贫实践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旅游多主体共生关系研究——以青海湖为例（英文）

旅游共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旅游地多主体互惠协作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基于旅游企业的视角,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对青海湖环湖旅游企业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游客及旅游企业之间共生行为路径组合的均衡状态及共生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共生行为路径主要由强度共生因子组成,关联主体间最大共生利益维度存在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2)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的共生模式为非对称正向共生模式。本文认为应通过引导、决策、监控、利益分配等共生机制的建立,并规范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的参与机制,同时以旅游企业为主导,通过强化一体化供给和营造一体化效应,来优化"E→G-R-T-E"间的共生模式,最终形成"当地景区带动、社区居民响应、地方政府效应、外来游客体验"的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     

乡村旅游开发对地方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例

地方性概念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逐步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地方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根本吸引力,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乡村作为被消费的场所,地方性日益淡化。因此对乡村旅游过程中地方性的关注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地方居民角度,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案例,对其地方性进行解读并分析影响因素与机制,弥补了国内目前多从游客视角对旅游地地方性的研究。研究表明:物质形态、内在文化和活态环境共同构成乡村旅游中地方性的表现形式;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因素通过利益、博弈和内涵驱动共同对地方性产生作用;地方居民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身份。最后,从加强村民社区参与、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与旅游规划等方面对洪坑村旅游开发提出对策与建议。     

地质遗迹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社区参与模式——以华蓥山大峡谷地质公园为例

以华蓥山大峡谷地质公园为例,应用问卷调查和登门访谈的方法,对地质公园内居民的社区参与现状和意愿进行调查,分析他们对地质遗迹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认知态度,明确他们在资源开发中的利益诉求。调查表明,在资源保护和开发中社区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居民参与度低,参与机会有限,有强烈的参与决策、规划、商业经营的愿望,并希望在参与中分享资源开发的利益,参与过程得到政府、企业的保障。本文在现有的经营体制下,从资源保护(含环境保护)、规划决策、商业经营、利益分配、社会参与保障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居民在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和利用中的社区参与模型体系,为我国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和开发中的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研究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要素价值、影响力、保护价值及生态敏感度4个目标层19个指标,利用AHP方法构建非遗旅游资源评价体系.通过对皖东地区旅游直接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其对非遗旅游资源评分值.政府对非遗旅游资源的评价最高,当地居民和经营者的评价基本相同,游客的评价最低.政府机构是地方非遗开发保护和传承的主导者,应积极引领发挥其最大旅游效益;当地居民和经营者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参与者,应积极提高自身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主动意识;非遗地域差异明显,游客对其相对生疏,建议重点开发能让游客参与其中的非遗旅游活动,不同群体在开发利用非遗旅游资源方面各尽其用.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

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系统分析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被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在我国的研究日益凸显。但是,中国国情复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系统加以分析。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因素有:开发条件、资源禀赋、管理指导、居民素质、市场竞争能力、旅游发展状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内部系统主要由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当地社团、社区居民构成,外部系统的是由社区外部利益者和外部环境构成。经过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内外部关系分析,得到内外部影响因素间的耦合关系。     

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度分析——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实证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法对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概况、社区居民基本状况、社区发展情况、社区居民对景区旅游开发的态度和社区居民参与景区旅游开发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将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得出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结果与结论:居民对当地旅游开发的支持程度较高,有一定的主动参与意识,与政府和投资商合作的意愿较强,但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处于较低层次,参与程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需要构建合理的参与机制和模式。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生态旅游研究——以螺髻山为例

以利益相关者为理论基础,得出螺髻山生态旅游的受益者涉及诸多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生态旅游者、还应包括当地社区居民、生态旅游企业等。分析利益相关者在螺髻山生态旅游开发中没有起控制作用,没有真正参与,没有按生态旅游要求来进行开发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提出了加强社区参与,加强政府控制力,扩宽融资渠道等有针对性的措施。     

山岳旅游景区旅游扶贫模式探析——基于对伏牛山重渡沟景区田野调查的思考

伏牛山重渡沟景区发展具有典型示范性,探讨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机制和发展路径,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策略,既有助于旅游扶贫理论研究的深入,也可以促进旅游扶贫实践的科学发展;通过实地调研掌握一手资料,采用企业经济分析的理论方法,揭示了重渡沟景区经济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博弈图景.研究表明:伏牛山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景区公司+农户的互补型旅游企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旅游公司对农家宾馆的垄断管理和一体化的经营机制、旅游公司与社区合作博弈中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约束作用的发挥等;结论是农户深度参与景区旅游企业经营体系,保证社区居民旅游受益最大化,是旅游扶贫成功的关键.     

分权化对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影响

分权化制度框架下的旅游政策、公共设施建设、旅游投资等发展要素的差异是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界定了中国旅游分权化的利益主体,探讨了旅游利益主体组成的旅游地权力网络的分权形式、不同旅游分权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提出了不同层面的不均衡表现及未来应关注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分权化框架下的财税制度、利益分割引起不同旅游发展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利益权力网络的空间不对称导致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土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和社区空间发展不均衡。未来研究应以各级政府、投资商和社区居民三方利益的均衡与权力重组为出发点,从区域旅游组织分权、社区参与制度保障及其技术支持、产业空间再结构化、乡村旅游发展的政治角色4个方面展开,以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核心力量导向差异的乡村旅游制度比较研究——对贵州“天龙屯堡”、“郎德苗寨”与“西江苗寨”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贵州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平坝县天龙屯堡、雷山县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旅游业的发展进行观察和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制度主要包括与旅游资源相联系以经营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乡村旅游主要经营组织的运行体制、政府的政策倾斜及具体管理制度3个方面内容。以此为依据,对3个乡村旅游地从制度安排视角进行了横向比较:以社区居民、企业、政府为核心力量导向的乡村旅游地在制度安排上呈现巨大差异,实质上反映出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不同的制度安排建立在乡村景区具体现实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之上,乡村旅游制度一旦被建构,又对乡村旅游发展走向产生深层次影响。     

典型藏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态度与感知分析——以西藏申扎为例

以西藏自治区申扎县的部分村落作为典型藏族社区,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法,从社区居民参与的5个方面分析典型藏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1）大部分居民支持发展生态旅游,愿意参与生态旅游政策决策制定与开发,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2）大部分居民认为生态旅游可促进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居民能力提升和提高居民对环境与文化的保护意识,但部分居民认为开发生态旅游会破坏自然环境与本地民俗文化。（3）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水平还很低,但参与潜力较大。（4）大部分居民可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式为：旅游开发的劳动力、提供藏族特色住宿餐饮、表演藏族歌曲和销售旅游商品。（5）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能力较差,缺乏资金与技术,居民普遍对政府是否会帮助与支持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经营出缺乏信心。（6）制约典型藏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障碍性因素为：语言障碍、资金与技术缺乏、生态旅游的基础设施不足。最后构建申扎县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水平的提升机理。     

景区内旅游小企业发展的驱动机制——西递村案例研究

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通过追溯西递村旅游发展历程发现,企业家精神、市场需求是旅游小企业产生的内外因素,旅游治理模式的变迁对内外因素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政府、社区和第三部门(遗产保护组织)的介入程度,将西递旅游治理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村民自发参与的社区模式,政府、社区和第三部门共同参与的网络模式,以及政府指挥和控制能力强化的层级模式。在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政府的指挥和控制能力不断强化,政府的利益诉求引发了旅游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旅游小企业经营特征和空间结构的演化;同时,社区居民的企业家精神和模仿创新能力受到影响,旅游小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研究显示,治理模式的优化是实现景区内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沈阳棋盘山旅游开发区社区居民利益研究

旅游开发过程中对社区居民利益问题的研究是现代旅游发展的新方向,关注公众的利益要求可促使旅游开发朝着良性、生态的方向前进。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社区居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其利益要求、实现方式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居民利益要求满意度最差的是参与管理,最好的是改善生活环境;利益要求实现方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及法律;核心利益集中在征地动迁补偿及就业方面。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为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和角色调整提供决策依据,以期旅游业健康良性发展。     

基于社区参与的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

社区参与是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如何将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同当地社区有机结合起来,使社区主动参与遗产的开发和保护,从而实现社区及遗产的良性发展已备受学者关注。对此,通过对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综述,分析目前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问题,提出了参与规划决策、参与遗产保护等等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途径,使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持续健康发展。     

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