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

随着全球各区域的连通性不断增强,碳流动以及碳泄漏在全球碳减排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全球产业跨境转移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高碳行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这些国家进口成品用于自身最终消费。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分析了生产碳及消费碳强度在全球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碳强度大都高于消费碳强度,且两者的差值大多高于“一带一路”区域外发达地区。全球95%以上的隐含碳净流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消费所引发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直接碳排放占比约为30%。考虑到跨国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承受了较大的碳排放压力。从消费者责任着手衡量各国家/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碳排放责任,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气候治理体系构建,可为长期难以达成协议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提供有效思路。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变动

以广州市1984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1996年、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对比、评估和解释方法,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由南而北、由西往东”的时空运动过程。②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③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CBD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废弃型”城市空间。     

近五十年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趋势

目前,以技术革命为引擎的全球化过程促使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多次阶段性转变,多个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国际化的助推下迅速崛起,使全球格局逐步向多极化发展。本文以份额变动规律为主要线索,在历史数据回顾的基础上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总量、分产业增加值的份额在区域、国家等多个空间尺度上进行动态比较分析,并对当前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趋势进行归纳和整理,初步认为：第一,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在最近五十年间呈现从传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单一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步向“多极”世界演变,单中心集聚程度明显降低,区域间呈现优势分散化、差异缩小化的特点;第二,全球制造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基本趋势与以经济总量度量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趋势高度一致,且前者幅度更加剧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制造业的区域转移是刻画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全球各区域服务业份额的分布变化特征及趋势与各国经济总量份额的变化较为相似,同样是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第三,从不同区域来看,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升受到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的推进,欧洲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步降低主要受到其服务业衰落的影响,北美地区在制造业占全球份额略有走低的情况下仍保持经济总量比重的基本稳定,这主要源于北美服务业持续稳定的强大实力。     

城市广告业集群分布模式——以深圳为例

广告业是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必然结果,世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具有明显的创意和文化产业之特点。我国广告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恢复和快速发展。以深圳为例,将广告业作为文化产业服务与生产体系,采用广告业业内人士的分类框架,建构和分析了深圳广告产业的基本结构特点。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识别了广告业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和集群形态。结合对广告公司的深入访谈,提出广告业集群的形成和关联机制具有广告主主导型、媒体依赖型、产业关联型、成本导向型、环境氛围导向型和社会关系型等6种模式。由“广告公司-广告主-广告媒介”组成的三角博弈关系以及三方各自可能到达的地理空间范围,共同作用,构成了广告公司生存、发展、区位选择、空间流动和地域拓展的核心动力机制,任何一方的实力和地理空间变化都可能影响一个城市和地域整体广告业的生态格局。     

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基于建筑物空间特征的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机制分析

定量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特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基于建筑物空间结构特征的分析,研究北京市城市结构特征及变化规律。根据建筑物空间结构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城市结构的“向量”模型,利用行政区划、同心圆区划和扇形区划三种不同分区数据分别分析北京城市建设中心、城市建设方向和城市建设强度。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刻画出北京市城市结构的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规律：① 北京市城市建设由于城市功能扩散及积聚作用的影响呈现内城向外城扩张建设、外城向内城积聚建设的单方向推进发展特征;② 由于重大事件的影响,单方向推进会变化方向发生调头发展或者多次迂回发展,形成北京市城市结构的多重形态;③ 北京城市蔓延区的产生原因不仅仅是城市功能的扩张,也是由于外延区县城市功能向城市中心集聚造成的;④ 北京城市空中扩展是伴随着城市平面扩张同时进行的,并且其空中扩展的地带也在向城市外延发展;⑤ 北京的“双轴”结构已经确立,然而“东西轴”比“南北轴”要更为成熟。同时,北京市城市发展在方向上的差异正在减弱,呈现均衡的发展态势。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进展

伴随着全球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后工业社会”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体系重构的主导产业。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层级动力机制及其区域城市化效应”的研究成果,对已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讨论。结论为：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时空演变态势上既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期发展阶段趋同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②转型期政府—市场、政府—企业、中央—地方等关系,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程度以及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形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动力机制。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促进了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体系的组织模式,但有别于西方的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需考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的影响。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基于等级钟理论的中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演化特征

首次引入国际著名城市地理学家M.Batty 提出的“城市规模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理论; 利用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等级数据, 测算了表征中国城市规模等 级演化特点的“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探讨了演化过程与机制; 利用 历史人口数据, 研究了若干历史城市近2000 年间的“等级钟” 演化特征。等级钟研究表明, 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等级钟变化较小, 城市位序稳定; 在区域空间差异上, 东部沿海城市等 级钟变化明显, 位序上升迅速; 东北地区城市等级钟呈现较大变化, 但演化方向与东部沿海 城市相反, 城市位序逐渐下降; 西部和内陆城市等级钟变化缓慢, 位序难以进入顶级序列之 中。等级距离钟表明, 中国高位序城市等级距离变化较小, 低位序和新设立城市的等级距离 变化明显, 整个城市系统的变化较为平缓, 仅在1980-1985 年间和2000-2005 年间出现较大变化, 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21 世纪开始的二次较为迅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半生命周 期研究表明, 中国城市体系在生命周期现象不明显的总体背景下, 以20 世纪80 年代为时间 界标, 百位城市的前、后半生命周期仍然显现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尺度差异, 自该时间界标以后, 新兴城市替代传统城市的速度开始加快。中国历史城市“等级钟” 表明, 城市位序等级 的变化是多种动因的叠加, 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位序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沿海、沿江 城市的位序则更多地与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政策相关联。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及其活动简介

由中国政府创办、教科文组织资助的第一个国际科研机构——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IRTCES),1984年7月31日于北京成立。“中心”总部设立在中国科学院、水利电方部双重领导的水利水电科学院。“中心”的任务为:(1)促进泥沙研究;(2)组织国际培训班和国际学术讨论会;(3)建立情报资料中心,並承担科技咨询;(4)出版《国际泥沙研究》及“中心”会刊(中、英文版),(5)协调合作研究,並提供试验室和野外实验基地。     

我国中部地区都市经济区空间组织体系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生产要素和产业格局在空间上合理配置, 以形成高 效的空间组织形态。面对国内外竞争, 如何构建高效的空间结构, 使之形成富有活力的组织体系, 是“中部崛起战略”的热点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研究结合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及 发展潜力, 指出在现有人口- 产业集聚区基础上构建多层次、高效运转的都市经济区空间组织体 系是增强中部地区竞争能力的关键。文章在城市中心性和交通运输联系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武汉 大都市经济区, 长沙、郑州中等都市区, 太原、合肥、南昌基本都市区的等级体系与划分方案。     

基于产业组织的城市国际化网络研究——以长沙工程机械产业为例

全球性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产品与服务贸易、生产要素配置、中介机构国际往来等三种方式实现产业组织全球化。随之地方城市逐步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在全球化网络体系中得到重构与再造。长沙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为龙头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产业全球化组织趋势明显,在此作用下长沙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城市国际化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资源和发展机会,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的城市国际网络。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地方城市必须积极主动地对接全球产业链,融入全球生产组织网络,推动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     

从长三角城市群看上海全球城市建设

概观当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城市发展,区域化正在形成巨型城市区域,地方化使城市集群各具特色.长江三角洲城镇群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首要全球区.该区域城市群发展应该顺应这些潮流,发展全球城市,建设巨型城市区,组建网络城市,规划走廊城市.上海是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正在崛起的全球城市,从国际资本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总部、金融业及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交通通讯信息平台等方面看,上海的全球城市已具雏形,但与世界主要全球城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看,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必须面临相应的城市转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重构和转移、社会结构转型、城市空间扩展和城市功能的重塑.     

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根据相关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ArcGIS软件,通过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对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进行研究。主要结论:① 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一定专业化水平,集聚特征明显,产值和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② 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内部空间集聚度偏低,但逐渐趋于集中,且分行业集聚程度参差不齐;③ 生产者服务业整体呈现多核心的集聚模式,分行业表现出不同的集聚模式类型;④ 空间结构形成机制主要是市场导向、区位因子、政府导向。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确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城市产业规划、布局,加快西安市经济发展及提升城市竞争力都具有借鉴意义。     

The Emergence of Gated Communities in a West African Context: Evidence From Greater Accra,Gha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gated communities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idential geography of many cities. The gated community phenomenon has not been researched in West African cities, and the extent of these communities' formation and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with global trends is unknown.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first-ever analysis of their formation in Greater Accra, Ghana.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globalization of real estate markets and Diaspora living are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residential geography of Accra. The concept of "transnational houses" is employed to explain aspects of the local property market that are being globalized and differentiated from local housing. Transnational houses add another layer of diversity to the contemporary urban geography of Greater Accra.     

中资律师事务所全球扩展及其网络空间结构演变

运用链锁网络模型,分析了1993-2015年间中资律师事务所全球布局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全球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中资律师事务所在西欧、北美和亚太三大区域重点布局的基础上,全球空间覆盖范围迅速扩展,全球布局同时考虑全球金融型中心城市和政治型中心城市等多种类型区位;②中资律师事务所的全球网络,在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海外的香港、纽约、伦敦、迪拜等核心城市构成的骨干网络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其网络的全球化程度也不断增强;③中资律师事务所的全球扩展对北美、西欧、非洲、中东以及东欧等区域城市的全球网络联系影响较大,对空间临近的亚太地区影响相对较小,这也与以往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构建研究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产品创新的重要源泉, 其在城市网络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城市网络不同研究载体的梳理发现,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研究已成为西方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前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等级的密切关联性是城市网络构建的重要基础, 网络构建的作用力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属性、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城市发展的自身条件。通过对网络构建模型、网络特征和网络动态演化的综述可以发现, 生产性服务业的布局对于解释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网络是适用的, 但国内的研究多集中于方法的引介, 对于内在机制和演化机理关注较少。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细化, 中国不再仅仅承担制造业功能, 生产性服务业已开始大规模集聚, 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系统研究刚刚起步, 亟待加强。     

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特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能。通过对广州的生产性服务机构的抽样问卷调查,阐述其在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及服务销量分布三方面的特征。并根据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对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市场的抽样问卷调查,从供给水平和市场需求两个角度对广州生产性服务的外向功能特征进行了阐释。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研究

全球化已经成为对国家、地区和企业制定发展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分析中国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理论预测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未来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可能情景。中国的比较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优势仍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形成较大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随着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外资和外贸的发展将促进和强化中国的"T"型空间格局的形成。在这个"T"型空间骨架上将形成若干个以主要门户城市为核心的、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经济区。     

ABANDONING MADISON AVENUE: THE RELOCATION OF ADVERTISING SERVICES IN NEW YORK CITY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 cities by exploring the locational dynamics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in New York City. Like other cultural products industries, advertising agencies occupy dense agglomeration complexes and engage in multiple relationships of exchange with other industries. However, while historically concentrated around Madison Avenue,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location of advertising servic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Shifts in the geography of advertising are tied to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agencies, which has led to financial pressures and a desire to cut real estate costs. The globalization of agencies has also fueled the need for improved access to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is has motivated agencies to abandon older buildings in search of newer real estate developments. Finally, the increased demand for creativity has been central to changes in the spatiality of advertising. Locational shifts have not diminished the importance of place, however. Centripetal forces continue to keep advertising firms clustered in dense sp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