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FDI区位选择的特征与机理

本文基于1991、1996、2000和2005年4个时间断面的注册FDI企业数据,分析了四川FDI对不同行业投资及区位选择的时空发展特征。研究表明:FDI投资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遍在性",到90年代末转变为强烈的"成都指向"性。在行业空间结构上,FDI对制造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及除旅游业外的其他第三产业的投资基本都集中在成都主城区,对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房地产业的投资在成都市郊区都有较大量分布,但除制造业在成都市郊区有明显的集聚趋势外,其他行业的投资都在降低。绵阳市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FDI的投资有较明显的增长趋势,乐山的旅游业是FDI重点投资的行业。     

集群产业优势对区域品牌形成的作用机理研究——以温州典型产业集群为例

为了获得集群产业优势与区域品牌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在回顾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推导出集群产业优势的构成维度;通过对温州集群品牌的深访研究,获得维度构成和测量指标,印证和修正理论模型,开发量表和设计问卷;并以温州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影响区域品牌形成的集群产业优势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证实集群产业优势的4个维度(成本优势、产品优势、创新优势和营销优势)对区域品牌形成均具有显著作用。     

产业集群与日本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对中国东北区的启示

分析了日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得出日本区域经济仍具有非均衡发展的特点,用传统经济地理学对日本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作出了解释;然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分析了日本产业集群的发展特点,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机制,提出了日本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的结论。最后,从培育产业集群的角度,探讨了促进中国东北区产业集群发展,推动东北区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分析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地理上的聚集性、社会文化和环境的根植性、产业的同质性和关联性、生产经营的专业性和竞合性,这些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竞争优势的来源.从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特性出发,分析了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灵活专业化生产、集群式创新、竞合机制与路径依赖的影响.     

产业集群与浦东集成电路产业建设

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的核心,产业集群的形成对浦东集成电路产业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指出目前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的建设还处于一个初步阶段,无论是企业间,还是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或者其他组织机构间的创新合作交流都十分有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集成电路产业整体学习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文章针对这些问题,从产业链、区域性产业发展政策、环境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建设的对策建议。     

产业聚集对科技园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业聚集对科技园FDI区位决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产业聚集自身的优势对FDI所产生的吸引力,包括成本优势和累积优势;二是产业关联效应对FDI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外商投资中国更注重的是当地的产业关联和聚集效应.聚集因素对科技园区企业区位决策影响程度越来越重要.这一结论对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科技园区产业聚集的形成和产业集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西部地区应加强科技园区等优势区位的建设,通过完善的产业配套和良好的产业关联效应等优势来吸引外资,逐步形成并大力发展能够体现和发挥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度分析

在现代工业经济时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地区主导经济活动方式分异的出现。因此,分散与集聚的并存已成为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特点。产业集群正是无边界的信息经济中的"平滑空间上的黏滞点",这也是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关联的前提与基础。从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含义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科学的协同思想及复杂系统涌现性理论构建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总结了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协调度与系统涌现性的关系。     

北京市建筑设计产业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超大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需求日益迫切,城市内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变得更加重要.以北京市为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超大城市内部企业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城市优化建筑设计产业空间结构提供理论支撑.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负二项模型,分析了建筑设计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 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 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 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 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 控制产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 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 的K 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 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 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 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 也要考 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 ,城市居民个人消费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 ,居民对住宅区位选择行为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选择。本文主要研究在这种新的住房制度下 ,影响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因子。作者认为 ,房价的高低、住宅区位的交通通达性、环境条件是决定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客观条件 ,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特征、以及对不同住宅区位和环境的偏好也左右着住宅区位选择过程和结果。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其次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FDI的文化选择

近年来，外来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游离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多数学者企图从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笔者认为在外来直接投资经济动因的背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的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性。因而，从文化视角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解释，帮助珠三角调整引资战略，继续保持火车头和急先锋的光荣称号，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江苏省FDI区域差异及其分级优化研究

依据2007年江苏省各县域单元FDI,本文采用ESDA技术方法和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分别对江苏省FDI区域差异和分级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FDI分布两极分化现象明显,这是导致江苏省FDI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随着FDI增大,江苏省FDI分布具有从苏北向苏中、苏南地区过渡地趋势,换句话说,具有由经济落后的苏北内陆地区向经济发达的沿海与沿江地区集聚的特点;江苏省FDI空间分布多圈层集聚现象明显,根据FDI重心曲线将其划分为集聚核心区、高度集聚区、中度集聚区和低度集聚区4大类型区。     

基于区位选择的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研究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是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形成了多种解释。基于构造的经济活动区位选择模型,认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原因,接近中心的地区经济活动更为密集,而且由于聚集经济使得工人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更高。中国的东部地区靠近亚太经济中心,这一区位优势使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经济资源,而西部的周边地区经济不发达,难以吸引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了二者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因此,西部要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也取决于其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国际上通常认可邓宁的折衷理论作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式,但是该范式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并不完全适用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对于服务业外资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国际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综述了国际上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理论发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国际化模型,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探讨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描绘了在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动向.     

FDI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 FDI 理论发展迅速, 1980 年代前, FDI 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 行为的研究, 并形 成了FDI 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 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 理论。但无论发达国 家的主流FDI 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 理论, 都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 区) 的FDI 行为。已有FDI 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 系统和成熟的FDI 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 区位决策 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 区位的影响, 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 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上是FDI 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