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聚集对科技园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业聚集对科技园FDI区位决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产业聚集自身的优势对FDI所产生的吸引力,包括成本优势和累积优势;二是产业关联效应对FDI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外商投资中国更注重的是当地的产业关联和聚集效应.聚集因素对科技园区企业区位决策影响程度越来越重要.这一结论对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科技园区产业聚集的形成和产业集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西部地区应加强科技园区等优势区位的建设,通过完善的产业配套和良好的产业关联效应等优势来吸引外资,逐步形成并大力发展能够体现和发挥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区域产业集群的知识流动整合及绩效研究

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在成本、创新等方面都具有竞争优势。而产业集群内成员之间的知识流动、整合以及集群的整体竞争范围对整个产业集群的经济表现有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模型分析,引入知识流动因素,较为全面的论述了产业集群的绩效结构。     

集群产业优势对区域品牌形成的作用机理研究——以温州典型产业集群为例

为了获得集群产业优势与区域品牌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在回顾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推导出集群产业优势的构成维度;通过对温州集群品牌的深访研究,获得维度构成和测量指标,印证和修正理论模型,开发量表和设计问卷;并以温州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影响区域品牌形成的集群产业优势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证实集群产业优势的4个维度(成本优势、产品优势、创新优势和营销优势)对区域品牌形成均具有显著作用。     

基于GEM模型的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产业集群竞争力不仅可带动产业集群的发展,而且在提升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GEM模型分析法,通过构建天津滨海新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体系,进行问卷调查,应用层次分析法等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出天津滨海新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得分,研究认为天津滨海新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相关辅助行业与集群中企业战略管理和创新方面表现一般。针对影响天津滨海新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     

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两型社会视域下的咸宁市产业发展研究：基于集群的思考

产业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要件,产业发展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性因子,是板块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在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背景下,围绕咸宁如何融入武汉城市圈的发展目标,文章采用产业结构区位熵与偏离度指标对咸宁市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在与武汉城市圈内区域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咸宁市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在问题诊断的基础上,以产业集群化思想,提出了咸宁市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     

中小企业集群信息技术应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温岭市鞋业集群为例

近年来,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基于现 代信息技术所形成的网络联系逐渐成为产业集群关系网络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深刻理解产业集 群演化和升级机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 信息技术可以使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空间联系的范围扩 大、时间成本下降, 为其走向全球市场提供便利的条件。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 的发展过程与具体形式, 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影响中小企业集群中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 最 后以浙江省温岭市鞋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传统产业集群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产业集群是指大量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和支持性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文章认为,传统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展不仅有利于传统产业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且能改善地域文化环境,对区域在特定产业竞争优势的增强具有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降低区域经济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并可能阻碍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因此,地方政府应为集群的健康发展塑造良好的技术和制度环境。     

中小企业集群信息技术应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温岭市鞋业集群为例

近年来,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基于现 代信息技术所形成的网络联系逐渐成为产业集群关系网络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深刻理解产业集 群演化和升级机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 信息技术可以使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空间联系的范围扩 大、时间成本下降, 为其走向全球市场提供便利的条件。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 的发展过程与具体形式, 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影响中小企业集群中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 最 后以浙江省温岭市鞋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     

Production and R&D networks of foreign ventur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FDI local networks in production and R&D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investigate foreign ventures (or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dustry, based on a large-scale survey of ICT firms conducted in three mega-city regions of China: Beijing, Shanghai-Suzhou, and Shenzhen-Dongguan. Our data show that FIEs in China are gradually localizing their production, but the extent of local embeddedness is contingent upon home country effects, local specific contexts and FDI-host region relationships. We have also fou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FDI location and network decisions. Beijing tends to have broader FDI sources and better integrated global-local networks, while in those regions dominated by FDI such as Suzhou and Dongguan, FIEs are thinly embedded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tend to establish global-local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local embeddedness is limited by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spatial, and structural mismatch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in between. More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better integrate FDI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strengthen China’s local innovative capacities.     

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山区县域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豫西山地嵩县为例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地形起伏度和地形位指数等方法,分析了1975-2015年嵩县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运用因子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得出：① 40年间嵩县聚落数量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而聚落总规模增加1.28倍,其数量减少量以1975-1995年阶段居多,规模扩张程度以1995-2015年阶段更为显著。② 受山区地形限制聚落在空间上多沿道路和河流呈条带状分布,沿县城和乡镇中心呈团状分布,且随时间变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聚落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低地、小地形起伏、平缓坡度和小地形位指向性,且随时间趋于向丘陵、平起伏和微起伏、坡度<6°、地形位指数<0.4地区布局;此外,聚落区位的南坡指向性和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的南坡、东南坡和西南坡指向性趋于加强。③ 聚落区位主要受地形、生产条件以及道路、乡镇中心、县城中心和工矿企业的辐射影响,但随时间变化,地形影响在减弱,而道路和乡镇中心的辐射影响在增强。④ 聚落规模空间分布受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因子的解释作用均较为显著并随时间有所变化,其中,地形的影响相对较大,社会经济因子中乡镇和县城中心的影响次之;但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县城中心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乡镇中心和地形的影响逐渐减弱。基于以上研究为山区聚落未来选址及规划布局提出几点建议。     

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及其效益探析

近年来，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极为迅速，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遥居首位，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主要投资地为中国大陆。本文在分析大量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变化、区域格局的特点，并分析其对大陆直接投资给香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城市化过程中地形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利用起伏度指数与分布比例指数模型,将地形与城市土地利用类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探讨了地形对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个模型多年相关数据的变化能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居住用地的增长区从起伏度指数为7～8的地形空间上逐渐开始向起伏较高地形发展.其分布在起伏度指数上的区间扩大了9个单位.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建设用地始终在不断地扩大,并表现出工业用地向外扩张和商业用地向内收缩两个变化过程.扩张的方向指向低地形地区,收缩则向金融商业中心.农用地面积始终在减少,并趋向消失,且起伏度低的地区减少得快,而高地形区减少得慢.未利用地分布区域向高地形空间退缩,市区内的未利用地通常被开发为绿地或公园.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在起伏度指数梯度上分布的整体变化反映出大地形特征仍然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框架.     

新疆城市分等与城镇土地基准价格体系的建立初探

本文通过对新疆城市化发展的绿洲依托，交通条件的改善，资源优势的发挥及历史机遇等动力因素分析，探讨城市化与城镇化土地基准价格评定中主要影响因素－商服繁华度，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完善度、环境状况、人口密度等之间的关系。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转型背景下广东省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协整分析和VECM模型的检验

随着广东省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引擎,并对区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产生显著影响。选取1979—2014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生产总值(GDP)数据并构建VECM模型,采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格兰杰检验等方法研究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结果表明:长期中,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具有正向的稳定均衡关系;短期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比较显著,成为影响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外向型因素。     

A multi-type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MACO) method for optimal land use allocation in large areas

Optimizing land use allocation is a challenging task, as it involves multiple stakeholders with conflicting objectives. In addition, the solution space of the optimization grows exponentially as the size of the region and the resolution increas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new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y incorporating multiple types of ants for solving complex multiple land use allocation problems. A spatial exchange mechanism is used to deal with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allocation. This multi-type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optimal multiple land allocation (MACO-MLA) model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a case study in Panyu, Guangdong, China, a large region with an area of 1,454,285 cells. The proposed model took only about 25 minutes to find near-optimal solution in terms of overall suitability, compactness, and cost. Comparison indicates that MACO-MLA can yield better performances than the simulated annealing (SA) and the genetic algorithm (GA)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MACO-MLA has an improvement of the total utility value over SA and GA methods by 4.5% and 1.3%, respectively. The computation time of this proposed model amounts to only 2.6% and 12.3%, respectively, of that of the SA and GA methods. The experiment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was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optimization technique for generating optimal land use patterns.     

江苏文化产业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明晰相关概念基础上,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定量方法分析江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研究表明：江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呈现倒“U”型,发展态势显露转型性,发展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发展格局呈现点轴趋向性,发展机制具有明显的外力驱动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强化政府调控,注重政策创新,促进江苏文化产业稳健发展;强化科技人才,注重市场激活,促进江苏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实施多元战略,注重因地制宜,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特色发展;强化区域整合,注重优化布局,实现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