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农区农民工多阶流动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6个村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逐次二元Logistic方法,对农民工空间流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研究,提出并验证农民工多阶流动假说。研究认为,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是一个趋于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务工地逐渐趋于稳定,区位务工时间延长,村落附近的城镇渐成主要务工地选项,流动动因中的主观动因强化,被动动因弱化,逐次流动模型中务工年限、务工地域类型、务工者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耕地面积、村地形、村务工人数比例、村区位等主要因子的显著性程度和方向也发生相应变化。经过多次流动,务工地愈加符合务工者预期。     

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研究——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

回流已成为中国农民工流动的重要趋势,未来将重塑农村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论文基于901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是农民工回流的基本形式,但二者在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回流务工区位以本属区位为主,但也存在少量非本属区位。影响回流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显著性因子主要包括年龄、居住区位、村人均收入、村务工比、村地形、前务工地类和回流源地等。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距离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区位与务工区位具有对等性,社区内部的信息交流影响着回流者对务工收益的评价,成为务工区位决策的重要机制。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县城应成为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要载体。     

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研究——以河南省14个村为例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信息技术影响下服务业区位研究述评与展望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对服务业的区位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服务业区位研究主要领域及其进展,指出西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办公活动区位的区位演变及区位影响因素等方面;与国外相比较,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集中在信息产业、办公活动、商业等领域的区位研究。其次,概括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信息技术影响下服务业区位研究存在的问题,如研究范围较窄且不平衡,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薄弱等问题。最后,指出随着信息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对服务业区位影响更加深刻,应加强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服务业区位系统研究,发展服务业地理学。     

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河南省农民工务工地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规模巨大的农民工流动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而其微观基础是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基于河南省33个样本村1091位农民工田野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微观个体务工地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区域农民工的流动方向和务工地选择具有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特征,距离决定着社会网络密度和家务管理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工资水平的高低和就业机会的多少,二者成为决定农民工整体流动方向的基本因素.影响农民工务工地选择的显著因子为:务工者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面积、所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中,年龄较小者、教育程度较低者、已婚者、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者、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者选择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务工的概率较大,由于地形、交通状况因素的影响,人均耕地面积较大者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务工的概率亦较大,反之亦然.家务管理是务工地选择的重要机制.     

“物质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研究进展与启示

受地理学“再物质化”思潮的影响,移民地理学开始将物的主体性纳入移民地理的研究框架,探索流动性与物质性相结合的移民地理研究新范式,以解释当前愈发复杂的移民局势,并形成了移民地理学的“物质转向”。移民地理学对物质性的关注较早,但其对物的讨论往往过于宽泛而缺乏焦点,使得该领域一直未能形成一套主流的理论体系。基于此,论文拟通过梳理国内外移民地理相关文献,对该领域当前的主要研究成果与研究前沿进行系统的综述,并围绕移民流动过程中“人—物—地”互动构建理论框架。首先,对西方物质研究的哲学脉络进行梳理,发现“物质转向”思潮最早根源于西方唯物主义、新物质主义与知觉现象学等理论,这些哲学思想与地理学理论相结合产生新的空间辩证思想。其次,通过对近10年的移民地理“物质转向”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其研究主要聚焦于4个研究热点：移民基础设施、移民身体与生命政治研究、移民物质文化与空间实践、超越人类的移民地理。最后,文章对西方移民地理“物质转向”的理论框架进行总结,阐述其对中国移民研究的借鉴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国本土化移民理论的展望。     

宁夏生态移民无土安置区风险评估研究

生态移民无土安置是指安置地不再为迁入的移民提供耕地,而是直接在城镇为其安排住房,将移民安插到企业务工或为移民提供就业平台,努力使移民通过在企业务工或自谋职业来满足其家庭生计。针对无土安置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4个子系统在地理时空上的交织耦合结果,依据各个安置区区位、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特色等关键性要素,在宁夏40个无土安置区中判别出6个"安置特征区",运用AHP模型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得出了安置区风险因子的风险程度及排序,为生态移民建设及无土安置区风险防范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公共设施科学配置、合理布局、实现效率与公平最大化是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公共设施区位理论深受地理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综述类研究缺乏对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理论体系的全面探讨,同时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相关研究进展关注较少.本文一方面通过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与传统区位论在区位选择目标、决策主体、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对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理论予以归纳;另一方面首先基于Deverteuil的综述研究简要阐述创始阶段、数量、后数最时代西方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及局限性,尔后从多设施、多目标复杂区位模型、空间可达性度量、规划决策支持系统等角度重点评述9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对国内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研究进展予以简要介绍;最后在厘清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本文从统筹城乡公共设施配置、多种设施协同布局、区位决策因子多元化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国内生态旅游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

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生态旅游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为研究领域.根据生态旅游概念相对宽泛的特点,选择国内学者研究成果,通过多级、多准则筛选,获得样本文献,并验证其科学性.文献分析发现:案例研究较多,相关案例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表刊物以经济类最多,地理、旅游类较少;近5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旅游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开始形成稳定方向.研究总结了四个领域:生态旅游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总论、生态旅游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贡献、生态旅游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公平的贡献、生态旅游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质量的贡献.国内研究文献认为生态旅游不仅对旅游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更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一,尤其表现在生态旅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区域公平发展的作用.存在问题和解决思路:生态旅游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质量的贡献没有文献涉及,相关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应加强生态旅游等数据统计与监测,丰富研究视角;区域合作研究较少,地理、旅游相关研究者应积极参与;微观单元较少涉及,应加大微观个体的案例研究.     

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及方法初探

近年来,一种基于大众旅游的新人口迁移现象——旅游移民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在我国,旅游移民现象已经出现,但研究较少。西方学者对旅游移民的研究较为注重实证分析,缺少对旅游移民概念及其研究体系的准确界定。笔者在对国外相关文献分析和已有实证研究基础上,对旅游移民的概念体系进行了界定,把旅游移民划分为旅游劳工移民和旅游消费移民两大类,确定旅游移民研究的三大方向为行为理论研究、发生论研究和社会影响研究,并对每个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构建出旅游移民的研究体系。同时,提出了旅游移民研究可借用的相关移民动力学、行为学、社会学等理论,以及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比较研究、长期站点监测和个案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和需要注意的方面,对我国旅游移民研究进行了理论和方法的初步探讨。     

国内外旅游移民研究比较与展望

旅游移民是随着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群体,是移民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作者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划分出旅游移民研究的阶段以及旅游移民的迁移格局,并通过研究总结发现国内外关于旅游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概念的界定、类型的划分、旅游移民的发展及动机、旅游移民的职业转移及机制以及旅游移民的影响研究等5个方面,其中,旅游移民对目的地的社会影响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最后,通过国内外研究的总结和对比,展望旅游移民未来研究重点和方向.     

FDI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 FDI 理论发展迅速, 1980 年代前, FDI 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 行为的研究, 并形 成了FDI 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 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 理论。但无论发达国 家的主流FDI 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 理论, 都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 区) 的FDI 行为。已有FDI 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 系统和成熟的FDI 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 区位决策 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 区位的影响, 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 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上是FDI 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     

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

人口迁移法则 (规律 )的探讨与总结 ,是人口地理学及移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历史悠久 ,移民运动纷繁复杂 ,为迁移规律的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作为探索性的尝试 ,作者借鉴西方学者在迁移理论研究的成功经验 (例如“拉文斯坦法则”) ,根据大量已有的移民实证研究成果 ,提出了历史时期发生于中国境内的移民运动五个方面的规律 (法则 ) ,即政治主导法则、人口密度及人口承载力决定移民法则、灾荒与移民法则、民族迁移法则、移民与文化区特征法则。     

跨江发展下杭州市企业迁移空间模式及影响机制

基于企业微观主体视角,运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和ROST内容分析法,对杭州市企业迁移的空间模式和区位选择进行探讨,并揭示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杭州市企业迁移分为平缓波动期、低速增长期、大规模迁移期、迁移成熟期4个阶段,与杭州市跨江发展历程基本相契合。② 杭州市企业总体迁出呈中心-外围衰减分散布局模式,迁出地点主要集中于西湖区、下城区及拱墅区,迁出企业主要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总体迁入呈中心、外围集聚模式,迁入地主集中于西湖区、余杭区及滨江区,迁入企业主要为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③ 企业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环境对杭州市企业迁移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迁移的方向;跨江发展战略中的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等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空间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化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趋势

论文梳理了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以及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指出：① 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宏观上的迁移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观尺度上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问题,以及微观尺度上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其中,“移民—地方”的核心人地关系,特别是移民的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成为了移民地理学关注的重点。②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移民地理学研究正从宏观尺度的规律总结和普适性理论转移到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揭示移民多样化的诉求。③ 移民地理学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关注,需要拓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的考察。研究试图拓展中国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思考基于发展中国家话语下的移民研究新知。     

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定居驱动机制探析——以黄山汤口为例

随着旅游移民现象不断演变和研究的深入,大量旅游劳工移民在迁入地的半定居和永久性定居行为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国一些著名的自然观光地因开发早、区域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等原因,吸引了大量外来企业主的迁入和集聚,因而成为研究旅游企业主移民的合适案例地。本文以黄山汤口为例,以旅游劳工移民中的企业主移民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判别移民定居意愿的支持因素,并据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活满意度、经营满意度、继续经营意愿、社会融合意愿、总体感知对移民定居的影响,进而分析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定居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与国外发达经济体旅游企业主移民相比,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男性比例明显偏高且更为年轻,其家庭主要收入高度依赖迁移后的工作。经营收益情况是其考虑后续定居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定居意愿可分为购房定居意愿和退休定居意愿。② 探索性分析表明,中国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的购房定居和退休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经营满意因素、生活满意因素、社会融合状况。③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显示,衡量经营目标和动机的总体感知变量对继续经营意愿有替代作用。移民经营满意度是其定居意愿的本质驱动力。④ 社会融合意愿和总体感知构成了购房定居意愿的直接驱动力。除经营满意度外,对居住条件等生活因素的满意与否是购房定居意愿的间接驱动力。⑤ 退休定居意愿最强的直接驱动力是购房定居意愿,总体感知既是其直接弱驱动力又通过购房定居意愿对其产生影响,其余变量均是其间接驱动力。     

城市内部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与实证

21 世纪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因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具有愈发重要的作用,故其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业已引起经济学、地理学领域的广泛关注;而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形式,建设监理企业的城市内部区位研究尚未展开。论文在分析建设监理企业生产链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区位理论,探究了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集聚取向及形成机制,并以西安市内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实例对理论分析观点进行验证。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Geoda 软件平台上检验了2000 年至2011 年该市街区尺度上企业数量的聚散过程,解析其特定区位格局的形成是受制于何种预期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① 在城市内部特定空间上集聚是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基本特征;② 即时接触关键人员、获取地方化经济、追逐制度政策优惠等三方面的需要是引起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集聚的主要作用力;③ 在西安的实例研究中由企业间协作或效仿的需要主导的区位集聚类型与由开发区规划导向带来的区位集聚类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三峡库区外迁农村移民适应性研究——基于9个省份983户移民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方法分析了移民家庭决策者(即户主)个人特征、移民家庭特征、移民安置地社会关系和移民政策等相关因素对移民安置地适应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家庭决策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迁出人口数量、主要收入来源和人均收入等家庭特征,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程度、与当地人通婚情况等社会关系特征,安置地区、安置区位、安置方式、后期扶持、职业培训等移民政策因素是影响移民适应性的显著因素。未来移民安稳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从优先加强对移民家庭户主的教育和职业能力提升、实现移民家庭的整体搬迁、积极引导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融,把优于迁出地社会经济水平的地区或区位作为移出安置区(点)、在安置方式上更加倾向于移民意愿、强化移民后期扶持的落实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