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情境下的交通拥挤问题 ——基于时空拥挤模型的不同尺度旅游流调控

旅游情境中的拥挤既有旅游交通与城市日常交通重叠而产生的拥挤,还受到旅游流自身特征影响,与城市交通拥挤的产生机制、调控策略和目标都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游客出游过程节律特征,将旅游流分为全局、目的地、景区3个尺度,对不同尺度旅游流的交通方式和特征、交通服务提供者及旅游交通供给产品、交通效率与目标特征等进行阐述,并基于旅游流建立拥挤一般模型,从空间和时间角度对其进行拓展。以三清山国内旅游流为例,研究不同尺度旅游流特征背景下产生的拥挤。结果表明:三清山旅游流在不同尺度和不同情境下差异显著,从空间拥挤模型出发,全局尺度主要为中转型拥挤,目的地尺度主要为汇流型拥挤,景区尺度主要为瓶颈型、停留型拥挤;从时间拥挤模型出发,拥挤主要发生在黄金周等节假日,全局尺度需要省级或更高层面的调控,目的地尺度可通过增加时间阈值方式避免拥挤,景区尺度可通过对各景点旅游流的引流实现调控。     

西北地区城市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基于高级别景区供给的观察

以西北地区为例,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异质性空间自回归模型,对高级别景区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和城市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及其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城市旅游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合作应成为旅游发展的核心策略;(2)短期来看高级别景区增加有助于本地旅游人次上涨,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长期来看对本地和邻近城市旅游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本地旅游拉动更大;(3)高级别景区组合供给是提升西北地区城市旅游效应和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的充分条件,仅依靠5A级景区的带动效用有限;(4)西北地区城市的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具有异质性,84.31%的城市与邻近城市为旅游空间合作关系,空间竞争型城市主要位于新疆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局地;(5)西北旅游发展稳态城市呈散点、随机分布,具有经济优势的城市更易从旅游合作中获益并成长为区域旅游增长极。     

游客拥挤的生成、差异与影响:综述与展望

随着旅游活动大众化,游客拥挤愈发常态化。全面梳理游客拥挤的研究进展对于强化游客管理、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游客拥挤的内涵、测度、生成机制、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等多个角度进行文献梳理,研究发现:1)游客拥挤是游客对所处游览环境的负面评价,是对空间拥挤和人群拥挤的消极感知,刺激超载理论、社会干预理论及期望理论对游客拥挤的生成具有较好的解释效应;2)游客拥挤感存在明显差异,该差异主要来源于个体、空间场景及人群环境等因素,社会认同理论、唤醒理论、规范理论及曼宁理论能够有效解释游客拥挤感知差异的生成;3)游客拥挤易对游客情感、旅游满意度与忠诚度产生负面影响,易引发产品转换、合理化、置换等调试行为。今后研究可结合时空情境,关注游客拥挤的差异化测量、识别影响游客拥挤的关键因素以及探明游客拥挤的多元影响,如游客拥挤对景区管理、目的地规划布局、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研究综述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研究对于提升景区管理与旅游体验质量、推进景区科学规划与动态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从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概念定义、评估指标、测算方法、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等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研究现状。研究发现:1)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定义,经济、文化、管理、心理等多学科领域均有相关讨论,通常认为景区旅游心理容量为兼顾旅游体验与社会影响的景区最大使用水平;2)拥挤感知成为常用的测算指标,反映与拥挤感知互动的"调适行为"研究开始出现;3)视觉模拟逐步替代常规叙述性话语,仿真模拟方法处于初步探索阶段;4)对微观环境因素的偏好、影响程度及与人群、时间、空间的关系研究可能成为影响未来旅游心理容量的重要因素;5)从政策、宣传、管理等层面入手,进一步探索景区的步行微环境影响及应对策略等,对景区规划和空间调整更具现实意义。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ArcGIS 10.2软件,通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空间分布类型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及各片区、各类型高质量景区均为凝聚型;(2)在空间分布数量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数量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态势;(3)在空间分布密度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差距较大,总体呈现自西向东逐级递增的趋势;(4)在空间关联特征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关联以正相关为主;(5)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旅游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交通条件及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影响显著。     

基于POI数据的山西省旅游景区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

运用大数据与传统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式,以山西旅游景区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分类后,研究其总体空间分布格局、分布方向以及具体地市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山西旅游景区总体分布格局呈现晋中地区集聚特征,具体各类旅游景区的集聚形态与程度有所差异。其中,地文景观类旅游景区集聚于晋中、晋东南和晋北东部地区;水域风光类旅游景区以晋中、晋南和晋北东部地区为轴呈条带状分布;生物景观类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菱形”状集聚形态;遗址遗迹类旅游景区集聚于晋北和晋东南地区;建筑与设施类旅游景区呈“三角形”状集聚特征;娱乐购物类旅游景区在全省范围内分布较为均匀。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方向与山西省区域形状吻合,除娱乐购物类旅游景区分布方向性和向心性不明显之外,其他类别旅游景区均有不同程度的集聚特征;各地市旅游景区分布情况中,水域风光类旅游景区在各市域间分布较为均匀,地文景观类和建筑设施类旅游景区热点区域出现在阳泉市,冷点区域出现在晋城市,但其集聚程度均较低;生物景观类旅游景区热点区域位于长治市,冷点区域位于临汾市和运城市,其集聚程度较高。最后,从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两方面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     

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

本文在构建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分析2005—2019年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值呈上升态势,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快于人居环境,但人居环境指数整体高于旅游城镇化。(2)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中级协调区域居多,2017年以后演变为高级协调,耦合协调类型逐渐由旅游产业滞后型向同步发展型转变。(3)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趋势极不均衡,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以宁夏–陕西–重庆–贵州为主轴的链状式空间关联格局。(4)耦合协调度差异是不同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旅游收入是主导性驱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根本性驱动,A级景区数量是原生性驱动,其中国际旅游收入与A级景区的交互影响作用解释力最强。     

安徽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差异分析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载体与主体依托,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差异影响区域旅游发展格局。安徽省旅游景区发展已具规模,通过分析安徽旅游资源分布整体特征以及旅游资源和旅游景区的关系,运用多种分析技术,从数量、等级、效益等3个方面探讨安徽省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差异。得出以下结论:旅游景区在数量上,集群特征明显,空间分布不平衡;等级上南高北低,效益上南好北差。     

山岳型景区特殊时段旅游拥挤特征及调控模式——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世界遗产地空间潮汐式旅游拥挤问题相当普遍且日益凸显,已成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以黄山风景区为例,基于旅游拥挤多维内涵,构建物理拥挤和心理拥挤二维指标,结合游客访谈,分析了景区的拥挤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不同地点物理拥挤与心理拥挤呈现不同的表征关系;② 由于游客目标与需求不同,在资源吸引力、服务设施和空间特征等因素的触发下,导致高山比低山物理拥挤度强,线性空间比点状空间的拥挤感知强烈,这是景区发展不均衡且与游客互动缺乏动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的表现。最后,基于特殊时段和特殊空间背景下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空间-行为互动模式,提出“奶酪型”“小丑型”“泄洪型”和“花瓶型”四类调控类型。     

世界遗产地西湖的物理拥挤和心理拥挤关系

分析世界遗产地西湖各小景点的景观功能性差异和西湖申遗成功后主要收费景区客流的时空分布特征,梳理出4类观测点,分别测算出其物理拥挤度和心理拥挤度,探讨两者的关系以甄别中国国情下的旅游心理拥挤的关键性物理影响因子。得出结论：① 世界遗产地西湖的物理拥挤和心理拥挤的表征关系为一个近似的坐标轴的关系;② 遗产地西湖在拥挤管理上应实行分象限管理。③ 中国情境下,世界遗产地西湖的游客心理拥挤的主要物理影响因素为景区面积和景区引导标识系统。     

COVID-19疫情时空聚集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城市内部的病例时空聚集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疫情防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论文以重庆市为例,收集2020年1月21日—2月24日的458例COVID-19确诊病例数据,结合手机信令数据与空间环境数据,采用空间聚集性分析、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重庆市新冠疫情在街道尺度上的时空聚集性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上,确诊病例前期增长较快,以外地输入为主,后期逐渐趋缓,以本地传播(包括街道间传播、街道内传播、家庭内传播)为主,其中家庭内传播占比最大(23%);② 空间上,病例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且聚集性逐渐增强,热点街道分布于重庆市西部、东北部;分类型来看,本地病例热点街道集中于人口密度较大、经济发展更好的西北部、西南部,外地输入病例热点街道集中于地理邻近湖北省的中部、东北部;③ 所有病例密度、本地病例密度、外地输入病例密度与因子分析所得4个因子(即城市交通因子、街道间活动因子、生活服务因子、居民分布因子)的回归结果显示,交通设施水平与病例密度存在密切关联,商店超市餐饮等生活服务地点与病毒传播显著相关,街道间活动是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重要因素,而外地输入型病例多出现于人口密集区域。疫情防控中应根据不同区域疫情传播模式差异实施针对性措施,例如在重庆市中部、东北部关注外地输入防控,西北部、西南部以本地传播防控为重点;同时,应加强城市内部交通与街道居民接触密集区域的防控措施,有效防止疫情反弹。     

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

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处在不断演化和发展中,具有等级性、层次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武汉市2002年和2011年的国家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Moran’s I指数和集聚维数,结合GeoDa、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从不同角度系统分析了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并分析了其经济社会环境、旅游发展政策、交通发展状况以及旅游者行为等因素在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武汉市旅游景区“双组团”的空间分布密度不断增强;2）旅游景区“中密周疏”的空间分布格局有所减弱;3）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在不同地域单元呈现负空间自相关性特征;4）旅游景区空间结构逐渐由简单向复杂演化,不断趋于完善,但空间结构具有不稳定性。     

2001年以来中国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与景区群形成

2001年中国实行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制度以来,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长。以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中国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呈现空间分布扩散,区域分异加剧;集聚范围扩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高;高A级景区与全国A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旅游景区集聚地区呈现旅游资源依赖、供需双重驱动和核心-边缘结构等特征,据此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以期为中国旅游业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

以系统论和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自组织性、周期性和波动性等3个方面总结了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演变特征。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将旅游要素流的时空变换作为主要驱动因子,构建了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的动力模型,其演变过程经历了入侵、竞争、反应和调控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驱动力量和作用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人居效应有差异。其中,入侵过程可看做是旅游要素流的空间集聚对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的影响;竞争过程实质上是分化过程和共生过程的统一;反映过程是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对外界干扰的适应与调整;调控过程是厘清乡村人居环境时空格局与旅游发展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路径。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CD

基于搜索引擎指数、旅游网站指数、社交媒体指数和短视频指数等数据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估计、最邻近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并解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高、较高关注度水平中国沙漠型A级景区集中在内蒙古、新疆、甘肃,较低、低关注度水平景区数量多、分布广,且大多规模较小、等级偏低;从子系统看,搜索引擎、旅游网站、社交媒体子系统所显示出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综合水平较为相似,短视频子系统与整体差异较大。(2)从空间集聚格局看,呈现出一主一副、多核联动的格局;从子系统看,搜索引擎、旅游网站和社交媒体子系统与整体相似,短视频子系统差异较大。(3)在空间结构特征中,整体呈现出中等以上水平区趋于均匀、较低水平区趋于随机、低水平区趋于凝聚的分布状态,且随着景区关注度水平降低而集聚特征逐渐增强;搜索引擎和旅游网站子系统与整体相似,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子系统与整体差异较大。(4)从影响因子看,景区销售市场、宣传平台建设、地区基础实力是主要影响因素,景区基础实力次之,外部旅游环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沙漠型景区客源市场结构与游客行为特征——以宁夏沙坡头为例

客源市场结构与游客行为研究是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目的地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的基础。以沙坡头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对沙漠型景区游客的基本社会属性、决策行为特征、时空行为特征、景区满意度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基于Excel、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1）沙漠型景区的客源市场具有明显的空间地域性,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是主要客源市场;（2）沙漠旅游发展趋势愈加大众化。游客以中等收入的青年、中年为主,且沙漠旅游意愿强烈;（3）网络和亲友推荐是沙漠型景区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主要途径;（4）沙漠型景区自助游如火如荼,倍受青睐;（5）沙漠型景区的体验项目备受欢迎;（6）游客在沙漠型景区停留时间集中在4～5 h。     

非洲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时空变化研究

非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空间地理区位划分的五大区域为研究对象,利用泰尔指数对南非、北非、中非、西非和东非地区的进行差异性研究,结合各地区产业结构,分析区域经济时空变化的原因,发现:1)2004年~2012年,非洲区域总体经济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年际变化呈现出"减—增—减"的波动;2)区域内差异是影响区域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其中南非地区内部差异贡献最大;3)各地区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基于脱钩模型的湖北省乡村人—耕—居变化关联模式分析

乡村人口、耕地和居民点(人—耕—居)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变化反映了农村特定时期的人地关系。该文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和脱钩模型,探讨2009-2017年湖北省县域乡村人—耕—居动态演化特征和时空关联模式,揭示乡村人—耕—居发展的内在关系与规律。结果表明:1)湖北省乡村人—耕—居整体以“人减耕减居增”变化为主,空间上未呈现典型的高低值集聚特征,但武汉市及其周边区域是人口和居民点变化的冷热点集聚区。2)强复钩和衰退复钩分别是湖北省乡村人口与居民点变化及人口与耕地变化的最主要类型,农村居民点粗放利用趋势明显,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3)湖北省县域乡村人—耕—居变化共有7种时空关联模式,不同类型分布体现了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分异性,人—居强复钩与人—耕衰退复钩组合是最主要类型,湖北省县域多数乡村发展尚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自然衰退期。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快速城镇化期乡村人地关系,能够为乡村振兴分类、分标准施策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的冲突与协调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例

在多功能转型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正成为利益主体直接对话和冲突的场所,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理论研究框架和内在关联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案例地,通过密度制图和冲突倾向模型识别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潜在认知冲突点,采用扎根理论和DEMATEL法分析多功能诉求的协调发展状态。结果表明：(1)农业、人居保障功能集中于居民点附近,经济、旅游休闲功能集中于景区,生态功能遍布村域,呈现山区耕作半径制约性、交通区位导向性、环景区产业布局、“三生”空间认知叠合等特征。(2)总体态度差异指数（OPD）高值区分布上,农业功能分布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居民点人口密度,经济功能呈现出景区发展程度对周边经济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分异特征,人居保障功能分布受居民点交通区位条件影响,生态功能在空间上毗邻黄山风景区,旅游休闲功能分布受旅游资源禀赋影响。(3)在冲突点方面,由于利益主体对山区农业的生产布局、设施保障、产出效益认知差异,农业功能冲突集中在耕地和园地;山区产业用地管控、建设用地紧缺、旅游收益分红认知差异,造成了经济功能集中在旅游和非旅游商...     

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

分析了安徽省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以各市2001-2013年的旅游总收入、入境旅游收入和国内旅游收入为基础数据,从时间变化和空间演变两个方面分析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结果表明：① 安徽省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点状模式、放射状模式、双核联动发展模式演化阶段;② 安徽省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市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国际旅游空间差异更是大于国内旅游,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南强北弱”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③ 安徽省各地市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首位分布特征,特别是入境旅游呈现出典型的首位分布,其总收入、国内旅游首位度大致经历了先降后升的演变,入境旅游首位度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首位城市主要在黄山市和合肥市之间展开竞争;④ 旅游产业要素从时间角度看,旅游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饭店增长迅速,从空间角度来看,旅游景区主要集中在黄山、安庆、六安等地,旅行社和星级饭店主要集中在合肥、黄山等地;⑤ 影响安徽省区域旅游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有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政策、交通网络、旅游市场需求、区域产业发展战略调整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