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贫困是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乡村多功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渐受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多功能路径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并提高农村社区和家庭面对生存压力的能力。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在阐释乡村多功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基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乡村发展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总结提炼其创新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 在内外部驱动力的作用下,海南省什寒村实现了从弱势的贫困农村向产品多样化的多功能乡村转变;② 乡村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乡村弹性具有积极意义;③ 驱动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因素包含政策支持、市场需求、自然本底、资金技术、行为主体和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④ 针对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从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援力、从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从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从多功能视角,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中国重点农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及其影响机理——以江汉平原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提炼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发展路径。论文构建了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测度指标体系,刻画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特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 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功能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分别增长78.26%、34.25%、9.68%;生产功能增长主导和生活功能增长主导是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提升的主要类型。②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生态功能主导型县域主要分布于北部边缘地区,生活功能主导型县域集中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地区,生产功能主导型县域分布相对零散;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主导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变化。③ 外源驱动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负向作用,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乡村生产功能受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的影响程度最高,乡村地域综合功能被影响程度次于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探寻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有助于识别差异化的乡村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研究——以峨边彝族自治县底底古村为例（英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态,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完全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和有效途径。本文将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探索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论文以深度贫困地区峨边彝族自治县彝族村寨底底古村为研究案例,分析其2014–2021年8年时间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最后遴选影响民族村落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与表征指标,探讨制约发展的主导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引导作用明显,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增强,后发增长空间大。作为少数民族贫困村,政府对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对两者耦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度,建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快乡村文化振兴...     

中国乡村振兴与乡村功能优化转型

基于乡村功能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建立基于“三生”空间系统的乡村功能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方向,并提出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策略。乡村功能的优化转型,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动力和活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为乡村功能优化转型提供方向引导和政策支持。研究表明：① 生产功能优化转型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生活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优化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生态功能强化可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组织功能复兴可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乡村整体功能优化需要乡村人才振兴。② 乡村振兴必须优化乡村“三生”空间布局,按照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特点,分类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③ 以乡村产业新业态带动乡村功能优化转型过程中,要有效发挥乡村振兴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

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需分类有序推进。本研究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度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划分了乡村地域类型,明确了分区发展途径。结果表明,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制约因子各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是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状况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的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与振兴路径选择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乡村振兴的差异化路径成为研究热点。乡村地域功能具有空间的差异性,明晰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对于准确定位乡村发展模式、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生产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为核心的乡村地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县级尺度识别了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生产发展功能尚需完善、空间集聚程度低;生活保障功能空间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呈现由苏南向苏北渐进衰退的趋势;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的区县数量较少,大部分区县的生态保育功能还有待加强;乡村地域总体功能由苏南向苏北呈现先行发展区、优化升级区、转型提升区和滞后欠发达区四种地域类型。此外,根据乡村地域总体功能呈现的差异化地域类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路径。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土地整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肩负着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的区域实施路径。最后,就未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结论如下：① 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②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要激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③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④ 未来有必要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取向,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湖南省乡村转型发展评价

乡村转型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确立与主体功能定位相协调的乡村转型路径与政策,是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转型发展3类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各县(市、区)2006-2011年和2011-2016年2个阶段的乡村转型度,并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分析各类主体功能区乡村转型发展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受自然条件、区位因素、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主体功能区乡村转型特征存在差异;重点开发区乡村转型主要是城镇带动型,城镇辐射力、市场推动力以及农户决策力作用突出,乡村转型度高、乡村转型速度快;农产品主产区乡村转型主要是现代农业推动型,资源支撑力、政策推动力以及文化根植力起主导作用,乡村转型度较高、乡村转型速度较快;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转型主要是政府推动型,受地形条件、经济基础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乡村转型度较低、转型速度较慢。各类主体功能区2011-2016年的乡村转型度相比于2006-2011年均有所提升。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发展的差异性,但其主体功能区政策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时代城乡关系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议题——“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辑”序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县城是实施新型城镇化、引领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地域。由此,县域内的城乡可持续发展密切关系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大局。本文首先梳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阐释开展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题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后从理论内涵、时空演变、驱动机制、案例解析等方面介绍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最后从提炼特色理论、聚焦现实问题、强化情景模拟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的建议。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和发展定位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4 类乡村地域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较低,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集中于沿湖、沿海或苏南山丘地区,农业生产功能集中于苏北和苏中,工业发展功能以苏南最强,社会保障功能则集中于市辖区及其临近市县;乡村地域功能组合类型多样,共可分为9 种;4 类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强度和影响方向上明显不同。研究可为针对性地定位乡村功能和发展导向、增强县域乡村功能特色和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四川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类型识别及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探索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具体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省为例,构建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域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四川省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分异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均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减弱的分异格局,粮食生产功能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攀西安宁河流域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生态保育功能则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增强态势。2）以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四川省划分为主导发展型、极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三大类,并根据不同地域类型提出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主导发展型应优先发挥主导功能,同时整合协调其他功能,带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极化发展型在发挥其优势功能的同时需补齐短板,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综合发展型依托现有基础,实现产业再升级,促进产城融合,成为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引领示范区。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

村域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村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合理发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村域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究,然后以成都市郊区江家堰村为例,定量揭示了其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影响机制,提出了土地多功能利用助推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功能因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发生变化,并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区域政策等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趋势往往不同;② 江家堰村经历了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阶段,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生活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活复合功能,土地利用功能呈现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③ 大城市郊区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产业转型、区域政策及土地利用主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属性,促进乡村价值提升。     

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事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成效。《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来,如何建立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基本特点与规律的乡村振兴规划基础理论,研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与方案,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政府决策的重要课题和重点任务。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理论模式,提出了“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三主三分”的基本原理是依据特定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结构与格局,进行地域系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该体系运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制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原则,提出应重点发展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村镇混合制经济,加快建设以滩羊、黄花、小杂粮产业化为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优势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突出中心城镇地位,形成以县城和3个重点镇为中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本研究是对创建中国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有益尝试,可为全国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乡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振兴规划的性质及其体系构建探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关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成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城乡要素资源。论文基于地理学综合视角,深入分析乡村概念内涵与乡村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乡村振兴规划的基本性质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初步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框架。结果表明：① 乡村包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空间多重属性,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功能,乡村振兴发展是乡村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人文耦合的综合过程;② 乡村系统具有要素分散性和发展自组织性、空间异质性和类型多样性、对区域和城市依赖性与产业发展受自然因素强限制的基本特征;③ 乡村振兴规划是对乡村空间要素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过程,其本质是以促进公平为导向的规划,应更加强调规划参与过程及其统筹协调能力;④ 当前中国乡村规划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缺少法律基础,规划技术理论发展较滞后,规划边界模糊、规划深度不够,规划实施保障机制不健全;⑤ 基于上述理论和问题分析,构建了包含主体规划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多规协调系统和参与反馈系统的“五位一体”乡村振兴规划体系。该体系可以高效配置乡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规划合力,增强乡村振兴规划的权威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甘肃省县域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

明确乡村功能与定位,可以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通过构建乡村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纵向比较系数等方法,对全省乡村功能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乡村综合功能指数平均值不断上升,乡村综合功能增强,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增强,粮食作物主产区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向陇中、陇南地区方向移动;经济发展功能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外围区县发展受到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居住生活功能异质性明显,大部分区县乡村居住生活水平较低;生态保育功能受政策影响,逐步改善且高值区不断扩大。（2）乡村综合功能2010年后差距扩大,但各功能变异系数整体趋于稳定,变化幅度较小。（3）乡村多功能纵向比较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显著,部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表现为增强趋势。根据甘肃省乡村功能类型区呈现的地域差异化提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一个完整的乡村重构过程通常由初始期、发展期、趋稳期、稳成期等不同阶段组成。本文在构建乡村重构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探索引入乡村发展指数、乡村重构强度指数和乡村重构贡献率的概念,选取大都市郊区和平原农区典型村域开展乡村重构过程的定量研究和驱动因素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工业采矿业、旅游服务业转型,黄山店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重构,乡村重构过程依次经历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目前处于趋稳阶段;杨桥村产业发展经历了传统农业主导、农业兼业化生产阶段,自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社会经济重构迹象,近年来在地方政府推动下生活空间发生重构,但经济形态尚未发生明显改观,目前村域整体上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② 黄山店村快速的乡村重构是市场需求牵引、政府宏观政策引导等外源性因素及资源环境、区位条件、行为主体、经济基础、文化特质等内源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杨桥村的重构历程主要受城镇化、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新农村建设”“增减挂钩”等外源性政策因素主导,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是导致其重构速度相对缓慢的根源。     

流域乡村聚落发展潜能评测及分区振兴路径——以汾河流域为例

乡村聚落是乡村人地关系最集中的表现,探索流域乡村聚落发展潜能及发展路径对流域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立足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和现代化乡村发展特征,综合评测乡村聚落发展潜能,制定区划方案,诊断各区优势因子和制约性,探索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并以汾河流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以汾河流域11107个自然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生态约束、社会经济水平、城市外驱5个维度构建了新时代乡村聚落发展潜能评测体系。（2）汾河流域自然乡村地域发展潜能空间差异悬殊,中游、下游高于上游,中部河谷盆地高于两侧山地丘陵。（3）汾河流域自然乡村聚落发展潜能参差不齐,共划分了5个一级区和12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的发展潜能、发展优势和发展路径具有明显特征和差异。研究结果为流域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实施提供了新的考量和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