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结构与空间格局——基于高速铁路流数据的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高速铁路流数据,结合客流组织系数、社区挖掘和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分析城市网络结构与空间格局,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结构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空间层级特征和廊道效应明显,强中心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缺乏强中心的支撑;（2）通过社区挖掘识别出7个城市集聚区,与城市群和行政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耦合,不同地域系统内城市网络自成体系;（3）综合地理网络和拓扑网络,将各集聚区内部城市关联形态划分为单中心、双中心、多中心和低水平均衡4种格局,以多中心格局为主,7个城市集聚区网络化程度的不均衡性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驱动因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运用TOPSIS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开展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橄榄型”结构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及非均衡分布特征。关联强度在空间、时间上呈“由东向西、由点及面”高速发展的新局面;整体网络特征向网状化、稠密化、纵深化发展;个体网络特征向均衡化发展,更多城市扮演“中心行动者”角色,形成“东—西扩展、沿海—内陆延伸”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网络结构。数字经济发展受时间、空间距离以及政府干预度的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居民收入、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的差距过大会制约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关联。     

长江经济带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形成机制

探讨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可为实现区域用水效率协同提升提供新的政策视角。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出其2009—2018年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基于此构建其空间关联矩阵,继而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结构、个体结构及其空间聚类方式,最后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法探讨网络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研究期内提升显著,空间关联网络格局显现,且整体网络可达性较强,几乎不存在非对称性可达的联系对,仍存在关联不紧密、网络结构稳定性欠佳等问题;② 上中下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着中心行动者、中介沟通者的重要作用,呈现“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③ 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板块可划分为净溢出、主受益和双向溢出板块,各板块成员组成符合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分布特征;④ 城市间地理邻近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外开放程度差异等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经济发展时空演化特征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各县域(市、旗、区)单元为基本单元,以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3年统计年鉴的相关县域数据为数据源,结合钱纳里经济发展理论、空间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县域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整体上经历了"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发展趋势,其中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性县域单元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偏远和资源贫乏区域,对周边县域有较明显的辐射和联动效应。(2)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冷点和热点集聚区经历了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的过程,形成了资源富集区域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区。(3)县域经济增长以空间正关联为主,HH类型有减小趋势,LL类型较为稳定,HL和LH类型则较少且分布零散。(4)通过因子加权回归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次产业总值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其它3个因子对其经济发展和空间格局分布亦有显著相关性,各因子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的显著性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     

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为评价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多维度挖掘,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绿色建筑技术始终主导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演化发展;② 空间演化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格局整体表现为由东部地区主导,并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阶梯推进的发展特征,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性;③ 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水平、城市规模、第三产业比重和环境质量皆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民航城市网络的空间复杂性与结构韧性

以长江经济带71个机场城市为节点,构建有向加权的民航城市网络,从网络连接性、连通性、接续性和集聚性入手分析其空间复杂性,利用中断模拟的方式对其结构韧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网络联系存在“马太效应”,少数城市承担了主要航空联系,并表现出东西两大空间阵营的“鞍”形格局,“轴-辐”伺服结构尚未完全形成。（2）边缘城市航空连通性强于中部城市,并在云南形成局部航空网络,具有显著的超平面特征。（3）网络韧性总体较强,在节点遭受中断时表现出接续替代效应,存在级联失效风险,少数区域性机场城市具有较强的局部控制力。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的比较

以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19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SBM模型和熵权法分别测度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有促进作用,对黄河经济带表现为抑制作用。其中,优化绿色创新投入和提高绿色创新产出是数字技术创新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渠道,但该作用机制在黄河经济带不显著。此外,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还受到环境规制水平和制造业规模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     

长江经济带铁路客运通达能力空间格局及第三产业发展效应分析

铁路作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基础组成部分,是构建运输大通道、实现要素快速无障碍流动、推动带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以经济带内12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2000~2015年铁路快速化和高速化过程中客运通达能力演化特征,并利用市域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其对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铁路客运通达能力随既有线提速增能和高等级新线开通大幅提升,但城市间旅行时间因铁路网建设空间密度和时间梯度差异产生“时空收敛”非均衡性;低旅行时间网络在主要都市区不断强化,向外持续扩张中沿区际联系主通道出现地带间高可达网络融合,铁路走廊以区域中心城市为节点重构经济带交通区位格局,实现城市群整合、地带间网络化交流;铁路客运发展促进第三产业能力提升和要素集聚,空间上表现为东中部高、西部低,铁路枢纽节点城市、传统干线通道沿线城市和新建铁路沿线城市受到较强的正向作用。     

辽宁沿海经济带空间格局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方式研究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化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运动形式。辽宁沿海地区完成带状空间格局演变后,其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城市化水平不均衡、城市等级体系不完善、城市化滞后工业化、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从城市化响应视角探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经济复兴和区域发展,提出中心城市化推进、城市体系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城市生态空间构建四种适合带内城市化发展的响应方式。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相对发展率指数（NICH指数）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分析方法,以长江经济带沿线38个中心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结合专利授权量等相关数据,研究了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在整体上逐年增长,地理集中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长三角地区相对发展速度较快;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反“Z”字形的波动上升态势;创新产出的热点区域由长三角-成渝“双核心”空间结构发展成长三角“单极突出”空间格局,且长三角热点区域范围有所增长,冷点区域则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带;技术溢出、政府行为、空间区位和金融支持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基础对下游城市具有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基于陆路交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达性与城市空间联系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城市空间联系进行分析是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推进沿线区域合作共赢的基础工作。本文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栅格可达性空间格局,并依托陆路交通网络进行了城市空间联系状态模拟。结果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城市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走廊"空间特征。城市节点平均可达性时间为16.25 h,可达性在2 h以内的区域仅占全区总面积的10.60%,可达性最差的区域大都为荒漠地区,最差可达性高达171 h;西安作为门户城市,承担了中国西北五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关国家、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联系。中亚国家内部及其与外部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薄弱;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发育形成4条轴线,在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推进过程中,应实施"点—轴"带动,协同推进重点发展走廊和中心城市培育工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潜力的空间格局分异

采用均方差赋权法及模糊隶属度函数方法求解"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潜力指数,进而分析了地级城市潜力、县级城市潜力的空间格局分异。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潜力整体水平偏低,东部、中部、西部存在明显的差距;(2)"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潜力水平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四周递减的分布规律;(3)"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社会发展水平与城市创新水平制约着城市潜力水平的提升,其中后者的制约因素更为显著,因此,加大城市创新投入是提高城市潜力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段城市联系及空间格局

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段城市发展定位主观、混乱等问题,通过构建反映城市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对域内52个地级行政单元综合实力、国土开发程度、联系强度与影响范围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段城市综合实力呈“金字塔型”结构,城市综合实力总体偏弱,空间上呈现区域性聚集特征;城市联系未打破省域界限,核心城市服务能力不足,关键性节点城市枢纽作用弱,城市间普遍联系弱、个别联系强,极化现象明显;国土开发受政策影响大,形成“X”型格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需持续投入;域内东部地区城市影响力强于中、西部地区,兰州作为核心城市影响力不足,宁夏与新疆两个自治区的城市发展态势差异显著,经济带存在3个大型引力中心和1个影响力均衡带,据此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段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西部边疆城市四大城市影响区。     

兰新铁路沿线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空间分析

 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利用传统统计分析与GeoDa、GIS软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2000-2009年兰新铁路沿线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及空间作用类型。研究表明：兰新铁路沿线经济带县域经济的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县域经济集聚性呈波动衰退趋势,甘肃段内部差异是区域整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经济发展较高水平县域集中分布在天山北坡地区以及河西地区西段,呈现出区段内集聚的特性;而较低水平县域主要分布在甘肃中部地区、河西地区东段以及青海东部地区,较高增长性县域呈现出向天山南北坡地区集聚的趋势。兰新铁路沿线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效应较弱,总体呈现西高东低态势,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经济带以及天山南坡产业带发展势头良好,而以兰州和西宁为中心的甘肃中部地区和青海东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数字产业区位的研究则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994—2019年1375971家数字产业企业为样本,综合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呈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② 数字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凸显,总体保持着“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分布状态,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分布特征愈发明显。③ 数字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型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区位分布主要聚集于下游的长三角一带;服务型数字产业则在全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不断向外围蔓延的态势。④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度的多种因素影响,前者对于制造型数字产业影响较大,而后者对于服务型数字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在构建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基础上,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QAP分析等角度对1988~2012年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日趋成熟,三大经济地带内城市内聚性显著增强但地带间差异逐渐缩小,经济网络向均衡化发展;城市度中心性整体持续下降,经济网络出现多核心趋势,城市介中心性高值区的梯度推移特征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显示核心度高值区呈片状格局,高核心度城市由“质大量少”向“质小量多”转变,经济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呈组团式发展,组团内形成各自核心城市;QAP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与扩散、产业升级、交通技术创新与城市群建设等机制共同驱动着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的演变及优化重组。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评价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省区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区域,科学地评价该区域旅游资源,有利于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挖掘旅游发展潜力,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的发展。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即中国西北五省区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对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高品位的旅游资源与丝路文化紧密相关,空间分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大体一致。在空间上,三类旅游资源群呈现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向的一致性,体现出各具特色的空间集聚优势,即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群主要以兰州和西宁为中心,呈现椭圆状分布;遗址遗迹旅游资源群主要以西安为中心,呈现放射状分布;综合风景旅游资源主要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呈现带状分布。旅游资源的数量、类型、级别和开发程度呈现"整体分散"与"局部集中"并存的特点,但许多高品位的旅游资源还处于原生态,尚未进行规模化开发,以此为丝绸之路沿线旅游资源利用及区域旅游合作提供理论依据。     

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特征及其对城镇集聚的影响

 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2001—2010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经济时空演变

为探索"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经济时空演变规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经济带内27个中国城市2001—201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运用传统马尔科夫链和时间马尔科夫链方法,计算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和空间转移概率矩阵,探索了城市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特征。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新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经济发展在10年内保持着原来的状态。从空间上看,经济带的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东、中部和少数西部城市的发展居于前列,其余多数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滞后,尤其是天水,定西、武威、张掖等城市出现"в趋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