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格局演变及障碍因素识别

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区域,基于2005、2010、2015、2017年各市(州)的截面数据,从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3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探究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5-2017年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呈现"N"字型波动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总体上绿色发展水平上升较慢。②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总体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且两级分化特征更加明显。③人均工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万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人数、人均水资源量、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是研究期内制约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指标层障碍因子。     

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

研究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化格局及其作用机理对全面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具有现实意义.基于产业生态化内涵,从产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视角构建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产业生态化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17年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呈"M"形演变趋势,产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并不稳定,从阶段划分而言,产业生态化仍处于初级发展时期;2)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各县域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3)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与政府调控是高作用驱动因子,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度远高于单一因子,反映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时空分异特征是多种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综合表现.     

兰西城市群品质城市建设水平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品质城市建设是响应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以兰西城市群30个市(县)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建成区为基本空间单元,从用地、经济、社会、生态、环保、交通、市政和形象品质8个维度进行了兰西城市群品质城市建设水平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在时序变化上,各城市的综合品质整体持续提升,品质建设处于相对中低水平;...     

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与时空演化

绿色发展日益重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确立为"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发展理念,而作为中国发展核心区域的城市群必然对绿色发展的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中国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Pearson相关、变异系数、Theil指数等方法,综合分析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时空特征及异质性。结果表明:(1)2005年以来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且呈一定的层级格局;城市群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分为:高度推进区、快速推进区、稳步推进区、初步推进区、初始起步区5类。(2)经济发展要素为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主导支撑、社会进步要素次之,生态文明要素逐步加快;不同层级城市群不同阶段主导要素演化不同;同一层级内差异同样显著。(3)不同层级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绿色发展等级匹配存在异质性,需区别对待。(4)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一定发散趋势,层级间差异成为绿色发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5)最后,提出全面提升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建议:加强城市群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加大环境政策的创新以及推行力度。     

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

适度的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生产、改善资源利用方式、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与限制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对2011—2015年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分析法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在时间变化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类型上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效率高于农产品主产区;②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梨树县、伊通县、长岭县、乾安县、扶余县、抚松县、安图县等7县位于有效状态,其余大多数县（市、区）处于效率损失状态;③ 产业集聚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④ 城镇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承载力等控制因素对绿色发展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根据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子识别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压舱石”,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识别对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20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从空间结构来看,由城关区和西固区组成的“双中心”逐步向中心城区和郊区构成的“多中心集聚、轴向连片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2)从集聚特征来看,兰州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开发区、新城区、国家级新区是不同时期制造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三代“新区”重塑了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格局。(3)从驱动因子来看,政策因素、地价因素、交通因素以及集聚经济是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表征的政策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而以企业数量表征的集聚经济空间异质性相对稳定。     

高质量发展下的生态城市评价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案例区,运用熵值-TOPSIS模型评价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变化及差异,运用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城市生态化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化水平在稳步提升,城市间生态化水平差异显著并呈扩大趋势;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城市生态化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成正比,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生态化水平要显著优于其他城市;城市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3个层面指标上的评价得分具有不平衡性,各城市优劣势有所差异,并且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生态化水平差异大于生态环境层面的差异;对大多数城市而言,经济层面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是主要障碍因子。未来生态城市建设应立足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提升城市生态化水平,建设高质量生态城市。     

黄河流域中上游四大城市群经济联系和网络结构比较分析

以黄河流域中上游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和关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测度各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分析城市群内部城市等级结构,从中心性、网络密度和凝聚子群3个方面对各城市群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内城市等级结构不一,兰西、宁夏沿黄和关中均分为3个等级,呼包鄂榆中缺少三级城市;各城市群市(州)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其市(州)等级划分呈现一定协同性。(2)各城市群内经济联系总量及紧密程度不一,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内市与市间的经济联系总量最小,但联系最紧密,县与县间联系总量最大,但联系最松散;关中则市与县间联系总量最大且联系最紧密。(3)各城市群的网络结构存在差异,关中对外经济吸引辐射能力、中介能力均最强,宁夏沿黄最弱;网络密度上,呼包鄂榆和关中网络密度较高,兰西和宁夏沿黄较低。(4)对各城市群进行聚类分析,兰西、宁夏沿黄凝聚子群基本依赖行政区划分,呼包鄂榆、关中凝聚子群分割行政区较严重。     

兰州-西宁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超效率SBM-ML和Tobit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0—2020年兰州-西宁城市群39个县（市、区）单元的面板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ML模型对各县（市、区）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兰州-西宁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市群中39个县（市、区）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总效率整体增长、纯技术效率整体退化和技术进步指数整体进步的趋势,表明总经济效率的提升更多依赖于技术进步得以实现,且技术进步可以明显弥补技术效率的不足;产业结构优势对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效率有普遍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对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效率存在极其微小的抑制作用;消费水平对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效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广州市土地资源安全评价

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采用三维魔方图分类法对广州市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划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和土地储备区.在此基础上以30m×30m的栅格作为最小的评价单元,从土地资源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四方面构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改进的支持向量机模型(SVM)进行评价与分类.结果表明:①广州市主体功能区划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其中禁止开发区占总面积的37.21%,限制开发区占24.90%,重点开发区占19.60%,优化开发区占13.31%,土地储备区占4.98%;②土地资源安全分值介于16～82之间,不同行政区土地资源安全状况具有明显差异,土地安全分较高的主要有南沙区和花都区,而荔湾区土地安全分最低:③广州市土地资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危险区和较不安全区占评价面积的比例达32.35%,主要分布在增城市和从化市的偏远山区以及市中心的荔湾区及越秀区.单位建设用地GDP、人均居住面积和归一化植被指数是其主要警源因素.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2)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3)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4)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5)针对不同发育阶...     

长三角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英文）

城市群应满足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双重要求,提高绿色发展效率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是：评估了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影响;并基于“波特假说”视角,考察了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同。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政策提高了城市数字经济水平,但明显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说明该政策对长三角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影响仍处于“弱波特假说”状态,城市群政策激发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不足以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波特假说”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门槛效应,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城市技术创新与合作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与合作是引领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前技术创新与合作对城市/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尚不明晰。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区域,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6—2018年间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以及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能力以及绿色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均显著提升,同时在群间和群内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下游城市群及高等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水平。② 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呈“U”型关系,而城市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则呈显著正相关。③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整体实现了区域绿色协同发展,但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大多数城市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在科技创新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城市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均对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群体效应,而发展中的城市群应努力度过创新的“黑暗期”,尽早跨过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门槛值”,并大力提升对外技术合作水平。     

物流一体化视角下城市群空间组织优化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提出城市群物流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构建城市群物流一体化水平评价模型,利用模型测度结果改进引力模型,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物流一体化的空间格局。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物流一体化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且层级结构差异显著;长三角城市群与鄱阳湖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呈现出明显的与"中心—腹地"经济关系相吻合的空间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物流经济辐射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梯度,物流一体化水平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群物流一体化对城市群空间组织的优化作用机制,并提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组织的优化策略。     

基于绿色专利的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具有生态环境友好和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双重属性，厘清绿色创新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5—2019年黄河流域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Kernel密度估计、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从“集聚-网络”视角探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水平增速放缓，上中游城市后发追赶，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存在动态集聚特征。(2)绿色创新空间集聚格局呈现由东至西渐进发展态势，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绿色创新水平整体跃迁，形成片状集聚，而其余城市群形成点状跳跃式的“核心-边缘”发展格局。(3)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密度低且高度不均衡，形成以山东半岛城市群、郑州、西安和银川为四边形骨干的“金字塔”形。(4)融入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呈现出倒“U”形关系，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绿色创新，网络中心度、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北京市2006-2016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绿色发展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已成为中国首都北京面临的巨大挑战,其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可以为其他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建议。本文以北京市2006-2016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北京市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并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北京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研究期间北京市绿色发展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北京市绿色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平均水平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北京市各功能区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城市外区绿色水平明显高于内区;(3)生态环境以及消费水平是影响北京绿色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     

2004-2013年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系强度时空演变

以引力模型、城市流模型、交通可达性模型、信息通达性模型为基础构建城市群空间联系强度综合评价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4—2013年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系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1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系强度逐渐增加,区域差异明显,联系强度总体偏低;2城市群空间联系方向以昆明为中心呈圈层式向外辐射及沿南部、东北交通干线呈轴线式空间拓展,西北部空间联系强度最弱;3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对区域空间联系强度影响较大,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及交通道路网完善,可以实现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中国主要城市群水土资源条件与限制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建立水土资源限制度模型,定量评价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基于人口分布的水土资源限制度及其空间格局,揭示三大城市群的水土资源限制度的差异。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受水土资源限制最高;(2)限制类型方面,京津冀城市群以水资源限制为主;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均以土地资源限制为主;(3)京津冀城市群水限制度的人口、面积比例匹配显著偏离,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则是土地限制度偏离程度较高;(4)空间自相关表明,三大城市群水、土地、水土资源限制度均显著集聚,且以长三角城市群土地限制度最为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受土地资源限制度影响较大,长三角城市群受水资源限制度影响较大,珠三角城市群受二者综合影响。     

甘肃省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化与驱动因素研究

提升绿色发展效率对甘肃省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采用Super-SBM模型、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2005—2019年甘肃省14个市州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上,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M”型波动趋势,区域相对差异亦表现出相应的波动趋势。（2）空间上,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性显著,南北方向梯度差明显大于东西方向。空间集聚程度弱,以低热点区、中热点区和低冷点区为主,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3）市场化水平、创新能力、政府调控、城镇化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甘肃省绿色发展效率是多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甘肃省及其他欠发达地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