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国家R＆D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运用Frontier 4.1软件,分析了世界31个国家R＆D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表明：虽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是R＆D投入和产出大国和强国,但其R＆D效率却较低;瑞士、瑞典、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R＆D效率最高,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的R＆D效率也相对较高。从R＆D资源要素的产出弹性看,人力要素的产出弹性总体上大于资金要素的产出弹性。其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力要素产出弹性大于中等收入国家,而高收入国家的资金要素产出弹性却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另外,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量和FDI等外生性变量对样本的R＆D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创新要素集聚作为“双碳”战略实施的关键支撑,对助力黄河流域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探究2006—2019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创新要素集聚与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布特征及空间关联,基于STIRPAT理论构建的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呈“大分散,小集中”空间演变格局,以省会为主导的多极化集聚特征显著,碳排放效率呈现“下游高,中上游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创新要素集聚与碳排放效率存在高高、低低、高低、低高4种关联模式,并由“点状分散”向“片状集中”分布转变。(2)技术成果集聚与碳排放效率存在“U”型关系,创新人才集聚与创新资金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均呈正相关,而创新资金集聚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不同资源富集和空间区位地市的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异质性效应。(3)技术成果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未形成“U”型影响曲线,而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金集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从加强创新要素空间互动、加快创新人才积累、促进创新资金流动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黄河流域激发创新活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借鉴。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河南省耕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河南省大规模农户调查数据,揭示河南省耕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耕地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南省耕地流转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西南部及南部山地丘陵区耕地流转发生率高于豫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山地丘陵区耕地流转的规模、效率和综合指数总体上大于平原地区,效率指数尤为突出。(2)家庭成员外出务工、非农收入高、户主健康状况好有利于耕地转出,户主年龄大、距县(市)区较远的农户倾向于转入耕地,发达的本地乡镇企业会促进兼业生产但抑制耕地流转。(3)不同地形区耕地流转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平原区留守老人在耕地流转中发挥重要作用,山地丘陵区地租普遍较低有利于耕地流转,但对更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影响了农户的转入意愿。     

语言文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横跨整个欧亚非大陆,国家、民族众多,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障碍。因此,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使用CEPII数据库中的各语言指数来分析语言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总体双边贸易和不同产品类型贸易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沟通能力(共同口语)对"一带一路"总体双边贸易影响最大,其他因素按影响的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民族联系(共同民族语言)、官方支持下的间接沟通能力(共同官方语言)和民间间接沟通能力(语言相近性)。同时,语言对"一带一路"不同产品类型贸易的影响随着产品复杂度提高而提高。对于低差异化产品而言,由于附加值较低,其依赖于低成本的沟通,语言的重要性最低。对于中差异化产品,语言的重要性有所提升。而对于高差异化产品而言,共同民族语言所体现出的民族联系和信任度对"一带一路"高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影响最大。其他依次是共同口语、共同官方语言和语言相近性,这些都反映出语言因素对"一带一路"高差异化产品贸易的重要性。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探讨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优化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改进的偏离—份额法测算制造业相对区位优势的变化程度,揭示了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与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2007—2013年中国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总体上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2)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报酬促进了劳动力流入,而对城市生态宜居性的负向效应则抑制了劳动力流入。(3)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因行业、城市、劳动力个体而异。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区位上升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则相反;中西部城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大中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入,东部和东北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特大超大和小城市则相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省内流动、农业户口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扶贫资源配置对低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以青海省18村为例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低收入农户收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基于青海省3县18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角度将所访低收入农户收入特征进行分析。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影响农户收入和收入结构的影响因子,确定因子的解释力和显著性,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低收入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增长明显,增收效果明显,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通过扶贫资源配置,农户增收意愿与内生动力明显提升,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3）收入影响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劳动力人数和建档立卡人数交互后影响力最大。（4）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影响显著,不同的收入渠道影响因子各不相同。在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     

最贫困国家的人口问题

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在其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根据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把拥有百万以上居民的98个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划分为34个低收入国家,38个中下收入国家,22个中上收入国家和4个高收入的石油输出国。34个低收入国家1982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低于410美元(图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重要节点地区的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以外高加索国家为例

外高加索国家地处欧亚十字路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区位战略意义重大。该文分析了外高加索三国自1991年独立以来中国与其贸易发展历程,借助HM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从贸易总体格局和贸易商品特征两个角度分析双向贸易关系,并探究了影响其贸易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长期保持贸易往来,贸易总额呈波动攀升趋势,阶段性特征明显;贸易差额起伏变化,整体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状态;外高加索三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显著大于中国对其依赖性。2)中国对外高加索三国出口商品互补性显著高于进口互补性,说明与作为中国进口商品来源国相比,外高加索三国作为中国商品的消费市场更具优势;中国对外高加索三国出口商品类型较为相似,结构呈集中与多元并存态势,主要出口商品逐步由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商品向技术密集型等高附加值商品转变,而中国自外高加索三国进口的商品类型虽有所扩展,但主要类型仍较为单一,高度集中于未加工或半加工类资源型商品。3)地理距离、政局稳定性、产业结构、地缘关系、贸易环境及便利性是影响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贸易强度指数、HM指数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贸易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呈波动上升的趋势;(2)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集中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大国;(3)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贸易联系强度较低,但贸易关系正向紧密方向发展;(4)中国在加勒比国家主要进口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5)加勒比国家商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中国商品出口对加勒比国家的依赖程度,呈现出非对称性结构;(6)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和技术创新水平成为影响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的重要因素,双因子交互探测解释力高于单因子探测,包括“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类型,其中“双因子增强”占主导。     

东亚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变化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进出口贸易数据和商品门类数据,对2003年以来东亚地区制造业贸易网络及其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首先,由进出口贸易网络可知,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的参与程度均高于周边国家;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国家也逐渐参与生产网络分工,不断加强同周边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其次,从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早期“三角贸易”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陆上交通工具,但是近年来随着周边国家参与度的提升该模式逐渐在削弱。最后,东亚边缘国家对大国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小范围区域内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如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国家。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德双边贸易现状及潜力评价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研究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对中德及时调整对外贸易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和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德双边贸易现状,继而用2014年37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数据,从两国GDP、人均GDP、两国首都之间距离、是否加入WTO和是否加入APEC五方面,运用EViews软件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德贸易发展潜力进行预测,得出以下结论:中德双边贸易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中德商品结构有较强的互补性;德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正由弱变强,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有减弱趋势;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值在波动中增大,且大于1.2,属于"潜力再造型",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上升空间狭小。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环境规制效率异质性研究

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考察了2003—2017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及其技术无效率项的影响因素,并借助核密度估计、热点分析及收敛模型对全国和三大地区环境规制效率的时空差异性与区域收敛性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全国整体以及中、西部地区劳动要素产出弹性系数明显大于资本要素,东部地区反之;②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人力资本、能源消费及人口密度则对其产生抑制作用;③各区域效率值稳步提升中伴随着离散程度加大、极化迹象明显的趋势,空间上呈现出稳定的“东热西冷”分布格局;④全国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存在σ收敛,而东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有扩大的态势,但所有区域相对β收敛与绝对β收敛现象显著。     

人力资本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

在DEA-MI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就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旅游经济效率具有典型的“胡焕庸线”空间特征,旅游业及其子行业的区域旅游经济效率以1为标准线上下波动;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空间关系也基本具备“胡焕庸线”空间特征。宁夏等西北地区区域经济效率较高,虽然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但其贡献率较大。福建等东南地区、四川和云南等沿线地区旅游业存在“人力资本错配”现象,东南地区虽然人力资本富集,但其贡献率较低,星级饭店业和旅行社业打破“胡焕庸线”的区域特征;中等人力资本在旅游业及其子行业中能正向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高水平人力资本在旅游子行业中能推进经济效率的增长,但在旅游业整体中反而抑制旅游经济效率,这说明旅游业整体上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业已经初步具备知识密集型行业特征;区域地理性、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等是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主要影响因素,制约着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健全旅游人才匹配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本效能,科学构建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协同机制。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多投入-多产出”出口效率测度模型,探讨了2001—2019年中国对49个主要贸易伙伴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整体呈增长趋势,国别间差距逐渐缩小。②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空间格局明显存在空间集聚特征,高-高型国家集聚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并向西蔓延,而低-低型国家分布范围逐年缩小。③ 双边贸易关系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对贸易互竞国家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效率要比其对贸易互补国家的出口效率低0.017%,而对贸易互竞国家的邻近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要比其对贸易互补国家的邻近国出口效率高0.088%。④ 管制性制度差异对出口效率存在直接促进作用,而经济自由度差异对出口效率整体上有阻滞（负溢出）作用。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及其决定因素——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

基于扩展的传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利用2008年中国31个省域截面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省域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EKC的形状及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居主导地位;全域截面数据模拟的EKC形状为"U+倒U"型,其中30个省域的EKC曲线为"倒U"型,EKC假说在省域尺度得到了证实;29个省域的人均GDP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区域,表明省域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上海已率先跨过"倒U"型曲线拐点,其人均收入的提高与环境保护较为协调;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及中等级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损失成正相关;升级产业结构、积累高等级人力资本及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世界油料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UN Comtrade公布的2011—2020年国际油料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研究世界油料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探究油料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油料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小世界属性,但整体网络密度及互惠系数相对较低,网络中各节点间的联系有待加强;国际油料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市场相对分散,贸易重心向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偏移;油料贸易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圈层结构,核心成员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较强的影响力。2）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和陆地接壤对油料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和劳动力数量差异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在无权网络中与油料贸易负相关,而在加权网络中为正相关。中国虽是油料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但油料进口来源过度集中,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中国应调整油料进口国别结构,构建油料供应网络,深化贸易合作与利益融合,保障油料进口安全。     

Visa restrictions and economic globalisation

The cross-border mobility of people, goods and services, and capital has expanded enormously both in intensity and diversity over recent decades. States have a general interest in facilitating these flows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economic globalisation. Yet, mainly due to security concerns, most governments grant visa-free mobility only very selectively. Drawing on a new bilateral visa policy database covering up to 194 destination and 214 origin countries over the 1995 to 2013 period, ou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a visa restriction by a destination country for citizens from a particular origin country deters tourism inflows by about 20 per cent. Visa restrictions also reduce bilateral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but to a smaller extent tha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We further find that some of the deterred flows in tourists and goods and services are redirected to other (visa-free) destinations. This deterrence-cum-deflection effect of restrictive visa policies implies significant economic costs for both visa-issuing and visa-targeted countries, but it creates som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for countries with a more liberal visa policy. Liberalised visa policies would in particular help poorer countries to partake more in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