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复杂适应配置系统的理论与模型

在对水资源配置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复杂适应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应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构架出了全新的水资源配置系统分析模型，同时对系统的动力机制、主体行为特性和系统状态的评价方法进行了描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用于分析水资源配置系统的演化规律，并应用这种分析方法对南水北调工程对受水区水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的村镇空间结构效应——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例

传统的空间结构演变理论认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要经历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通过回顾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村镇空间结构在21世纪初期的演变,发现在乡村旅游的推动下,石榴红村在居住空间、产业空间和公共服务空间等方面实现了村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在这种模式下,村镇经济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乡村旅游规划中乡村景观规划实践——以杭州富阳白鹤村为例

在中国目前乡村旅游规划中,比较注重乡村旅游产品和市场开发,对乡村景观关注不够.论文探讨了乡村旅游吸引力与乡村景观的关系,并指出经过科学规划的乡村旅游的发展又能促进乡村景观的改善.并以杭州富阳市白鹤村为例,总结了可从乡村景观意象规划、乡村景观整体格局规划、乡村建筑风格规划、乡村景观保护规划等方面入手改善乡村旅游景观环境,指出了乡村景观改造须注意的6个要点.     

旅游开发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研究——以江苏省盐城市泾口村为例

运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基于江苏省盐城市泾口村案例地发展状况,揭示旅游开发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机制。结果表明：旅游开发与乡村转型发展间的互动作用路径为“初始动力-正负效应-状态塑造-正负响应”,“外援动力-本底支撑-效应呈现”是影响旅游开发驱动力分向异化的关键因素。旅游开发对乡村转型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相互渗透并反映于“空间-经济-社会”三维度,对乡村人口、土地、产业转型发展的作用也是正负两面相交融的。旅游开发与乡村转型发展间存在良性与恶性互动的交织统一,两类互动力在博弈中共同决定乡村转型发展的最终格局。泾口村旅游开发总体表现不佳,凭借现有旅游开发路径难以获得可靠的乡村转型推动力。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旅游地空间演化模式——以皖南旅游区为例

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旅游地由主体系统、旅游吸引物系统、旅游服务设施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四个部分组成,通过多个适应性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论文选择皖南旅游区为案例地,探讨了其空间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1979-1990年是空间聚集体形成阶段,以黄山和九华山为核心的旅游吸引物逐步得到开发利用并形成规模“聚集”,旅游空间结构开始呈现集聚发展特征。② 1991-2000年为空间聚集体增长时期,黄山景区和九华山景区进一步发展,旅游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时西递、宏村景区的快速发展推动新的空间聚集体形成,空间聚集体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增长。③ 2001年以来,皖南进入空间集聚体涌现阶段,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加强,多种新兴发展要素涌现;新兴发展要素和传统发展要素共同催生了文化旅游、度假旅游和乡村旅游等新的旅游产品,推动皖南旅游区空间演化发展。未来,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将推动皖南旅游资源的多样化、全域化的利用,文化性、生态性、乡村性的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将成为皖南旅游发展主流方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网的建设将加强皖南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皖南将以全域旅游方式,整体融入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之中,成为长三角旅游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和路径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例

基于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案例,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利益主体共生模式以及旅游精准扶贫路径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竹泉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面临景区过度商业化、利益分配不公平、弱势群体发展权利无保障等突出性问题。村落利益主体之间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应为最佳合作模式。据此提出竹泉村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发展应实现求同存异、资源共享、利益共享以及加强利益协调监管、加强社区管理自治、建立共生参与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等优化路径,解决竹泉村乡村旅游扶贫困境。     

“新型旅游”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探讨——以福州市周边乡村为例

基于对Poon的“新型旅游”概念及其形成背景和特征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新型旅游”具有体验性强、组织灵活、信息化程度高、形式新颖等特点.以此为基础,结合福州市周边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产品设计特色化、灵活化、环保化、体验化等产品开发原则,文章认为福州市乡村旅游发展可采取蓝色之旅、绿色之旅、农桑之旅和人文之旅等四大策略.     

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以淄博市为例

针对区域在国家内部相对的完整、独立性以及独特的“个性”等特征，区域创新系统在其构建时，就不能完全照搬国家创新系统的做法，需要按照各个区域的特色来设计区域创新系统，文章以淄博市为例，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设计原则，目标定位、时序进程和基本框架构建进行探讨。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城市化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

城市近郊区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各种旅游中发展十分活跃。但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该文根据城市化作用下的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演变的规律和原理,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探讨城市化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影响,分析城市化影响下鹤鸣村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进程,提出鹤鸣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建议。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分析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能更全面的识别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在概述旅游系统理论、乡村旅游系统及其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归纳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类型与特点,即需求拉动型模式、供给推动型模式、中介影响型模式、支持作用型模式以及混合驱动型模式,并且选取北京昌平康陵村、山西皇城村、安徽黟县西递村、西藏林芝扎西岗村等典型案例,对乡村旅游系统及驱动机制、利益主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我国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乡村旅游政策制定提供支持与借鉴。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以山东日照王家皂村为例

城市发展空间外拓对其边缘区乡村影响较大,旅游化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工业化的一种形式.在对山东省日照市王家皂村农户问卷调研所得数据基础上对旅游化的效应进行评价,得出:旅游化使得村民旅游经济收入得以迅速增加;村民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单部门经济转移;村民旅游参与意识增强,对旅游经济前景普遍看好;生活环境与质量发生改变,社区问题开始显现;正、负旅游示范效应影响并存,社区社会生态平衡面临挑战等结论,并对旅游化效应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多主体共治模式——以福建泰宁水际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城镇化研究亟需总结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福建省泰宁县水际村1991-2016年的旅游城镇化体现了一种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村民在保持地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培育和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外来企业的进入则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在商业运营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思维观念市民化。本文按照案例研究的逻辑,分析了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多类主体实现共治的核心要素是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灵活的产权设计、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和多类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基于这些核心要素的共同作用,多类主体之间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保障资源效益可以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可以认为,多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总结这种模式有利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的乡村个案,同时为新时期乡村转型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城市居民乡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基础数据,运用EXCEL软件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城市居民乡村旅游消费行为特征:出游方式以家庭、亲友结伴与单位组织为主;交通工具以汽车为主,体现为自家车与单位车;信息来源以亲友介绍与旅游宣传册为主;消费水平集中在200～599元之间;出游距离集中在2 h车程以内,以1～2 h车程为主;停留时间集中在2 d之内,以1 d为主;出游频次高,季节性明显;住宿选择两极分化,农家与宾馆并重;“乡村”特色产品普遍受到青睐。     

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农家乐为例

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定量研究较少。文章在对乡村旅游研究述评的基础上,采用田野调查和统计分析法,以西南农家旅游的典型——成都市为例,分析了影响城市郊区乡村旅游的人文因素、资源因素、管理因素。对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休闲传统、客源市场和交通便捷性、节庆活动和知名度、空间竞争、旅游资源条件、政府的支持力度、经营者投资和管理水平等进行了评价。     

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性,对乡村性进行测评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是指导乡村旅游开发、经营和管理的重要依据。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理论分析选取了5个潜在因素和17个观测因子构建了乡村性测评的指标体系,运用结构方程原理,建立了乡村性CFA测评模型,并以江西婺源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婺源乡村旅游典型地区的抽样调查,获取了相关数据,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获得模型的路径系数和随机误差,并对每个回归方程进行了F检验和拟合度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对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进行了t检验,t值在2.319~86.895之间,其显著性概率P小于0.01或0.05,模型中的因果关系显著,与研究的假设条件相符合,模型可以接受。     

贫困山区不同生命周期旅游扶贫村居民绩效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恩施州旅游扶贫村为例

居民感知是旅游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视角,扶贫村的生命周期是影响扶贫绩效感知的因素之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贫困山区实现脱贫目标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以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恩施州的22个旅游扶贫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探索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维度,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判定各村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旅游扶贫政策执行的感知包括政策执行力度、微观政策覆盖面、宏观政策覆盖面三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果的感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正负效果六个维度;(2)旅游扶贫村分别处于探索、参与、发展和稳固阶段,且大多数处于探索、参与阶段;(3)扶贫村居民对政策执行力度和广度的感知水平均随着旅游业发展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表明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既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4)发展、稳固阶段扶贫村居民对经济和环境成本的感知水平都显著高于探索或参与阶段,同时,对经济和环境效益以及素质提升的感知水平也显著较高,表明在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扶贫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并存。本研究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可以为扶贫村居民脱贫和旅游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