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 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公平视角

随着北京市“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满意度越来越受到重视,居民的居住环境空间公平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本研究结合地理学和社会学对居住环境空间公平相关理论,基于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居住环境主客观条件对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社会公平感知水平差异明显;服务设施、就业可达性和建成环境对个体社会公平满意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居住环境满意度对低收入社区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同时居民社会公平满意度因居民社会经济属性而异。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1)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2)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3)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居住迁移背景下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差异

邻里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间,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居住迁移的普遍发生,邻里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更加复杂.人们对邻里环境的偏好和选择受到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的影响,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邻里环境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论文基于广州市的调查问卷数据,选取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有居住迁移行为的...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了保障房社区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住房条件、社区建设）和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社区内的保障房比重与情绪幸福感相关。此外,居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情绪幸福感显著相关。身体健康水平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对于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而言起到中介效应。因此,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要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物质环境建设,以提升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     

市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低收入社区住房分异研究

基于2007年在广州、武汉、西安3个大城市的低收入社区开展的大型入户调查数据,在社区尺度探究了中国大城市低收入社区中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间的住房分异情况,并分析了在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因素(如户口、邻里类型、雇主类型等)和市场因素（如社会群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等）对住房产权和居住条件的影响。通过计算泰尔指数发现,大城市低收入社区中不同群体间和群体内的住房分异情况都较显著,但群体内部的差异较群体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对住房条件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低收入社区不同社会群体的住房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制度因素对住房面积等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住房条件的作用较市场因素更显著,而市场因素对于住房设施等较易改变的住房条件的影响要比制度因素明显。     

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基于六省份CGSS 2017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和江西六省份数据,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和地区富裕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越强,收入水平较高的江浙沪地区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鄂皖赣地区;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所在。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时空行为视角下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对居民日常活动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美和园社区为例

已有关于空气污染与幸福感的文献主要使用空气质量监测点的数据探讨基于居住地的静态污染暴露与居民长期幸福感的关系,缺乏考虑时空行为视角下的实时动态空气污染暴露对日常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机理。根据2017年北京居民日常活动与环境健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活动属性的主客观空气污染暴露及活动满意度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实时空气污染暴露的社会分异,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挖掘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居民日常活动特征、以及不同活动地点实时测度和主观感知的空气污染水平对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群体由于日常活动所处的微观环境不同,承受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异;客观空气污染对活动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能显著影响主观空气污染评价,而主观空气污染评价则能显著降低活动满意度,因此客观空气污染主要通过影响主观污染评价进而对活动满意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此外,空气污染会调节社会经济属性对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效应。     

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与差异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以杭州市为例,对公园游憩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回归和方差分析法揭示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空间分异与社会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游憩幸福感主要由情感幸福感、认知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构成,是具有层次性的主观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空间分异性,居民主要通过城市大公园游憩获取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通过社区小公园游憩获取社会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社会差异性,收入、年龄、文化程度、职业4个变量对游憩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为此,城市政府应以游憩幸福感为核心,根据居民游憩幸福感的感知现状及其空间、社会差异特征进行公园游憩空间的建构与游憩设施配置。     

城市被动式动迁居民社区满意度评价研究——以南京为例

城市被动式动迁居民社区满意度研究为认识城市更新对低收入阶层所产生影响以及如何优化改造该类住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通过南京郊区8个拆迁安置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城市被动式动迁居民社区满意度评价具有6个维度的结构特征,其中满意度评价得分由低到高分别为:就业环境维度、设施配置维度、地理空间维度、自然环境维度、住房条件维度和人文社会维度,社区满意度评价整体偏低,以就业环境、设施配置及地理空间维度尤为突出,表明被迫动迁后低收入居民在就业以及城市公共设施享用等方面的情况最不理想。不同组间的居民社区满意度差异显著,时间、空间、文化程度以及工作稳定性状况是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住宅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关系——以广州丽江花园为例

作为"破碎城市"的典型表征,西方学者对门禁社区持负面态度,然而门禁社区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的联系和社会关系,并通过分析门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围墙内外居民彼此间的态度和社会交往来探讨门禁社区的影响...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的方法,在检验影响因素净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归纳引致居民幸福感的路径类型。研究发现：(1)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与自我发展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简单的前因变量均不构成居民高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各变量均需依赖与其他要素的条件组合共同作用;(2) 7种条件组合对居民高幸福感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自我发展与经济获益感知依赖最为明显、经济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呈现双向表现、社区参与的表现并不突出;(3)居民高幸福感存在4种作用路径,情感团结、社会获益感知在4种路径中均起到了核心作用。     

绿色空间对休闲性体力活动影响的社区分异 ——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20个典型社区为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绿色空间对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影响,并剖析绿色空间对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低档社区的为782.99 MET-min/w,中档社区的为871.70 MET-min/w,高档社区的为1 227.91 MET-min/w;2）影响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的绿色空间因素有所不同,低档社区、中档社区和高档社区的显著因子分别为“到最近公园广场距离”“邻里绿化覆盖率”和“健身活动设施数量”;3）绿色空间对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影响的作用机制存在社区差异,低档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主要受到成本作用的约束,中档社区居民主要受绿化环境作用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主要受机会作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