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规律及其形成机制

在人口城城流动日益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形式背景下,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别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空间流动的结果、过程和成因,也就是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轨迹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流动,同时在流动过程中会考虑空间的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以及高水平教育医疗设施的差距是诱发城城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力,而在实际的流动过程中会综合考虑由于空间摩擦而产生的金钱成本、心理压力等障碍;同时,已有城城流动人口存量会通过减少适应流入地的成本、提供相应的生活和就业信息等方式降低流动成本,刺激城城流动人口按照已有路径流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阶段划分,认为中国人口流动仍然处于从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阶段。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依据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鼓励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并通过发展副中心和卫星城等形式疏散中心区功能,推动城市郊区化发展才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逻辑。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定量比较分析了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显著高于乡?城,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两类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在两类人群间存在差异。② 流出地的户籍价值显著阻碍了乡?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流入地的户籍价值、经济方面的整合融入对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③ 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及流动距离分异。④ 产生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户籍身份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的差异。     

多维邻近性与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地理、制度、信息和知识等多维邻近性对城-城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影响.结果 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入与户籍地地理相邻、制度相似、信息联系密切以及与自身知识水平相匹配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和公共服务水平好的大城市集...     

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融入 ——以浙江金华市区为例

以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基于2016年金华市区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辅以访谈数据,探讨其社会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此类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融入主要涉及子女教育、经济适应和心理融入3个维度,社会融入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子女教育融入度最高,其次是经济适应,而心理融入度最低,且各维度内部差异较大。子女教育融入度虽高,但也存在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的困境,缺乏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政策层面虽降低了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但在执行中由于资源有限、供需不匹配和宣传不到位等原因,福利制度仍以本地居民为主,流动家庭难以平等享受福利保障,造成严重的本外差异,心理融入度低。个人层面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经济层面的职业和收入,教育层面的学校类型和教育支出等对社会融入均有显著影响。综合来看,与个体流动相比,子女随迁的家庭化迁移对流入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能否较好地提升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其融入城市的首要考量,其次是经济和心理层面因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在社会融合的空间特征及流入地作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引入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指数为0.43,存在行为融合（0.71）>心理融合（0.61）>经济融合（0.33）的维度特征。②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高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川渝地区,低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总体上存在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高于大城市的基本特征。③ 流入地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和形塑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水平和空间格局,且流入地的人口规模、住房支出（房价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包含正向极化、负向极化、正向均化、负向均化等4种调节机制。本文呼吁从流入地—个体因素关联的人地关系视角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重视流入地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为基于流入地的政策调控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融入-隔离双向对比的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厦泉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广州古代港—城空间关系演化

以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发展演化为实证案例,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古代长时间跨度视角下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的规律特征。结果表明：城市与港口发展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古代港口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商贸功能,码头毗邻地区往往发展成为重要的城市商贸区;港口通过毗邻城市功能区的发育,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自然环境变迁、航运技术变革、交通商贸变化以及政治军事的考量等因素综合作用,驱动港—城空间关系不断发展演化;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演化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学者归纳的理论模式。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

人口迁移流动形式是构成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中后期后,准确判断和把握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论文基于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考察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进程和特点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与挑战。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已发生转变,并突出表现为人口回流现象不断增多、省际和省内人口迁移流动此消彼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城—城流动显著增加,人口的城-城间流动将渐成常态化;流动人口户籍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其城乡两栖生计的重心向城镇转移;住房驱动下的流动人口就地、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等。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人口回流推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性不足;城—城流动向东部少数省市聚集的态势明显;以户籍城镇化主导的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面临多重障碍等问题与挑战。最后,从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构建、城市治理方式转变、中西部小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河南省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利用全国与河南省六普数据,对河南省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1)流动人口省内空间格局具有很强的不均衡性,具有向重要热点、重要轴带、重点区域集聚的特征,呈现出"一心多点、一区四带"的空间格局,形成"多点+弓箭"的空间迁移模式;(2)河南省迁出人口具有较强的沿海指向性与地域临近性的特征,而省外外来人口具有明显的地域临近特征;(3)在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与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影响下,河南省成为全国的重要人口输出大省与人口净流出区域,人户的空间分离现象日益突出,并且人口规模东南多西北少的分布格局逐渐改变,人口分布与空间格局正发生重组。基于此,提出了河南省实现未来一系列的空间发展战略的保障措施和对策建议。     

江苏省流动人口城—镇—乡分布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以江苏省为研究区,探索了2010—2020年间流动人口在城、镇和乡（即城区、镇区和乡村3类地域类型）分布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江苏省城和镇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普遍增加,但镇的增幅明显高于城,乡的流动人口占比却在近一半的市县出现减少。② 江苏省流动人口苏南—苏中—苏北分布的梯度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苏南仍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高地,但苏中和苏北的镇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显著增强。③ 苏南一些乡和苏中、苏北一些镇流动人口占比有明显提升,体现了乡镇对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④ 模型结果显示,政府社会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强城、镇、乡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城和镇对两类流动人口占比的影响有所不同;产业的影响因城、镇和乡的不同而分异：工业在城、镇、乡均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城镇仅对省内流动人口占比具有正向作用;农林牧渔业在乡为负向影响。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分析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整体水平较低,空间分布地带性特征不明显;特大、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省会城市、直辖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其余城市多数为中等水平;城市社会融合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以峰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减和以低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增的特征.②随机森林模型的拟合度和回归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更高,能够更好地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③个人教育水平、家属是否随同、流入城市经济结构、流动人口的户口类型、流入城市公共设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依次为六大重要影响因子,它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呈现复杂性和非线性.④需要根据影响因子在不同阈值内的作用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口及流入城市进行管理和调控.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分析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整体水平较低,空间分布地带性特征不明显;特大、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省会城市、直辖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其余城市多数为中等水平;城市社会融合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以峰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减和以低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增的特征.②随机森林模型的拟合度和回归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更高,能够更好地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③个人教育水平、家属是否随同、流入城市经济结构、流动人口的户口类型、流入城市公共设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依次为六大重要影响因子,它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呈现复杂性和非线性.④需要根据影响因子在不同阈值内的作用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口及流入城市进行管理和调控.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扩散格局及驱动机制

基于街道/乡镇尺度人口普查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从规模、占比、密度和集聚度等4个层面分析北京城区流动人口扩散特征,并揭示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2000~2010年北京城区流动人口规模和密度增加,但流动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比重和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度下降,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空间扩散态势。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呈“核-边扩散”格局,城市核心区流动人口规模、密度、占比和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城市边缘区流动人口规模、密度、占比和空间集聚度逐步上升。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的“核-边扩散”格局是经济因素的直接推动、城建因素的间接推动、交通因素的硬性诱导、制度因素的软性诱导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调查研究

利用福建省近3 000名流动人口的流动史数据,采用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其初次流动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选择集聚特征,其个体的空间类型选择不仅体现了人力资本的遴选效应和家庭决策的结果,同时社会网络、制度背景和社区环境也对其空间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此外,相对于男性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集聚特征更为明显,且其空间类型选择更加受到家庭的羁绊和制度的约束。     

产城融合导向下城市扩张多智能体模型——以天津市为例

以产城融合为导向,在分析决策主体时空规律的基础上设计产城融合多智能体的适宜性评价指标,构建城市扩张多智能体模型,并对天津市2005-2020年的城市土地空间扩张情况进行模拟。结果表明：（1）该模型具有较好的可信度和模拟效果,能够有效模拟和预测产城融合导向下的城市土地空间扩张动态变化。（2）由天津市2020年城市土地空间扩张预测结果可知,未来城市用地仍以"摊大饼"式外延扩张为主,但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卫星城"已成为城市和产业进行功能融合、空间融合的起点,未来城市用地将向着产城融合的趋势演化。     

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技术,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特征展开研究。主要发现:①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南北方向上的分异比东西方向大;②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属于随机分布,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市位于高-高集聚区,哈尔滨市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③个体因素方面,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婚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80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④经济特征方面,收入与住房支出分别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⑤社会因素方面,流入时间越长、职业类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人员"、就业身份为雇主、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算,归纳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集聚现状特征,并在地理权重矩阵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各县域人均GDP的区域分异规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的旅游集聚差异整体上呈现收敛态势;(2)人均GDP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空间集聚度大体呈现稳中有降,且逐渐向均衡态势发展;(3)县域间人均GDP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旅游集聚正向效应显著,是影响人均GDP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有利于县域间旅游经济活动的合作与竞争,对于长城的保护与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客观评价的北京城市宜居性空间特征及机制

以北京市宜居要素空间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城市宜居性客观评价的分析框架,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北京城市宜居性空间特征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宜居性由服务设施因子、环境健康因子和城市安全因子3个维度构成,且对城市宜居性的贡献度依次递减;(2)各宜居主因子空间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服务设施因子呈明显的内高外低特征,环境健康因子呈东部、北部高和西部、南部低特点,城市安全因子呈多中心分布格局;(3)北京城市宜居性总体格局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且北城要明显优于南城,非参数计量方法进一步揭示出城市宜居性的距离衰减特征和人口密度分布特征具有相似性;(4)北京城市宜居性空间特征形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历史发展惯性、市场因素、政策和规划力量等因素共同作用。     

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算,归纳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集聚现状特征,并在地理权重矩阵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各县域人均GDP的区域分异规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的旅游集聚差异整体上呈现收敛态势;(2)人均GDP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空间集聚度大体呈现稳中有降,且逐渐向均衡态势发展;(3)县域间人均GDP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旅游集聚正向效应显著,是影响人均GDP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有利于县域间旅游经济活动的合作与竞争,对于长城的保护与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 空间演化研究

加快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采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三大城市群的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截面数据,运用双产业系统的耦合测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趋于上升,但仍属初级融合阶段。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从下游到中游及上游呈逐步递减趋势。（2）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增速出现空间异质性。中上游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速较快,并与下游地区的差距有所减小。（3）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差异显著。下游地区属于“高-高”集聚区,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具有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中游地区及核心城市属于“高-低”集聚区,正在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上游地区则需加快打破二者融合发展的 “低-低”集聚区困局。（4）三大城市群间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平衡。长三角城市群文旅产业的相应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领先、二者融合发展的“高-高”集聚空间趋于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