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新变化

经国务院批准,2010年7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将扩大到深圳全市。目前,深圳市经济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四区总面积395平方公里,约占深圳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而此次关内关外一体化的批复,意味着宝安区、龙岗区和光明新区将被纳入到深圳特区的版图。深圳特区的总面积将由现在的395平方公里扩容为1948平方公里。     

县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中的江苏省区际边界效应实证研究

以人均GDP为指标,运用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时江苏省区际县域间1995-2009年的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江苏省区际各县域间表现出经济一体化趋势,但边界效应对区域一体化趋势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影响了江苏省县域协调发展的速度;(2)从变动态势来看,江苏省区际边界效应呈持续下降趋势,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和区间,表现出不完全相同的演化过程和结构性波动;(3)交通条件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江苏省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但仍对江苏省区际县域边界效应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显著性.最后,从区位条件、经济因素和交通建设等方面分析了边界效应及其演变的原因.     

边界效应的测定方法及其在长江三角洲的应用

采用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构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行政区边界效应的度量方法,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对20世纪90年代江苏与浙江、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邹检验发现,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进一步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存在着边界效应;从变动态势上看,上海与江苏的边界效应越来越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存在增加的趋势,同时,江苏与浙江的边界在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减少。最后,从自然条件、历史发展、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分析了边界效应及演变的原因。     

交通方式对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影响及边界效应测度——以大别山为例

交通方式对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影响是跨界旅游区研究的重要方面。以大别山跨界旅游区为例,通过测度不同交通方式影响下的景区可达性,结果显示高速铁路、普通铁路、高速公路、普适性交通等交通方式对大别山跨界旅游区整体和局部地区的影响力不同。通过测度边界效应发现,行政边界对低等级交通基础设施的屏蔽效应强于高等级交通设施。以典型的跨界景区——天堂寨为案例,构建"时间可达性非直线系数"指标测度跨界景区的边界效应,发现行政边界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屏蔽效应存在于跨界景区之间,其作用效果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呈现显著的行政区域对称格局。运用可达性方法为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的测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有效的方法。     

省际区域入境旅游的边界效应——以北部湾为例

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加快了环北部湾的广西、广东与海南三省区入境旅游的发展。该文以1999—2008年为样本数据,运用Barro回归方程及引力模型对北部湾三省区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省级行政区边界对区域旅游合作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并影响区域旅游发展的进程。研究表明:在1998—2003年、2004—2008年两个时段,广西与广东之间的边界效应始终存在,且呈上升趋势;广西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逐渐减弱;广东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不显著;而广西与广东的边界效应增速明显高于广西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增速。边界效应的形成机理可以从历史条件、发展水平、交通设施、制度创新4方面予以诠释。     

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边界效应概念再议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背景下,边界被赋予了“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的特征,由此形成的边界效应理论备受关注。旅游的跨边界活动,在促进地区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界渗透、旅游流动、空间失衡、安全防范等系列问题,这些现实问题都迫使边界效应理论与内涵不断发展。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边界效应概念差异、共识、产生原因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归纳。结果显示,边界效应在旅游中是普遍且独特存在的,具体表现为边缘旅游地、旅游一体化、边境旅游社区等实践;虽然在旅游研究中,边界效应在评价、干预、利用方面存在新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适用性不强、解释性不足等问题,边界的阻碍力、吸引力、渗透力和扩散力的综合作用常常被忽略;边界效应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更应充分考虑边界与旅游的特殊互动关系;文章深度解析并构建了旅游中边界效应的研究框架,认为可以充分利用边界效应的动态演化特征,通过主动干预、转换利用等手段实现对边界问题的管控。     

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

城镇化是城镇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会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作用传导机制对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三种途径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同时邻近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这使得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于边界相邻地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而且,各省份的政府竞争在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跨境贸易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

以1998—2016年中国云南与相邻的老挝、缅甸及越南间的跨境贸易为研究对象,基于贸易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分析边界效应的存在性,运用阻力函数估算边界效应的阻力值,分析影响边界效应的因素。结果表明:边界效应对跨境贸易的影响明显;在跨境贸易中,越南对中国云南的跨境贸易阻力最大、老挝次之、缅甸最小;语言趋同、缩小文化和政治体制差异、人民币区域一体化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有助于弱化边界效应的影响。在推进跨境贸易的行动中,可根据阻力的大小确定贸易对象的优先顺序,并根据阻力的影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Research Note—The "Instant City" Coming of Age: Production of Spaces in China's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Shenzhen, China's first 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 not only heralds the ess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PRC's earlier domestic reform and global integration, but also demonstrates how urban spaces are rapidly produced in a socialist economy undergoing market transformation. This note identifies three such spaces: an economic space of globalization; a social space of exclusion and contestation; and a political space of governance.     

深圳快速城市化地区公路沿线土地利用空间集聚

以2005 年深圳市主要公路沿线6 类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和空间数据挖掘(SDM) 中的空间关联规则, 研究不同缓冲带内其建设用地单一类型、相邻类型及组合类型的空间聚集特征。结果表明: 主要公路两侧以工业用地为主, “三来一补”、“三 资”企业为主体的外向型乡镇企业加快了特区外的农村城市化进程; 城市公共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用地缺乏, 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城市经济功能的协调; 单一类型建设用地景观分异特征趋向于距公路越远, 出现频率越小, 且随着逐渐远离公路线出现了若干次级集中区, 距公路500-1000 m 可作为识别该次级中心的特征带; 两类建设用地之间的空间邻近分布特征表 明, 以各类建设用地为中心与其他类建设用地在公路线附近均表现邻近, 沿线附近和较远距离上随工业用地出现峰值, 同时出现其周围住宅用地的聚集, 特区外该类现象尤为明显; 土地利用组合特征表明各类建设用地均呈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以各类建设用地与工业用 地的组合尤为普遍, 体现了研究区尤其是特区外主要工业承载区中经济活动空间以工业区为 中心的集群效应。     

珲春原图们江地区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建设研究

珲春-图们江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是吉林省向外开放的门户,也是东北地区向外发展物流的主要节点地区。借助珲春-图们江地区边境口岸通道优势,发展边境口岸物流业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意义非常大。本文阐述了珲春-图们江地区边境口岸、对外通道、陆海联通航线的物流运输载体的建设情况,指出该地区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边境外贸量小,东西向物流量少,对外通道“通而不畅”,物流企业基础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制约物流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城际比较

应用系统分析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深圳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了深圳和广州的土地利用效益.结果表明,从1996～2003年,深圳市土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都呈现增加的趋势,其中经济效益增长最快;与广州市相比,深圳市土地利用的单项效益和综合效益都较高,特别是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但与香港或其它国外发达城市相比,其土地利用效益仍较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深圳市各区域之间土地效益差异较大,宝安和龙岗两区的土地利用效益较低,是效益深圳建设的主要突破口.建议:深圳市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     

生态交界带特征与动态变化机理分析

文章论述了生态交界带是两个以上生态系统交接的过渡带，它具有特有的生态系统结构，生态交界带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物质，能是以及信息的交流与相邻生态系统有密切的联系，但又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其动态变化机理显示生态交界带内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均衡状况。     

广州民营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1995-2004年广州各区私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广州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高度相关,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其区域经济相对较弱,发展迅速的地区则较强;(2)近10年来民营经济在各区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民营经济的区域协调,需要对其发展实施区域调控;打破区域界限和所有制界限,在更大范围实现民营资源的配置与优化,实现产业的转移与延伸;借鉴上海青浦模式,引入循环经济思想,建立民营经济开发区,以克服中小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劣势。     

论中国主要沿边省区地域开发战略的调整*——以新疆、云南、黑龙江三省区为例

从区域开发的理论模式及其评价入手,结合沿边省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国家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以新疆、云南、黑龙江三省区为例,提出了中近期中国主要沿边省区的外向性地域开发战略。     

关于组建珠港澳经济区的初步构想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澳门与珠江三角洲之间已逐渐形成一个联系密切、优势互补的经济区域。本文分析了该经济区的形成条件及其在中国、亚洲的地位和作用。并建议开展全经济区协调性规划，处理好区内经济分工，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主要城市的协调发展，并建设统一的区域性基础设施，使经济区发展更上一层楼。     

环境污染对东莞市地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东莞市32个镇区1995～2000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状况的考察表明,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东莞市北部水乡,尤其是水乡下游各镇区的经济增长,妨碍了其优势的发挥和产业的升级.一个地域环境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完全局限在该地域内,承受最大影响的往往是其下游地域和下风向地域.水乡上游保护区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环境并不一定会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