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度量研究进展及其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智慧城市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侧重于将信息技术用于城市建成环境和人的行为分析,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此,本文对现有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量表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不同形式量表的误差等问题进行了总结。目前的研究大多对生命满意度和情感幸福感分别加以度量。对生命满意度的度量主要采取单条或多条的反映性量表,以Cantril的自我标定梯形量表和Diener等的生命满意度量表为代表;对情感幸福感的度量也以反映性量表为主,包括单条的Gurin量表与多维度的核心情绪量表和PANAS量表。针对短期情感体验的调查,还发展了诸如经验取样法和日重建法等专门的方法。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仍以自陈量表居多,其中存在很多测量偏差。基于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体系和西方地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本文提出了值得未来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几个话题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和相关研究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面临转型,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与幸福感是新时代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结合休闲的时间与空间要素,构建“休闲-幸福感”理论模型,以广州市为例,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均会对城市居民的休闲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休闲时间的影响更大;休闲时间、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休闲满意度则受到休闲时间、休闲空间和休闲参与的影响;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是建立休闲与幸福感内在联系的重要中介机制。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1)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2)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3)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北京城市办公集聚区外部环境的主观评价

以写字楼为主要载体的办公活动正成为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关注城市办公人员对其工作场所及其环境的主观感受,不仅可以为城市办公空间及外部环境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而且对城市建成环境运行质量的提升以及宜业城市建设的推动具有很大现实意义。本文以北京市10个具有代表性的办公集聚区为调查采样地,选取安全性、通达性、舒适度和便利度作为评价指标,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一手数据来评价从业人员对其所在写字楼周边外部环境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①被调查者对北京城市办公空间外部环境整体上较为满意。其中,对安全性评价最高,轨道交通和办公配套服务网点建设滞后导致舒适度和便利度的满意程度较低,是当前急需改善的地方。②性别、年龄、学历、职位等个体因素对办公集聚区外部环境的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职位较高的从业人员对其办公场所的外部环境要求更高。③根据主观评价结果,城市办公集聚区可划分为成熟优越型、发展提升型、滞后型以及不协调型4类。北京市各类型办公集聚区的评估结果揭示了办公空间外部环境现状与从业人员实际需求的差异程度,并为分类进行环境提升改造提供了依据。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当前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研究认为,城市并不必然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更好的城市让生活更幸福。为此,本研究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整体上高于乡村居民,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推动城市住房政策改革、进一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新型市民化模式以及推行更为健全的劳动政策。     

三亚市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旅游消费移民的代表性群体—季节性旅游移民为对象,构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以典型的旅居城市三亚为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仅对正面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均正向显著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2个维度,且对负面情绪有显著抑制作用。基于实证分析,从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等层面提出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居民幸福感的城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多尺度模型的研究

居民幸福感是建设和谐社会与检验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内容。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围绕幸福感空间差异展开,解读背景环境特征与其关系。国内已有研究缺乏基于个体与城市尺度的联合分析,且缺少城市特征对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综合考虑。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问卷,采用多尺度建模方法,分析居民幸福感的城际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在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最低;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有负面影响,收入可以缓解城市规模负面影响的程度;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积极的环境评价对居民幸福感有正面影响;良好的社会治安与人文环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为正。     

居住迁移背景下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差异

邻里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间,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居住迁移的普遍发生,邻里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更加复杂.人们对邻里环境的偏好和选择受到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的影响,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邻里环境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论文基于广州市的调查问卷数据,选取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有居住迁移行为的...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②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③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     

基于主客观生活质量评价的农村发展差异分析——以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为例

从居民生活质量角度评价区域发展程度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本文以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为例,在抽样农户调查基础上,基于小康监测体系中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的主观评价体系,分别测算了村级客观、主观生活质量指数,运用聚类法与差异贡献率法,开展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居民主客观生活质量的对比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1客观指数上,99.29%的村庄低于北京农村的平均水平,村间差异显著,高指数村庄主要分布在地势平坦的近郊区;2主观指数上,具有一定地域趋同性,离城区越近主观满意度越低;3综合来看,深山区与近郊区的村庄自身存在较大的主—客观差异,18.95%的村庄综合生活质量较差,文化娱乐、信息教育、生态环保等生活品质是限制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4差异扶贫、提升人口综合素质、扶持生活质量高维度相关产业发展以及开展扶贫动态监测与开发规划,是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区域发展水平的主要驱动力。主客观生活质量评价能够深入反映区域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间的关系,可作为区域综合发展决策的重要辅助方法。     

中国旅居者文化融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文化融入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旅居群体为例,着重探求文化融入与生活质量间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生活质量与英国文化融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86,与国际认可的Ward系数基本吻合;在文化融入的众多指标中,“与本地居民交往”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中国旅居群体在伯明翰的文化融入状况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但是这种需求远远没有实现,致使整体生活满意度偏低。为了缓解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中国旅居者特别是“分离”等类型的群体十分依赖中国文化并从中寻求各种支持,表现为居住的集聚及族裔经济的繁荣。但研究表明,对母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与生活质量提升并无直接关联;而“整合”与“同化”人群英国文化融入的行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较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比较高。     

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将1997-2012 年划分为4 个时段,采用ArcGIS 与次序多元Logit 模型分析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探讨住宿业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同演化关系,反映城市空间结构重组特征。结果表明：① 北京住宿业时空演化的向心集聚与离心扩散趋势并存,属于相对扩散;扩张表现出集聚特征与方向上的差异性;同心圆式、局部扇面式、廊道式、飞地式、填充式等扩张形式并存;② 可达性、基本地价、空间集聚是住宿业时空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③ 城市化进程影响住宿业的区位转移,住宿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塑造力量之一;④ 塑造城市结构的离心扩散作用增强,城市空间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增强。     

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高尔夫旅游不仅是中国旅游资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产业从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调整的重要支撑点。选取北京市作为研究区域,对18洞及以上共51处标准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2000年缓慢发展阶段,2001-2011年蓬勃发展阶段。②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态已经出现多中心特征,由空间点状集聚分布转向扩散化并形成线状网络体系。③从球场面积的空间容量分布来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中心城区球场密度大,但空间容量规模低;外围新兴区域球场密度相对较低,但开发强度高,空间容量规模大。总体上看,区域地形特征、重要水系分布、交通区位条件、配套服务设施、关联产业开发、土地价格、规划及政策引导等各种要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影响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