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合作与冲突视角的“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研究

全球暖化背景下,发源于“亚洲水塔”的国际河流水文特征的改变加剧了区域内地缘关系的紧张性,致使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备受关注。利用新闻大数据GDELT中的合作与冲突事件表征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对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演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愈加紧密,区域地缘关系网络趋于稳态。②国家间合作网络逐渐呈以中国为中心的放射形结构,巴基斯坦是区域冲突网络的核心,区域内合作与冲突水平极化现象凸显。③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互动的对等反应特征明显,地缘关系模式的演化表现出一定的时空惯性。④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战略价值重构以及地缘文化因素的潜在作用共同推动了“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的演化。     

基于贫困分级的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是中国贫困县最多的山区省份,同时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典型省份。针对当前研究中未能深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各地贫困程度关联性、未能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忽视关键地理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等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各县按照贫困程度的差异划分为4个类别,使用云南省129个县（市）2010—2018年产业、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地形-气候综合优劣度”作为非经济指标,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和空间格局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了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认为有必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地区碳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气候治理的中国承诺,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需求。基于生态足迹、投入产出的方法,利用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及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对碳中和目标下地区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地区生态安全及协调水平持续下降,二者在区域上呈现趋同特征。2000—2017年间,全国整体ESI指数从1.08上升至3.06,ECI指数由1.413下降至1.261,24个省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等级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规律,安全等级低（或高）的地区对应协调水平也低（或高）。② 全国生态“欠账”增长迅速,地区补偿呈现东“补”西“偿”中“平衡”的结构特征。基于碳中和的近期实施与远期目标构建了“净零排放”与“净零贡献”两种生态补偿方案。在“净零排放”方案下,全国需支付的生态补偿从1334.57亿美元增长至83819.61亿美元,生态赤字增长迅速;该方案下,三大沿海经济区长期为补偿支付地区,但其支付的全国占比在逐渐下降;与之相对应黄河及长江中游地区补偿支付比例迅速上升。净零贡献补偿方案下,全国范围补偿会计平衡,地区补偿结构表明东部为补偿区,西部为受偿区,中部基本平衡。     

中国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时期到2030年,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老龄化压力与劳动力市场缺口使大城市纷纷出台“抢人”政策,市民化程度亟待提升,焦点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每年户籍人口转化数相差很大,学界对此缺乏研究,使得城市每年能“化”多少户籍人口成为重要学术问题。本文结合自然和社会两个视角,选取简明指标,构建可能—满意度模型,测算4个超大城市年均户籍城镇化转化缺口,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超大城市户籍缺口的主导因素。影响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因素主要是医疗、教育和供水。城乡治理亟需转变被动和僵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弹性的常态化治理。     

新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微观机制与测度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框架,从人口与产业集聚匹配性的视角分析了新疆地区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通过引入内含空间因素的测度指标,对新疆地区差距现状及其演进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疆地区差距是集聚机制作用下人口与产业（进而产出）集聚不匹配的结果,在此机制作用下,新疆地区差距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各梯度之间差距明显,其中第一梯度和第四梯度地区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不匹配是新疆地区发展失衡的主要动因。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未来新疆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其特殊区情,先“动钱”、再“动人”,通过集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贸易结构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演变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与人文地理学研究

全球化、城镇化作为驱动人地系统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和改变的关键过程,持续推动着城乡关系的转型与重塑。本文认为乡村孕育了城市,乡城关系实质上是母子关系,是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人文要素转移、人地关系转变、城乡发展转型的一种综合表征,具体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乡村与城市之间土地非农化、人口城镇化、产业园区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等诸多方面;传统的城乡关系认知忽略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多维联系,以及城乡融合系统这一重要地理综合体及其功能价值,成为产生乡村短板效应凸显、城乡发展权能受损、城乡地域功能紊乱等突出问题的根源;转变城市偏向发展观念,基于乡村母体思维,创新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是破解当前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现代人文地理学迫切需要强化与自然地理学、信息地理学交叉研究,创建天—空—地一体化人地系统协同观测体系,突出乡村人地系统的远程耦合性和系统综合性,重塑全球乡村观、乡城系统观,探究可持续的全球乡村人地关系、城乡融合关系、村镇居业关系。乡村人地系统研究应聚焦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及其复杂交互过程与效应,以多学科交叉、新领域拓展与新学科培育为支撑,创建人地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与多源数据融合计算方法论,基于过程—机理—格局的研究思路和监测—模拟—决策支持的技术路径,探寻实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与乡城融合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全球共同治理的有机衔接路径。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城镇购房衡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向特征与形成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置房产切合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民化的要求。研究购房定居或准备定居城镇群体的流向特征,有助更好地落实有效供给。随机问卷调查乡村务农人员、打工者,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其背后的家庭成员,采用回忆或电话问询方式填写农村购房转移个体和家庭基本状况,获得江苏、河南、陕西等24省区1327份有效信息,分析中国购房转移群体的流向特征与态势,用Spearman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究购房流向分异的成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购房转移人口少,2000年以来渐多,趋向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多购房转移到规模较大或等级较高的城市。省区内城市,尤其县级城市是购房转移主要地,镇吸纳能力整体较弱,原住地层次影响迁住地高度。东部地区省区内购房转移多元分化,中部地区在县级以上城市分散购房转移,西部地区购房转移到省区内地级以上城市占一半以上。需求互补性、中介机会、距离远近影响购房转移及其分异,获得期望的经济收入加以城市的吸引力,是人们在工作或打工地购置房产的深层原因;没有稳固工作地点,一般倾向家乡的县级城市、镇或者就近的高等级城市购房。购房转移和流向分异与教育程度、固定工作与否、是否购房地工作、现工作地时间、购房年龄等个人或家庭发展条件的因子显著相关,是宏观社会环境政策影响、中观城乡系统各种媒介作用与微观个体或家庭成员主观行为多向耦合综合驱动的结果。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生态环境剧烈变化与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变使中国城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城乡治理面临新挑战。社会—生态韧性理论与城乡治理实践存在紧密关联,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欠缺。论文以中国城乡发展问题为导向,厘清社会—生态韧性与城乡发展的关系,构建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将社会—生态韧性的核心理念(耦合、自组织和学习)引入城乡规划、个体参与和政策制定,将促进城乡融合和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城乡治理中,需要将社会与生态问题统筹考虑,贯彻人地耦合的理念,形成多层级的城乡协同治理网络,促进适应性治理,培育不同尺度城乡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创新,尤其要重视城乡社区的学习、适应能力构建。实践中需要充分利用空间规划工具,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乡空间治理范畴,协调城乡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的关系,增强城乡对不确定性的缓冲和应对能力。     

中国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时空交互耦合关系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该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对2005-2018年我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二者协调度指数均值由0.296升至0.319,年均增长率为0.577%。2005-2010年、2011-2014年、2015-2018年二者协调度分别表现为“倒V形”“V形”“N形”演变趋势,3个阶段协调度高低值差异进一步收敛,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韧性增强。2)各地市的协调度极差由0.557降至0.523,全国尺度的空间均衡趋势明显,高水平协调向西、向南转移;东部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溢出效应明显,边缘城市及中、西部主要城市群中心城市表现为虹吸效应。3)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交互响应均呈现“正向—负向—正向—稳定”的特征,与“N形”演变规律吻合;经济实力、政策支持、城市层级共同作用于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迈向城乡共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演变解读

城乡关系历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及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探究城乡关系及其治理逻辑,论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研究热点,结合时代背景解读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进而揭示城乡关系的脉络特征与治理变革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经历了4个阶段,形成了“城乡关系向好发展—城乡关系再度失衡—城乡关系调整完善—城乡关系一体化发展”的演变脉络;折射出“打破城乡分割”“偏向城市领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治理逻辑;十九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城乡融合的方向发展,迈向城乡共治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治理趋势。最后,文章从废除城乡二元体制、建立新的配套体制机制,打破学科界限、融合跨学科知识和实践交叉应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机结合等方面对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共治进行了研究展望。     

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的重点任务之一,新的发展环境及政策框架正促使海南省城乡关系快速转型。采用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回归模型,从城乡空间、经济和社会等维度,分析了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省城乡协调综合指数呈现明显的先降后升态势,由1988年的0.319 9到1993年的0.153 9,2019年达0.851 9;②海南省城乡各子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波动上升态势,耦合度主要处于磨合和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最后达到中级协调,城乡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增强;③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经历城乡二元加剧、城乡二元固化、城乡关系趋缓和城乡一体化初期四个阶段,低水平城乡均衡发展是重要特征,高质量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关键;④经济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最为明显,但呈负相关,其次为市场消费、产业结构、乡村发展、交通通达性、城镇发展和政府行为,对外开放对城乡关系演化影响相对较弱;⑤制度创新、对外合作、产业优化、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1985-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准确定位城市功能是促进城市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1985-2015年的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利用多元线性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诊断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与空间演变格局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通过深入分析各主导因子的驱动机制,对京津冀的城市发展进行功能定位。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规模、速率、方向和稳定性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将城市类型分为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稳定型、不协调波动型;② 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的主导驱动因子包括GDP指数、人口密度指数、财政收入指数,空间演变格局差异的主导因子包括到城市中心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③ 根据分析结果,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规划为核心经济引领城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和稳定经济涵养城市,对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