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转型成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CD

基于城市经济转型内涵,应用以综合赋权为基础的模糊物元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模型等评价方法,对2000~2012年中国城市经济转型成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2000~2012年中国经济转型低值地区发展速度提升较快,高值地区发展有减缓趋势,但整体呈现出较好的转型态势且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2005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取得成效并不显著。2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空间格局变化甚微。经济规模扩张度、结构优化度、发展持续度在空间上呈现正向变化,转型成效明显;经济效益提升度却呈现出正反向回旋式变化,说明转型中政府政策的实施存在时滞效应且转型对就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3城市经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性基础因素奠定了城市经济转型的基础,提升性动力因素为其注入了活力,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当前经济转型现状,未来影响城市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内生发展能力和政策导向因素。     

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初探--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需要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本文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对15个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进行评价并排序,以期对各城市及所在区域城市化水平有全面、总体性的认识。     

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海洋经济转型的内涵,构建包括6个分维度在内的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粗糙集和灰理论组合赋权综合评价法,对2001-2011年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成效进行测度研究,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及GIS空间分析技术对结果进行时空格局演变分析,结论如下：① 从全国层面来看,2001-2010年中国海洋经济转型整体集中在中低值区域,2010年以来,各区域转型均取得明显成效,海洋经济转型差距逐渐缩小,但整体差距仍然存在。② 从6 个分维度层面来看,海洋经济发展度稳步提高,但空间格局没有显著变化;海洋经济转型度、发展条件支撑度、资源集约利用度、生态环境响应度在空间上呈正向变化趋势,转型成效较为明显;海洋产业就业度呈反向变化趋势,说明转型对海洋产业就业存在挤出效应,对海洋产业就业产生重要影响。③ 中国海洋经济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及腹地经济差异等。未来影响各省份海洋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科技水平、海洋管理体制等。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看,许多资源型城市已经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困境,有些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会因资源枯竭而呈现"矿竭城衰"的现象,然而有些城市根据发展实际,进行适时转型,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根据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共性分析,在总结国际上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来判定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从产业生命周期、产业竞争力和城市转型定位等四个维度框定城市转型理论分析,进而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提出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东北地区是以耗竭大量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外延型经济发展典型地区。经过近百年来的开发．区域资源趋于枯竭．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问题和矛盾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体制原因。本文分析了东北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问题．阐明了其经济衰退的机制和问题的成因．提出了今后东北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四种模式——综合性发展模式、主导产业转型模式、培育接续产业模式、资源带动发展模式,论述了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破解的三大难题——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生态环境整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演化弹性理论的中国老工业城市经济转型过程比较

运用演化弹性理论（evolutionary resilience）采用经济周期模型法和偏离—份额法,从增长和结构两个方面,比较分析沈阳市、重庆市和武汉市3个典型老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结果发现：① 重庆市和武汉市经济增长能力水平具有显著地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的阶段性特征;沈阳市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适应循环周期特征,目前处于由维持向释放过渡的阶段。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市3次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第二产业增长放慢的结果。重庆市和武汉市3次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③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沈阳市和武汉市制造业结构演替受老路径增长能力变化影响较大,重庆市制造业结构演替是在新老路径都保持较高增长能力背景下稳步推进的。④ 21世纪初以来,沈阳市新路径的演化呈现出低端化特征,而重庆市和武汉市新路径的演化呈现出高端化特征。本文将弹性理论应用到城市经济转型研究,实证了弹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     

标度律视角的城市效能测度及中国城市多维要素效能分析

"城市标度律"(urban scaling laws)揭示了城市系统中城市人口和城市要素间普遍存在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但目前大多数城市评价忽视了这种关系,常使用人均指标比较不同规模的城市,这会导致评价结果偏差.为此,考虑城市人口和城市要素间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构建了要素效能指数,用以修正城市规模的影响,度量城市要素实...     

中国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升抗风险与自我发展能力对连片特困区而言意义深远。经济韧性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应对冲击时抵抗、恢复、调整及转型能力的指标,能够有效评估连片特困区的抗冲击能力和返贫风险。基于中国12个连片特困区的地市级数据,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及核心评估变量对其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与对比,并运用多种回归模型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小于非连片特困区,二者虽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但非连片特困区增速略快。进一步对指数分解后发现,连片特困区与非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的差距主要来自于适应与调整能力的差异。② 罗霄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经济韧性均值最高,而滇西边境山区、六盘山区、四省藏区最低,东西差异明显。③ 大部分片区经济韧性逐年递增,经济韧性越高的片区往往增速越快,但四省藏区、六盘山区、吕梁山区经济韧性出现下降趋势,其中,吕梁山区下降最明显。在对不同片区经济韧性分解后发现,不同片区间适应与调整能力差异最大,创新与转型能力差异最小。④ 地理区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财政自给水平、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等变量对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响。⑤扶贫政策有利于增强片区经济韧性,经济韧性较低的片区对扶贫政策的依赖程度更高,其中,四省藏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对扶贫政策依赖最为严重。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波动特征与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借助H-P滤波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2000~2014年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资源型城市经济总量保持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与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历程相吻合;② 第三产业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而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作用强度仍然较弱;③ 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可划分为试验阶段、全面启动阶段和深化阶段,经济转型深化过程中应加强实践探索,激励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有利于衡量测度的指标体系。     

品牌旅游城市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及形成分析

从中国省际旅游城市分布特征出发,重点分析各省份社会经济因素对热点旅游城市形成的影响。以优秀旅游城市为基础,旅游百强城市为对象,分析不同省份品牌旅游城市形成率的差异性,中东部地区品牌形成率较高,而西部边疆地区品牌形成率低。以各省份人口密度、人均GDP、交通区位和优秀城市数为关键指标构建品牌形成率系数方程,定量分析各因素对品牌形成率的影响,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对品牌形成率的影响最大,边际贡献分别为0.37,0.32。优秀旅游城市、旅游百强城市和品牌形成率的省际差异表明,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构成中国旅游的地理枢纽。研究结果为通过外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品牌旅游城市建设提供事实依据,也为在实践上认识中国旅游的地理格局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地级以上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根据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比较法、模型法和主成分法,分析其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不同规模城市的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的比例差距明显,而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的比例差异较小;②随城市规模增大,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比、道路广场用地的比例符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以下简称《标准》)、《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以下简称《规范》)的程度呈上升趋势;③居住用地比例超出《标准》上限城市较多,且城市规模越小,超标比例越高;④中等规模以上城市的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偏低,而中小城市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偏高;⑤特大城市中工业用地比例超标城市数量较多,而中小城市低于《标准》下限的较多;⑥随城市规模增大,道路广场用地比例低于《标准》下限的城市所占比例降低;⑦地级以上城市中至少有1/3城市绿地比例不及《标准》下限;⑧城市规模越大,土地利用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土地利用类型越齐全,且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指数高的城市呈集聚状,呈现"群"状特点,土地利用结构均衡度递增,但优势度趋减;⑨经济因素、产业结构、交通设施水平和城市人口是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次序不同。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2006—2016年 人口密度变化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土地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导致城市建成区总体人口密度下降,研究建成区人口密度的变化规律,对于城市健康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2006—2016年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差异,并探讨人口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由2006年的10 845人/km2降低至2016年的8 279人/km2,平均每年降低2.66%。2）超过5/6的研究城市的人口密度降低,但不同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率存在显著差异。人口密度快速降低、中速降低、缓慢降低和密度增加的地级以上城市分别占比为13.3%、30.5%、41.1%和15.1%。3）人口密度快速降低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人口密度中速降低和缓慢降低城市主要位于中部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呈现两极分化,主要包括北上深等人口快速流入城市和经济发展缓慢的小城市。4）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区位因素、城市发展政策是影响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加快服务业发展对于提升城市与区域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运用熵值法、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对2003,2013年35个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可分为高水平、中等水平和一般水平3种类型。2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格局,沿海、沿江及港口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3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正相关。4城市化水平、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影响最为显著。     

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化与城镇空间耦合格局及驱动因素——以徐州市为例

整合脱钩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测度模型,采用ESDA和GWR等方法,以镇域为研究单元,分析了2003~2015年徐州市工业化与城镇空间耦合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徐州市工业化与城镇空间的脱钩关系呈现由无脱钩向绝对脱钩状态演化,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呈增强趋势,但耦合作用不强;徐州市镇域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程度呈波动性增强之势,各镇域间差异在逐渐增大;徐州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差异的“一带”、“两翼”格局正在形成,交通区位优越类镇域尤为显著,表明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的禀赋基础正在发生改变; 弱响应镇域主要集中于远离城市且区位不便的区域,持续表现为冷点区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格局具有一致性;徐州市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的影响因素作用程度呈现政府调控>投资因素>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的特征,且均呈减弱之势,但各因素的影响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聚类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根据城市职能主因子得分,结合城市规划及发展实际,将地级以上规模城市分为区域综合性城市、第二产业城市、交通城市、文化旅游城市、地方中心城市5类。(2)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以中等水平为主,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提升空间较大。(3)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城市人口等是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职能城市用地结构的影响次序和影响程度异质性明显。     

广东省中心城市发展潜力分析与省域城镇空间发展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在SPSS 13.0统计软件支持下,对广东省21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并将第一、第二和综合主成分按其得分水平进行了等级划分.结果表明:各主成分所代表的经济活力、农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潜力,在省域范围内的地域分布具有不同的特征,且三者间差异较大.据此提出了有利于广东省城镇空间合理有序发展的几点启示.     

广东省中心城市发展潜力分析与省域城镇空间发展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在SPSS 13.0统计软件支持下,对广东省21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并将第一、第二和综合主成分按其得分水平进行了等级划分.结果表明:各主成分所代表的经济活力、农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潜力,在省域范围内的地域分布具有不同的特征,且三者间差异较大.据此提出了有利于广东省城镇空间合理有序发展的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