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水三线”地区生态经济枢纽区基本理论与建设布局

中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资源组合不匹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空间区位又决定了其具备促进区域协调、沟通国际国内、调整经济结构、筑牢生态屏障的战略地位。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生态经济枢纽区,将有助于改善西北及全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全域生态安全水平,同时也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立足中国西北“水三线”空间格局,依据国家战略定位与生态经济功能,基于对研究区人地环境、城市群与城镇发展体系、人口布局与民族构成的全面解析,解读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基本内涵,其可归纳为生态功能区、经济枢纽区、文化融生区、深陆通道区四个方面。进一步,本文综合宏观布局、资源禀赋、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等视角,阐明了生态经济枢纽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构建了西北“水三线”地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并提出河西、兰西、天山北坡、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四大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建设格局与发展途径,探索了生态经济枢纽区与国家战略布局的互动关系。以期助力中国新时期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深陆”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自1984年, “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提出以来,“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在20世纪80~90年代得到大规模实施。海岸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个一级重点经济带构成“T”字型,长江经济带将内地2个最发达的核心地区（成渝地区和武汉地区）与海岸经济带联系起来,其腹地几乎包括半个中国,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以水运为主的、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管道以及超高压输电等组成的具有超大能力的综合运输通道,其巨大的发展潜力是除海岸经济带以外的其他经济带所不能比拟的。“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海岸带和长江沿线作为全国的一级发展轴线）已经得到国内诸多知名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认同,符合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合理化的要求,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今后几十年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的战略将是长期的。     

黑土保护与粮食安全背景下齐齐哈尔市国土空间优化调控路径

市域国土空间规划是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基于黑土资源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东北黑土区的市域国土空间规划需统筹考虑黑土保护与粮食安全双重目标。本文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例,建立了融合格网尺度与行政区尺度的黑土区国土空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市域“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诊断了其耦合协调状况,并以区域发展的多元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为导向,提出了齐齐哈尔市黑土保护与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国土空间优化调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8年齐齐哈尔市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三生”功能轻度失调和勉强协调地区占比有所增加。国土空间格局冲突表现为“三生”功能协同性弱,冲突强度地域差异明显,对黑土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利用存在一定风险。本文以多尺度下“三生”功能冲突诊断结果为约束,建立了“三生”空间格局优化配置模型。研究认为,东北黑土区市域国土空间功能提升要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基础上,坚持以黑土保护利用为导向,统筹“人—水—地”资源要素的组合与匹配,依托现有工业基础和产业优势,分别从引导优势功能区发展、加强重点城镇建设、提高黑土资源利用效率,协调城乡国土空间利用水平等路径来具体实施。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启示

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导向。“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提出意味着“旅游长江”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而言,其价值为：①从空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从“区域旅游”向“流域旅游”的空间拓展;结合城市群崛起,联动未来以跨区域完整的地域自然山水和文化生态单元,将形成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主干骨架。②从时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了旅游业发展从区域“支柱产业”向“全局战略性产业”提升,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向同时兼具“产业”和“事业”特征的旅游业本源属性回归。③从对外开发合作看,首次实现了“国内区域旅游发展”和“对外国际开发开放”的联动对接。以国内开发促进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统筹联动式开发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流域性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一系列区域性的的研究命题,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区域重点发展战略,这些命题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城市群旅游与生态功能区旅游对接协调”、“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整合提升”、“生态功能区旅游主业化改革推进”、“沿海、沿边旅游业国际化开放对接”、“流域性旅游业综合治理”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

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具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湾区”地带,因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而举世瞩目。本文以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珠三角9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该城市群发展进程中的“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吸纳作用在后期近乎消退,人口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后期也明显减弱,而空间扩展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效果比较有限且后期呈现负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判断,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之间具有短期间的互促发展效果,但是尚未形成城市群应具有的长期稳定的互促机制。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三角城市群应积极推动产业类型不断提升以集聚高素质人口,积极引导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匹配发展,并构筑多层次且协同互补的产业空间,以此深化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的协同发展格局。     

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

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全的体制机制是这一地域广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大河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按照“国外经验—国内实践—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思路,本文从流域综合研究和规划、区域协调机制、管理体制、法律法规等方面探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体制机制保障问题。从国外经验来看,大河流域经济带的建设管理强调深入的系统综合研究,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设置综合性的政府管理机构,建设流域开发综合法律法规体系。国内在长江开发与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也建立了一些长江流域开发管理机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跨江发展、飞地经济、港口整合、通关一体化等区域合作机制方面有所突破,总体上仍存在缺乏综合性的国家管理机构与系统性的政策支撑、区域与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区域市场一体化受到行政壁垒制约、流域开发管理缺乏综合性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为有效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尽快理顺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发展管理的体制机制,包括成立长江经济带开发管理委员会,建立多层次协调平台与机构,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实行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模式以及制定和出台《长江法》等。     

基于“蜂鸣—管道”模型的中国城市知识合作模式及其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     

天山北坡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与空间布局

城市群是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形成发育过程是一个各城市之间由竞争变为竟合的漫长自然过程,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天山北坡城市群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的北疆地区,是国家“十三五”期间推动建设的19个城市群之一,也是重点建设的两个边疆地区城市群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唯一一个城市群。本文分析了天山北坡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础、发展机遇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天山北坡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设想。按照“创新驱动、开放带动、内外联动、重点撬动、兵地互动”的发展思路,未来可将天山北坡城市群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全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加工储运基地、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边疆民族团结和兵地融合发展示范区;按照城市群内部干旱脆弱的生态功能区、产业集聚的生产功能区、城镇集聚的生活功能区三大功能分区管控要求,做实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带）,做强一圈（乌昌五都市圈）,做通两轴（乌拉斯台口岸-准东-南疆库尔勒轴线、克拉玛依-奎屯-南疆库车轴线）,做精四区（包括奎独乌胡都市区、石沙玛都市区、克拉玛依都市区和吐鲁番都市区四大兵地融合型都市区）,形成由 “一带一圈、两轴四区”组成的“夫”字型兵地融合发展空间新格局。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作为当前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论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抓取等手段,以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吻合,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② 城际层面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以城市群首位城市为中心的要素集聚“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较为鲜明;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科技创新、对外开放、金融等要素的集聚格局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化和集聚分布指向特征;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等级规模结构分布总体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可分为“均衡型”和“离散型”2种类型,首位城市要素集聚首位度随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高低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比较研究——以14个城市群为例

互补性指基于区域间禀赋差异,借助“流”要素促进区域间优势互补,使得总体效益大于个体之和。从互补性概念出发,以中国14个城市群为案例研究区,借助SPSS对应分析及ArcGIS平台,结合能够反映互补性的统计量指标总惯量,对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差异较大,以长江经济带为轴,向北向南土地利用互补性增加;② 中国超大型城市群城市用地类型综合化特征显著,土地利用互补性低于全国重要地区城市群;③ 大多数城市群5年间互补性呈现下降趋势,城市间产业同构,缺乏特色。未来在合理的城市群规划基础上,加快相关民生政策跨行政区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协调区域间土地供求关系,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形成协调互补的城市发展格局。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2)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3)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4)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5)针对不同发育阶...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对比分析

“流空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城际客运交通流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城市联系强度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刻画,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上海市为主核心,苏州、南京、杭州为次核心,通过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交通轴线组成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城市网络,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为核心节点,周边次中心城市与其省会交通联系紧密,但城市间跨省联系较弱,本省城市仅与另外两个省会城市存在突出的向心性联系;成渝城市群高等级联系网络大多指向成都、重庆主城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足,成渝城市主轴线在强交通联系推动下发育成型,但川渝接壤地区的城际客运联系存在“断层”。②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在网络化演化进程中,具有城市群“等级-网络”的基本演化特征,其中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核心-边缘”的双核或三核结构,长三角城市群已出现多核网络化发展趋势。③高速铁路作为新兴要素流,对公路、普通铁路等传统要素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增强了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是驱动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的新动力。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与时空跃迁特征分析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突变级数法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市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定量测度和定性评价,分析了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和时空跃迁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大部分城市处于较不安全和较安全水平区间,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② 长三角城市群中部和东南部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结构稳定性更好;南通市具有最大的空间依赖性,而上海市表现出最小的空间依赖性;LISA（Local Indicatio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移动方向的分析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生态安全演变上体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③ Moran’s Ι 的空间凝聚度 $ {K}_{t} $=0.698,即不发生类型跃迁的概率为69.8%,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存在一定的格局变动但自身相对位置不易发生改变。探讨区域生态安全的协同增长机制,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的诊断与调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为其他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省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21世纪前半叶,各种空间尺度的城市群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省域城市群必然成为省(区)发展战略的主要牵引板块。一方面,省域城市群的深度整合迫切需要城市群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与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整合理论需要通过城市群建设实践进行提炼与升华,并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通过中原城市群初步整合,以及内聚和外联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实践,探索了省域城市群整合理论的深化及其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具体来说,内聚以营造现代都市区,构建能够带动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外联以营造省域现代城镇体系,构建能够承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区域支撑体系"。对中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研究,可为其他省域城市群的发展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城市技术创新与合作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与合作是引领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前技术创新与合作对城市/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尚不明晰。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区域,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6—2018年间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以及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能力以及绿色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均显著提升,同时在群间和群内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下游城市群及高等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水平。② 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呈“U”型关系,而城市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则呈显著正相关。③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整体实现了区域绿色协同发展,但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大多数城市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在科技创新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城市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均对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群体效应,而发展中的城市群应努力度过创新的“黑暗期”,尽早跨过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门槛值”,并大力提升对外技术合作水平。     

长江经济带产业的集聚与演化——基于开发区的视角

推进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对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开发区为研究视角,从时空两个维度刻画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特征及空间集聚状态,重点剖析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开发区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全国而言优势显著,但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开发区的产业能级存在梯度差异;开发区产业布局主要依托“城市群-中心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格局,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集聚在资本雄厚、矿产资源丰富或沿海沿江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已形成规模不等的集聚连绵区。从演变特征看,开发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度与其设立时间正向相关,且存在上中下游间的差异性,下游地区的开发区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同时,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最后,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基于开发区的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未来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应重点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通过开发区产业分阶段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应以各类开发区为载体,推进关联地区产业的有序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