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织与机制的“地王”现象政治经济解析

＂地王＂现象作为一种城市政治经济现象,是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城市政治经济理论进行了回顾,然后运用其中的城市政体论与增长机器论对＂地王＂现象的上层建筑进行了解构,通过分析该现象背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地王＂这一土地投机泡沫现象,是城市尺度内土地开发领域的各方政治经济群体博弈的城...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潜力的空间格局分异

采用均方差赋权法及模糊隶属度函数方法求解"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潜力指数,进而分析了地级城市潜力、县级城市潜力的空间格局分异。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潜力整体水平偏低,东部、中部、西部存在明显的差距;(2)"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潜力水平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四周递减的分布规律;(3)"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社会发展水平与城市创新水平制约着城市潜力水平的提升,其中后者的制约因素更为显著,因此,加大城市创新投入是提高城市潜力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中国人—野猪冲突时空特征及对生态系统“反服务”的启示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生态系统“反服务”现象频现,如何协同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本文基于收集的733件典型人—野猪冲突（又称野猪“肇事”）事件资料,采用荟萃分析法研究了2000—2021年中国野猪“肇事”事件的时空分布、危害和驱动因素。在此期间,野猪“肇事”的数量、空间范围和危害程度均呈递增趋势,涉及省、市和区（县）数量分别由初期的18个、41个和67个增至近期的25个、147个和399个,相应增幅分别为39%、259%和496%。其中2005年以前野猪“肇事”集中在重庆市和湖北省中西部,之后向四周扩张,2015年以后集中在四川盆地、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以及长白山等丘陵山区,表现形式以破坏农作物、侵害家禽和致人伤亡为主,尤以对农作物的破坏并导致耕地撂荒最为普遍,并伴随致人伤亡事件的快速增加,约占“肇事”总数量的1/4(23.66%)。目前情况下,野猪“肇事”蔓延趋势和危害性是一种典型的生态系统“反服务”现象,这种现象的加剧是生态恢复、禁猎政策、农地与生态用地界线不清、野猪生存力强且缺少天敌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对撂荒地利用、农户生计改善以及区域生态安全维持已构成明显...     

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与中心城市影响力——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空间自相关的实证

城市规模的空间集聚与分散和中心城市影响区域划分是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传统研究视角。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自下而上考察中心城市影响力的新视角,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区域和地方两个尺度综合考察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特征。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中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有限,但地区性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区域;西部大城市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大量的边缘性小城市处于自生发展的状态。对城镇密集地区的考察发现,长三角是中国最成熟的都市连绵区;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都市连绵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差异较大;以长株潭、武汉、郑州和成渝等为中心的内陆型大都市区域也很可能较快形成,中心城市间的功能整合、空间优化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西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并不适合发展大都市区域,而应考虑新的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形式。     

中国淘宝村“增长-消失”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淘宝村2009—2020年数据,运用“增长-消失”率、核密度分析法、冷热点分析、组合分类等方法对中国淘宝村“增长-消失”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从时间维度看,中国淘宝村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以及现阶段的高速扩张期;但“消失/增长”呈现出“先陡再缓后陡”的“折线形”变化态势,表明消失的淘宝村呈现“先增后减再增”的特点。(2)从空间特征来看,利用2014、2016、2018和2020年4个时间断面,发现中国淘宝村的“增长-消失”由“点状”发展成“带状”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西部扩展;在空间分布、集聚与关联上,2020年淘宝村“增长-消失”分布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北中南（沿海）集聚加深,热点集中冷点偏散”的格局。(3)从生存类型来看,东部地区淘宝村多为增长型,其次为低流动型,有少量地区为衰退型;中西部地区多为增长型以及低流动型,其次为高流动型、衰退型。(4)从影响因素来看,同质化竞争、行业内卷化、商户经营技能、电商转型、市场敏锐程度是导致淘宝村消失的主要原因,期待这一研究结果能为淘宝村在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和政府政策优化提供借鉴。     

产业多样化与城市增长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以中国31个省会城市为例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这种知识溢出效应在城市中将更加显著(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比农村密切的多),因而可以通过收集不同城市的产业经济增长数据来分析验证上述有关知识溢出效应的增长理论。通过对中国31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1997~2006年10年间的城市-产业增长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得出结论:城市产业多样化促进创新思想的产生和知识溢出,进而促进了城市增长。     

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研究城市问题本质——评《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网络空间的生产与消费》

城市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具有高度文明的聚居形式,自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进入21世纪,全球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人类将进入到城市世纪,而城市研究由此也受到学术界的日益关注,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     

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数据,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出发,基于“家业”“三类留守家人”“代际”和“社会变迁”维度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的“业”减弱农民工回流意愿,留守的“家”则提升农民工回流意愿。比较而言,外出的“业”的影响大于留守的“家”。在留守家人中,留守子女、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依次递减。从代际差异看,外出的“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配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则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从社会变迁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的“业”和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增强,但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减弱。论文补充和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发展和深化了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精明增长的城市新区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

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采用比较分析法、问题导向法以及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探讨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的基础上,从区位组合效益、空间集聚程度和职住分离现象分析了城市新区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基于精明增长理念,提出了紧凑式的城市空间布局、公共交通优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混合功能的土地开发模式3种城市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为滨海新区乃至我国其他城市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借鉴。     

海洋资源约束与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基于海洋资源“尾效”的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海洋资源“尾效”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沿海11省份（不含港澳台）海洋资源“尾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海洋资源“尾效”的平均水平为0.032 2,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较高,资源利用方式整体呈粗放型。② 沿海各省份海洋资源“尾效”差异显著,其中广东、上海为海洋资源低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分别为0.009 4、0.009 8;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天津、辽宁、河北为海洋资源高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介于0.010 0~0.050 0之间;广西、海南为海洋资源强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均大于0.050 0。③ 海洋资源“尾效”与涉海从业人员增长率、海洋资源消耗增长率、海洋资源弹性系数、资本弹性系数呈正相关关系,海洋资源消耗速度越快,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阻力越大,而劳动力、资本的过度供给会加大海洋资源消耗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阻碍力度。因此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合理分配区域人力资源、提高涉海从业人员的科技素质,并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降低海洋资源“尾效”的关键。     

基于水文效应的城市增长边界的确定——以镇江新民洲为例

城市增长边界(UGB)是城市增长管理、控制城市无序蔓延的重要工具,但如何科学定量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一直是一个技术难题。针对目前城市增长边界定量划定研究的不足,提出一种基于城市水文效应,适用于城市内涝易发区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该方法整合了元胞自动机(CA)模型与区域水文模型(SCS),通过CA模型预测城市不透水面积的扩张范围与形态,并以此作为城市水文模型的参数,评估城市淹水面积的比例及风险,最后根据风险水平确定城市增长边界。以镇江新民洲为例,实证研究了该地区的城市增长边界的合理划定,研究发现该区域城市扩张规模控制500 hm2之内,城市在最大降雨条件下城市积水面积的风险水平能有效降低。研究结果可为新民洲的水文风险控制及城市规划提供依据,同时可为其他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提供方法参考。     

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及社会网络——基于“流空间”的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城市旅游“三生”竞争力空间分异——以西北五省为例

基于“三生”理念的指导,以西北五省的29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一套城市生产—生活—生态旅游竞争力模型,利用ESDA方法测算旅游“三生”竞争力的空间集聚程度、自然间断点分级聚类展示旅游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格局,同时结合相关性分析与AHP赋权解剖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城市旅游“三生”竞争力整体趋弱,空间分布离散,局部地区聚集效应低,其中国内旅游消费、公厕个数和降水量是城市旅游“三生”竞争力的主导因素。最终,29个城市依据实证结果可划分为生产型、生活型和生态型旅游城市,在西北五省共同组建4个“三生”旅游圈,为区域旅游发展提供新型合作机制。     

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31个省域为空间样本,运用趋势面、引力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中国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的动态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创新资源协同势能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讨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4年中国各省域创新资源协同状况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空间网络结构分布格局变化显著：从简单雏形逐渐发育为“鸡爪型”、多核心复杂化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创新资源协同势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空间溢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基于GWR模型的实证

基于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利用克里金插值法、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了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揭示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而以西藏各市及青海、新疆部分城市为主的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最弱,空间集聚性显著;创新能力高-高集聚的地区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地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2）影响因素方面,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好,显著区域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金融环境、信息化水平,除财政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之外,其他因素皆同时存在正负相关效应;各自变量指标回归系数区间范围较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3）主导因素方面,东南部城市创新能力受经济基础影响较大,而东北以及西部城市受金融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城市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中国城市创新健康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基于2003~2013年城市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趋势面分析、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能力高的城市高度集聚在沿海三大区域及内地的区域中心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推动了创新的区域扩散和空间溢出。② 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水平依次降低,空间集聚程度依次提高,空间相关性依次提高。③ 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的计量结果发现,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该市的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工业基础、高等教育资源、创新投入、经济外向度显著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升,且政府支持和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出现增强趋势。     

中国城市网络团购市场供需协调性评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的实证分析

以30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尺度揭示中国城市的网络团购市场供给规模与需求潜力的协调性特征。结果表明:团购市场供给规模较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的供给规模和需求潜力的协调发展程度整体较好,供需失调现象明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团购市场供给规模及其与需求潜力的协调性均遵循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尺的等级式扩张路径。餐饮、娱乐和旅游酒店3类团购市场供给规模相对需求潜力表现出了较明显的过剩现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团购市场供需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团购市场供给规模和需求潜力水平是团购市场协调发展的直接动力。     

中国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人口密度作为量化标准,识别2012—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137个县级以上城市的收缩情况,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对收缩城市“三生”功能及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12—2017年,三大城市群共40个收缩城市,占城市总量的29.20%,以轻度收缩为主,主要包括资源型城市、核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和偏远欠发达城市三种类型。研究期间,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时空格局变化差异显著,京津冀收缩城市综合功能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明显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域差异显著。研究表明：不同城市群收缩城市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与功能变化显著指标较为相关,三大城市群城市收缩情况与“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联系密切。     

功能区视角下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相关性——以H市市辖区为例

以H市市辖区为例,基于POI数据识别城市功能区,并结合NPP-VIIRS夜光遥感数据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数据,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从整体及不同功能区角度探讨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上,H市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形成“一主一副”的犯罪热点,且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存在空间异质性关系。2）大部分功能区在全局Moran’sΙ上表现为正相关。在局部LISA聚类上,只有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商业用地的高-高聚类多数分布在一环及二环以内,低-低聚类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及边缘地带,高-低聚类与低-高聚类则零散分布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居住用地的聚类情况呈现南北区域差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则由于报警地点与实际案发地点可能有所出入,因而结果可信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