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演变——以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为例

以农牧交错区的阿鲁科尔沁旗为例,选取7个典型村,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特征及其与农牧户生计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由纯牧型农村居民点演变而来。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草原开垦耕种,农牧户生计策略转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结合,农村居民点向半农半牧型转变;②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从改革开放前居民点内部以农村宅基地占主导,到改革开放后居民点内部公共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迅速扩大;③由于农牧户生计活动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农村宅基地内部不但包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研究认为,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人均居民点用地和户均宅基地都远大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生计需求紧密相关的。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     

基于生计转型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区域

理论解析以非农就业程度表征的农户生计转型和以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度量的农村土地利用特征的相互关系,应用GIS技术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县域尺度农户生计转型的存在性、拐点值及其主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区域,为规范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乡村地域的可持续性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程度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存在倒U型规律;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地形等外部因子影响农户生计与农村土地利用的相互关系;控制资源禀赋、地形等外部因子作用的农户非农就业程度拐点为38.36%,结合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可将中国县域划分为适宜程度依次递减的优先整治区、优化调整区、适度挖潜区与限制整治区等4 种类型区;最后,提出了切实反映农户生计特征的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进展及展望

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助推农村发展经历了深刻转型,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及功能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由此对农村居民点内部地类辨析、演变规律及驱动力探讨等提出了迫切需求。本文围绕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结构及功能,农村居民点用地空心化以及用地景观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地总结,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与经济发展及农户生计变化息息相关。都市郊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就地非农就业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多样化以及功能和景观的非农化,传统农区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废弃和景观的空心化。当前,无论从技术手段还是研究内容看,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仍以现象描述和解释为主,未来应逐渐向实践应用拓展和深化,并加强微观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创新。在微观尺度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演变模式提炼基础上,深入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理,提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方向,将凸显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政策出口与实践价值。     

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居民点整合研究 ——基于重庆市西部郊区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

农户生计资产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与生计策略行为,作为当前农户主要消费性投资行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受制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量,基于此引导农户的居民点建设消费行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已成为当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为样点,采用“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数据与地块的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农户分化,剖析不同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及其住居意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8%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高于平均水平,23%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处于中等水平;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产产值为主辅以其他各项资产产值,将农户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 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5 类;根据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的住居意愿并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构建了社区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与非农专业化发展型)、组团型(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块状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 和带状型(兼业化发展型) 4 种农村居民点整合方式。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评价——以河北省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区域范围内待整理农村居民点分区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序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河北省13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自然条件、区域经济实力和整理迫切度等8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综合评价值。进一步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综合评价分值,运用层次筛选法将研究区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整理区、生态型整理区和优化调整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可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合的意愿及其驱动机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合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时间上,既要与农村居民点建设相联系,又要真实反映未农户的居住意愿、需求与偏好;在空间上,既要满足不同农户的生产、生活需求,还要考虑农户所在村落的空间层次;尊重农户的整合意愿与发挥农村居民点整合效应间的耦合,已成为农村居民点整合和解决民生的重心。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样点,采取“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3S(GIS+RS+GPS)”的方法建立“农户—土地”空间特征与属性特征一体化数据库,按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和未来生计发展趋势,剖析不同类型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合的意愿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各异,非农专业化发展型(72.82%)>非农多样化发展型(49.66%)>兼业发展型(44.44%)>农业专业化发展型(36.84%)>农业多样化发展型(37.33%)。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受家庭经济、居住环境、社会交往及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收入变化、居住条件、邻里关系、社会地位感知是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形成的重要驱动机制。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居民点用地形态——基于重庆市云阳县568户农户调查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相关的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云阳县568户农户兼业行为与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化的相互关系,可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居民点用地整理挖潜提供认识依据。结果表明:(1)云阳县农户兼业现象普遍,依据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差、非农劳动投入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工兼具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五种兼业类型;(2)老龄和女性人口少、且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兼业水平最高,人口数量多、分工多元化的农户兼业水平居中;(3)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活动的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较小,约为180m2,土地利用粗放且多样化程度高,其中,纯农业户圈养与堆棚用地比重较高,农业主导型院坝用地比重较高;(4)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大,约为190m2,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提高,且多样性下降,堆棚用地弱化,住房用地占主导;(5)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非农主导型与非农业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约为160～130m2,土地集约度较高,多样性下降,居民点中生产性用地比重下降、居住性用地比重上升。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潜必须与农户的兼业需求相适应。     

大城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对上海南汇地区的考察

大城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用地粗放、布局散乱、难于规范管理等问题。以大城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为契机,优化空间布局不仅有利于形成农村经济新增长点,还可促进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在分析当地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及其分布状况的基础上,以典型地区——上海南汇地区为例,对其空间分布的随机性进行了检验,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按标准偏差分类,并进一步按欧氏空间距离对大于2.25标准偏差的地块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南汇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分布并不是随机分布,可分为远离中心类和集聚中心类两种类型。依据结果,提出了"远离中心方案"和"集聚中心方案"两种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方案。     

面向乡村振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研究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反映,其内部用地功能结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剧烈变动,“转型”正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发展的主要特征。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为切入点,在阐明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内涵的基础上,依据“过程-类型-机制-优化”的研究思路系统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规律,将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研究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相结合。研究认为,基于农村居民点内部典型地类间组合关系的演变过程,其转型可划分为外向非农化、内生乡村化和空心衰败化三种类型。城镇化、乡村工业化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改变城乡间人口、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着居民点转型的方向和结果;同时,合理、有序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也可为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提供空间基础。未来应以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为导向,从类型转换、效率提升和制度保障等角度优化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以期在理论上创新和完善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与优化的研究范式,实践上为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北京市平谷区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差异分析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2006 年集体土地调查的数据为基础, 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对不同区域条件 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特征进行分析, 进而揭示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的地域分异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 生 产力水平的不同使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形成不同的地域特点, 就内部结构多样性指数而言, 半山区>平原区> 山区, 就集中性指数而言, 山区>平原区>半山区。同时, 各区域农村居民点内部不同用地类型的区位意义指数也在 发生规律性变化: 就宅基地而言, 山区>平原区>半山区, 就企业用地而言, 半山区>山区>平原区, 就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而言, 半山区>山区>平原区, 就空闲地而言, 平原区>山区>半山区。今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要从各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统筹城乡发展, 着力于合理安排城乡产业用地布局, 并体现土地集约利用的方向; 同 时, 还应根据区域特点的不同采取不同村镇规模控制标准, 提出各自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调整模式与途径。     

衡阳南岳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合理布局分析

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给建设用地供给和耕地保护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农 村居民点用地普遍散乱、粗放的现象为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少占耕地提供了可能。以衡阳南岳区为例,应用GIS 空间分析与景观指数分析等方法,在分析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和生产环境三方面的主要因素对南岳区农村居民点 用地布局的影响后,提出引导南岳区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力研究综述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分析国内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力研究的重点和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驱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和用地布局驱动力方面,在研究区域的选取、内容、尺度和方法上都有不足之处。研究结论认为,未来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力研究将注重农村居民点内部不同类型和方式间流动的诱导因素,借助3S技术,研究更加定量化;与生态保护和环境管理相结合,推进农村居民点生态环境的改善;考虑土地利用政策和政策的跨区域相互作用。     

中国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区域方向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之一.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在整理潜力、用地比例、平均规模3个方面存在区域差异;构建分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与GIS方法,把全国分为5个整理区域,因地制宜提出区域整理方向.(1)潜力优势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结合区域农业比较优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2)高比例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以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以提高用地集约度为主;(3)重点突破区,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重庆等"宜耕则耕、宜建则建";(4)布局优化区,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以农村居民点整理布局的优化调整为主;(5)低值迁并区,山西、陕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西藏等地以生态环境改善为主.     

县域城乡居民点用地整治布局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济阳县为例

以济阳县域居民点用地为研究对象,根据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将济阳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4种整理类型.从土地规划需要和济阳县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影响居民点空间扩展因素的限制等级,划分城乡居民点空间扩展优先等级区,结合2020年济阳县城乡居民点用地规模预测,对济阳县城乡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进行优化.结果表明:济阳县2010-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可减少2878.47hm2,建制镇用地增加1094.15 hm2,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可以满足建制镇用地增加的需求.研究可为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村居民点规划提供依据.     

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留守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劳动力转移的行为和经历对贫困农（牧）户的生计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了留守家庭成员进行新的生计选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在资本变动和要素约束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户进行着不同的生产决策,并形成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以甘南牧区为例,通过解析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量,总结典型的劳动力转移农（牧）户家庭主要的生计策略模式,揭示了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关系,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结果表明：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劳动力转移的外出时间、务工去向与转移劳动力工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这可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促进当地农（牧）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利益分配理论构建与实践优化研究

基于土地发展权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利益分配理论,并以武汉市谦森岛典型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为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构建和实践优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质上是土地发展权的转移和交易过程,该过程中土地发展权的价值体现为"建设用地出让价格-(农用地征收价格+开发成本)";(2)农村居民点整理中产生的利益经过了政府和村集体之间、集体和农户之间、农户内部之间的3次分配;(3)现状分配存在土地发展权接收区和发送区衔接方式需多样化、建新区村民需参与土地发展权价值分配、农户之间分配需合理化的优化空间;(4)未来分配可通过设定土地发展权系数、建立挂钩指标交易平台、配置村民标准发展面积、设置土地发展权分配费的政策设计进行优化。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转移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利益分配理论,有利于理顺项目中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显化利益分配存在的问题,为利益分配优化指明方向。     

基于格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及空间指向性的地理要素识别——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科学辨识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空间指向性机理,将丰富乡村地理学及村庄规划学科的研究内容。以农村居民点用地矢量数据为基础,集成格网统计、地理探测器和Logistic回归等研究方法,定量识别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地域格局及空间指向性特征。主要结论如下:1农村聚落密度和分散程度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加,传统农区乡村聚落密度较高。2黄淮海、鲁南等传统农区,大多农民处于"城乡双漂"的生计状态,助推农村聚落用地持续扩张,在5 km×5 km网格单元内,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多数超过3 km2。3中心地城市的持续外扩,外围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随之转变消失。4农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的交通指向、中心地指向、耕地资源禀赋指向、环境宜居地域指向等指向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