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测度与区位可达性分析

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与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1994、2000、2009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探讨了旅游效率与区位可达性之间的内在关联,结合GIS空间分析功能,定量模拟了区位可达性对风景名胜区旅游总产出的影响及其效率变化。结果表明：①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水平整体较低,DEA最优比例较小,反映在空间上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格局;区域划分上,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综合效率较高,呈先提高后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变化与综合效率较为相似,规模效率整体呈现上升态势。②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高值区总体上呈现以江浙地区为点,分别以西南和东北方向为轴线,以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为弧线的“扇形”格局;类型划分上,以湖泊型、纪念地型、山水型、休闲疗养型风景区综合效率较高,山岳型、宗教型纯技术效率逐步提高,规模效率以森林型与山水型变化较大。③区位可达性与生产要素之间满足某一阈值时,区位可达性对旅游效率总体上起到促进作用,局部范围依然存在比例失调,成为制约旅游效率提升的瓶颈,旅游效率变化与总产出变化特征不尽相同,形成了负值区域集聚但偏向异同的空间格局。     

基于DEA的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使用效率评价

风景名胜区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形态,对其绩效进行评价有利于区域旅游发展制定更合理的资源利用政策。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空间对比分析方法,对136个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使用效率进行了计算和空间特征刻画。结果表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使用效率普遍偏低,且多数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在总效率的分解效率中,利用效率较高,而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则较低;规模效率是影响总效率、并导致总效率普遍偏低的最重要因素;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云南-贵州-湖南-安徽-浙江(江苏)等省份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高效率分布带,该分布带的形成与这些省份旅游资源丰度较大、风景名胜区与各类型旅游资源之间不断产生互补和替代作用密切相关。文章最后探讨了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的实际应用途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空间格局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综合测算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结合标准差椭圆和重心坐标探讨了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重心演化的轨迹与路径,考察了影响演化轨迹的重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总体不高,变化幅度较小,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征,说明改革开放初期的风景区旅游发展主要得益于规模投资,有效的货币资本投入是提升旅游发展的主要措施,平均效率值总体表现为下降态势,风景区多数处于无效率状态,DEA最优状态缺乏,导致了风景区生产单元存在一定的资源冗余和开发低效状态。② 从重心的整体分布上看,主要位于107°11'~118°37'E 和29°02'~38°55'N 之间,东西跨度约11°,南北跨度约9°;从旅游效率重心演变的轨迹上来看,综合效率的变化轨迹最大,但总体上都是经历了先西偏南再东偏北再西偏南的历程,其中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东偏北的趋势相对较小,而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在重心东偏北的趋势上变化较大。③ 针对风景区旅游效率空间格局动态演化的驱动机制的剖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交通发展、信息技术及制度供给是影响效率重心偏移的重要因素,促使了效率动态格局的空间演化,优化产业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完善市场引导机制,政府科学调控及资源禀赋改善是促进风景区旅游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     

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基于Bootstrap-DEA模型的分析方法

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Bootstrap-DEA纠偏分析方法,测算1992-2012年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探讨各分解效率与旅游综合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程度,并基于系统广义矩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① 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总体上处于波动态势,多数尚未达到DEA最优状态,纠偏结果显示,总体上风景区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较之原值呈现偏小态势,高值区反映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带、关中平原（山陕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尤其是环渤海湾和东部沿海更加显著;② 整个时间节点,从接近对角线的个数来看,纯技术效率—综合效率更加明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散点图上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偏离对角线的趋势在增大,呈现出沿着对角线纵向方向扩展的特征,表明了纯技术效率较之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作用与影响更大;③ 从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交通发展条件、科技信息水平以及制度供给因素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存在正相关,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显著下降,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表现为负相关。     

城郊型风景名胜区旅游交通治堵PMSI模式及实践应用——以雁荡山—楠溪江国家风景名胜区为例

旅游交通拥堵问题是中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大量游客和自驾车涌入风景名胜区,尤其是城郊型风景名胜区,导致旅游交通与通勤交通、过境交通交织混杂,旅游旺季人满车满为患,交通拥堵不断升级,景区大面积瘫痪等严峻问题。旅游交通拥堵已成为城郊型风景名胜区发展的瓶颈因素并严重地影响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立足于城郊型风景名胜区旅游交通特征和问题分析,基于TDM理论,提出解决城郊型风景名胜区旅游交通拥堵问题的PMSI模式,统筹协调,多管齐下地解决旅游交通拥堵难题。这一模式在雁楠景区进行了实践应用。研究表明,PMSI模式不仅适用于城郊型风景名胜区,也可以在一般景区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和意义。     

边疆省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以云南省为例

旅游效率评价对区域旅游业提质增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为实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旅游业效率进行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和趋势面等空间统计方法对旅游效率空间关联和整体趋势特征进行剖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着重探讨了旅游效率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云南省旅游综合效率总体水平较好,但州市间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制约能力略强于规模效率;2）旅游效率呈现空间集聚态势,综合效率整体呈“南北两翼高中间低,东西平稳过渡”空间特征,高效区在滇西北“趋同集聚”;纯技术效率在南北方向呈“U”型趋势,东西方向上梯度递减;规模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翼高中间低,西高东低”趋势特征;3）旅游从业人数、交通网络密度和景区丰度是云南省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因子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     

中国旅游业技术效率及其分解的时空格局——基于DEA模型的研究

以省(市)为核算单位,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评价1999～2008年间中国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并将之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探寻旅游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的源泉。结论如下:(1)中国旅游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仅为0.330,1999～2008年间旅游效率呈现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由于受"非典"大爆发的影响,2003年旅游效率明显下降;(2)各省(市)旅游技术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旅游效率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旅游效率较低,二者均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以下;(3)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整体都不高,提升空间很大。从分解效率对总效率的贡献来看,纯技术效率对总效率的影响及制约能力略强于规模效率;(4)大部分省(市)旅游产业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通过扩大规模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鸭绿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进一步开发的几个问题

鸭绿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尤其是核心景区的开发建设与城市规划建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协调城市规划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城市旅游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关键。鸭绿江风景名胜区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应处理好景区开发与城市总体规划、文化挖掘及视觉影响管理3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风景名胜区行政割据现象的产权分析

我国的许多风景名胜区被不同的行政区所分割。它们的有形资源可以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管理,无形资源却是共有的,具有社团产权的特征。这引发了相关各地区旅游开发活动的非合作博弈,致使长期积淀形成的旅游品牌形象渐趋模糊、景区的整体性受到破坏,严重影响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分析了风景名胜区行政割据造成的负外部效应,并就产权安排的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同交通方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与评价——以张家界为例

以张家界为案例地,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及Tobit回归模型对张家界2005~2015年城市旅游效率进行分析,并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技术进步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实证研究,最后从公路、铁路及民航等不同交通方式探讨张家界对旅游效率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① 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全生产要素变化基本呈上升趋势。② Tobit回归模型中,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旅游资源吸引力以及铁路客运量和航运客运量在0.01的水平上对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而其他因素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不大。③ 交通条件的优化对提升旅游交通有着正向影响作用,且铁路、航运对张家界旅游效率有显著影响,而公路对其有影响但不显著,因此针对不同交通方式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张家界景区内外部交通网络建设,形成公路交通、铁路交通、航空与景区交通无缝对接以及建成立体交通网络体系等优化策略,以提高张家界的旅游效率,实现旅游产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这将为张家界实现旅游效率最优化水平提供理论指导。     

北京市旅游客流时空分布特征与调控对策

在对北京市183个重要旅游景区进行了全面考查的基础上,分析北京市整体及中心城区、郊区客流时空变化特征,典型景区的客流变化规律与变化动因,以及客流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和旅游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问题。据此作者提出进入产品衰落期的旅游产品淘汰的必然性;进入发展停滞阶段的旅游产品的振兴和复苏计划;旅游需求与供给的空间整合;价格杠杆的效用性和城区资源整合等观点。     

基于感知情境的北京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研究

基于对北京16个景点游客的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北京市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影响自然风光类景区和现代文化类景区游客满意度的最主要因子为服务水平;便利性对历史古迹类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最大,景区主体特征对博物馆类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最为显著,而安全水平对各类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相对显著,反映出北京市旅游景点整体安全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不同类型景区之间游客满意度和出游决策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游客满意度对出游决策有正向影响。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北京市在旅游规划和管理中,需强化景区主体特征,完善景区的旅游功能,加强景区类型的划分,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增强游客体验性,从而提升北京旅游的整体形象。     

滇西北区域旅游竞争视角下的怒江州旅游产品创新设计研究

通过评述滇西北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概况,重新剖析了怒江州旅游资源特征。对该区域几大旅游目的地旅游景观、旅游产品以及旅游市场进行比较,认为滇西北旅游业发展呈替代性竞争的态势。最终将落脚点放到怒江这个滇西北各旅游目的地中的"后起之秀"上,提出旅游产品创新是怒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并从"高起点、大手笔打造观光型旅游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开拓主题园区型旅游产品;深层次、宽领域挖掘民族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这3个方面具体对怒江旅游产品类型进行构思与设计。     

中国名山旅游资源特征之比较研究——以武陵源、衡山为例

名山旅游资源在现代旅游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过去对名山旅游资源特征的研究更多考虑其综合价值,造成游客对名山资源个性特征的认识模糊,影响了对名山旅游地的识别。采用综合得分兼顾个性特征的综合评价法对名山旅游资源价值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揭示名山资源的个性特点,在深度开发中把握名山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向,使名山旅游资源的价值得到最大体现,实现旅游经济效益最大化。     

经济欠发达山区农业旅游发展研究——以广东梅州市为例

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资源、农村景观为旅游资源,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策划和开发,把农艺展示、田园风光观赏、民俗体验、旅游休闲、度假娱乐融为一体的旅游方式。梅州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山区,是经济欠地达地区。梅州市农业旅游是在农业庄园的基础上、在"三高"农业观光旅游成功案例的示范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雏形阶段——兴起阶段——蓬勃发展三个阶段,已经发展成为梅州市旅游业的支柱和品牌。分析梅州市农业旅游发展现状,总结农业旅游发展特征,剖析其发展存在问题,探讨促进其农业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对经济欠发达山区"三高"农业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边疆省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分析边疆省域旅游网络结构,识别网络中的景区角色,可凸显景区空间功能,促进边疆地区旅游业高效发展。研究基于在线预定数据,利用模块化分析、景区角色识别模型和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对典型边疆省域云南省内126家旅游景区进行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云南省旅游流网络呈现6个群集模块,模块在旅游流网络中地位由其主要角色决定,目的地内景区模块化趋势明显,形成“三核心、多轴线”的模式;②旅游景区识别为核心景区、重要景区、普通景区及边缘景区4种角色, 高等级景区核心枢纽地位突出,具有显著的集聚扩散效应,重要景区与核心景区联系紧密,普通和边缘景区集中在滇东南部,联系疏散;③边疆省域内民族性强、海拔高、差异大、资源禀赋高的景区客流量大。研究结果可为云南省加强全域旅游建设、推动旅游产业布局及景区角色定位、品质升级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数字足迹的河南省A级景区旅游流网络特征研究

以携程旅行网站上发布的关于河南省景区旅行游记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河南省A级景区空间网络特征。结果表明:河南省A级景区旅游流网络中4A级及以上资源禀赋较高的景区与其他景区联系频繁,客流量最多的景区主要分布在洛阳、郑州、开封和焦作;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白马寺、香严寺、云台山-神农山-青天河景区、万仙山风景区6个景区的节点中心性和结构洞分析排名靠前,资源优势显著,旅游吸引力较强,竞争优势明显,位于网络的核心地位;河南省A级景区网络整体规模大但密度低,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核心节点对边缘节点的带动作用不强,凝聚子群在郑、汴、洛地区呈现集聚发展趋势,整体网络具有一定的流通性和集聚性,呈现小世界网络特征。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3 22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类型极化、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胡焕庸线两侧景区密度悬殊;中东部地区为凝聚-随机分布,西部地区为凝聚分布,不同区域发育主题和特色不同;5A级景区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3A级景区多处于东部滨海沿线;历史知名度、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规模、交通区位条件、审批标准、效仿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循环累积效应显著。据此提出“区域平衡、跨区协调、分类优化”的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