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区划调整是实现行政区划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总结国外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4点：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国外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非常频繁;坚持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框架,但有向城乡合治方向发展的趋势;西方城市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城市行政等级趋同,小城镇也同样十分发达,数量非常多;重视大都市区的管理,建立有效的行政协调机构。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启示,要加强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论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等建议。     

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县级行政区在中国行政区划中起着承上(省)启下(乡、镇)的作用,其行政区划调整关系到国家行政管理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在统计分析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上,将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划分为4个阶段,进而分析和探讨了调整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中存在问题提出了对四川省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对策:加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研究;制定县级行政区的合理分区标准;强化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职能;调整和逐步规范县级行政区边界、行政中心位置和行政区名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准行政区划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行政区划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行政区划指国家划定的正式的行政管理区域,广义的则指一切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区域,包括一些未被列入正式行政区划体系而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准行政区划。准行政区划为中国统一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因地制宜和灵活多变的政策工具,很多还逐步发展为正式的行政区划。然而,目前对准行政区划的研究较少、重视不够。为此,结合古今典型的准行政区划案例,对准行政区划概念和类型进行了科学界定和系统归纳,划分次行政区划、虚行政区划和半行政区划3种类型;基于政治地理学中的尺度和领域等理论,构建了理解准行政区划形成演变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准行政区划研究的若干议题。     

国内外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综述

行政区划作为上层建筑,是把国家权益和政府职能合理配置于各级地方的空间基础,是协调区域利益格局的法理路径,也是有效管理和治理地方事务的重要举措,它是关系到国家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的大政。近年,中国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处于相对的波峰时期,基于行政区划战略的重要性及现实需要的紧迫性,综述有关国内外行政区划的调整,对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调整具有重大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我国行政区划的演变

我国行政区划的演变文／张仁民我国行政区划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具体地讲，我国每个朝代的行政区划都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战国时期我国行政区划明确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开始了长期激烈...     

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

东北地区是中国北方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建国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分为以下5个阶段：1949~1955年,省级政区大调整阶段;1955~1969年,省级政区稳定,地级、县级政区频繁分合阶段;1969~197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归东北三省阶段;1979~1996年,地级、县级政区调整频繁阶段;1997年至今,行政区划调整较少、以县市改区为主,政区相对比较稳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政策标准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格局与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分析了目前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不同层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优化路径。     

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成立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2月5日—7日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70多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当选为会长。理事会由63位同志组成,左大康等17位同志任常务理事。大会还一致同意聘请我国老一代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谭其骧和城市规划专家周干峙为研究会顾问。与会代表向大会提交了63篇论文。有31名代表在大会上宣读论文。这些论文涉及到行政区划战略研究的各个方面。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与演化机理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格局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借鉴和发挥行政区划设置在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支撑作用。综合梳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证结果,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清实录》《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动过程与演变规律。研究表明：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主要有9类调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报调整为主,关键是总督和巡抚的提议权,督抚体制是行政区划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② 行政区划调整的频次受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影响较大,波动明显,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绝对高峰期,光绪和宣统两朝是一个相对高峰期,道光、咸丰到同治时期调整最少;③ 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以新设最多,其次为改隶和析分,同级变更和合并是频次较少的两类调整;④ 升级、迁治、裁撤、新设4类调整在清代23个省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各省域分布较为广泛均衡,变更专名、合并、改隶、同级变更4类调整的分布范围集中于直隶、河南、山西等省;⑤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安全和统治方便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体现出层级明确、权责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理念。     

行政区划改革管见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政区改革的滞后，近百年来梁启超、黄炎培、胡焕庸、傅角今等政界和学界人士多次倡仪和研究政区改革。但由于时局动荡，这些研究未能更为深入，也未能系统实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通人和、形势稳定，现在是全面筹划政区改革的时候了。我们应当按照行政区划变革的客观规律，实现行政区划科学的、合理的、有序的改革，避免操之过急、仓促从事、频繁变动，同时也要避免畏缩不前、顾虑多端、耽误时机，使行政区划在不可避免的变革中实现较多的稳定，为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提供尽可能完善的行政管理空间框架。本文着眼政区改革全局、重点处于一级政区提出一孔之见。     

先秦行政区划起源初探(续)

五、综述先秦是我国行政区划的萌发时期，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史料记载不祥，另一方面，有关先秦的行政区划资料纷繁，而各个时期对先秦行政区划的记载、论述多有矛盾，更由于对行政区划定义认识的不一致，直至今日学术界在先秦行政区划问题上的看法仍存在相当的差距。(一)关于州制问题1、九州制九州又名九有、有囿、九域、九服、九原、九野等，被后人认定为大禹时代和夏、商、周的行政区划。早在西周，古人就有广泛的“九州”概念。《诗经·商颂·玄鸟》：“奄有九有。”《诗经·商颂·长发》曰：“帝命式于九围”。马瑞辰在《毛诗结笺通…     

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城市进行了"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等行政区划调整。已有研究主要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推动力及其对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城镇体系的影响,鲜有研究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变化的影响。基于1999-2013年280多个地级市和2009-2016年上海市19个区的房价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特大城市,撤县设区对城市房价有正向影响;对于一般的地级市,撤县设区短期内会减缓城市房价的增速;此外,城区合并对被合并城区的房价往往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为其他事件影响的评估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为地方政府的房价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英国伦敦行政区划与政府管理机制研究

行政区划作为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权结构体系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是事关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2004年，笔者赴英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市的行政区划情况进行考察。期间与伦敦市西敏寺区市政厅环境与城市发展部官员进行座谈，重点对伦敦市及该区当地的行政区划及政府管理机制情况进行了解。现将赴英考察情况及收获简要介绍如下，供有关部门和人员研究参考。     

近二十年行政区划研究知识图谱——基于CSSCI数据库的CiteSpaceⅢ分析

近年来,行政区划研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实践探索也备受瞩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已经成为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借助Cite SpaceⅢ挖掘行政区划的研究团队、知识基础、研究主题、路径变化及前沿,对行政区划进行了系统的框架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1)近二十年行政区划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波动变化明显,2006年出版文献数量最多,相关研究集中于经济学领域,经济地理期刊是行政区划研究的大本营;(2)主要研究团队按照地域大致可划分为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五类;行政区划的知识基础明确,但尚未形成势力强劲的分支学科;(3)文献共被引分析表明,经典文献中刘君德所著文献占比最大,达到研究数量的40%;(4)从研究热点的分析中发现,其发展路径大致分为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区划-城市化、区划-地区经济、区划-历史范畴4条线索,分别对应的主要研究内容为调整改革、地方体制,效率问题、城市群、城镇化,地区发展、规模效应以及历代区划、学科发展;(5)研究前沿分为城市化导向(1999年~2002年)、区域经济导向(2004年~2009年)和体制改革导向(2010年~2014年)3个阶段。     

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人日在北京举行。会长王际桐主持会议。常务理事十六人出席会议,三人因事请假缺席。现将会议有关情况纪要如下。一、会议听取了学会秘书处关于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组建情况及会员代表通讯选举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将选举产生的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组成名单印发给各原理事及有关单位。,二、会议听取了学会秘书处关于学会章程修订情况的汇报。会议对章程修订稿再次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通过了最后定…     

“中国的行政区划”基本训练

中国地理“疆域和行政区划”是学好中国地理基础之基础,掌握丁我国省级行政区的分布．有利于以后各章节的学习。从某种角度看,本节具有学好《中国地理》的座标意义。因此,如何在教学中加强基本训练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基本训练”就是根据学科内容的特点．培养和训练学生阅读和使用各种地图。通过教学实践,我们感到以下几种基本训练是行之有效的。     

行政区划多轮调整下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以广州市南沙区为例

选取广州市南沙区为案例研究地,采用当量因子、冷热点分析和重心模型等方法,探究该地1990—2020年多轮区划调整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之间的时空演变关系,结果表明：1）行政区划调整引起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ESV产生显著影响,区域总体ESV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出现了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特征。2）快速城市化地区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虽然带来管理和资源整合的便利,但所引致的建设用地扩张以及耕地和林地减少,将导致生态系统的恶化。3）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获得更高的资源配置权和管理权;在政府引导下,生态修复、开发规划实施效果显著。湿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全域ESV起正向影响。南沙应充分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机遇,增强区域空间治理能力,未来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市共同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流域及海岸带等跨区域协同治理体系,打造中国沿海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高质量标杆。并且,在考量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ESV演变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总体效益的评价,还应对分阶段、多层次、多方面的政府行为、土地利用和国土开发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先秦行政区划钩沉(上)

一、夏朝夏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2世纪末至前21世纪初,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也是行政区划的萌芽阶段。作为中国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个奴隶制早期国家,夏还保留着很多部落联盟的特征,国家机器简单,管理范围狭小,王朝及国王的权力相当有限,氏...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