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1985―2010年中国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时空变化

基于1985―2010年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数据,利用ArcGIS和空间统计的方法,分析了1985、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6个时间节点沿海城市人口密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中国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整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0年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6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70%,平均人口密度在640人/km2左右。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集中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大,南通市以北地区大部分沿海城市的人口密度小于南通市以南的沿海城市。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城市地位与功能、国家政策以及城市发展历史等是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口迁入已成为影响人口密度时空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力。为进一步促进沿海城市人口的合理分布,建议加强引导沿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注重提高环境的承载力,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历史时期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运用Arc GIS软件对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分布进行分析,探讨了遗址时空演变特征与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1从夏—西周到清—近现代6个时期中,遗址数量及在总数中的比重、出现频率呈倒"V"型变化,从萌芽阶段到巅峰阶段,至衰落阶段。2遗址的空间分布格局由前3个时期的"东高西低"转变为后3个时期的"西高东低",人类活动空间重心发生了转移。3遗址主要分布在1~5级坡度上,其比重由春秋—秦时期的75%增至清—近现代时期的93.75%;而遗址集中分布高程则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时期的4~8级转移到后3个时期的1~4级,且其数量表现出明显的从高海拔的山地丘陵向低海拔平原、从高坡度向低坡度转移。4研究区遗址演变模式与典型干旱区遗址迁移模式相反,表现为特殊的"中上游→下游"迁移的"湿润模式"。5研究区文化遗址分布、时空演变受政治、经济、生产力等人文因素和地貌、海拔、坡度、气候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由于其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虽然遗址分布和演变表现出一定的河谷谷地、阶地、平原、水资源等"自然因素"指向性规律,但更突出表现为生产力水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商贸交通等"人文力量"指向性规律,这一点在中后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省际煤炭资源流动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力

根据1957-2005 年中国各省区煤炭调出和调入数据, 运用SPSS 和GIS 方法, 首先对 “一五”~ “十五”各省区的煤炭流动地域类型进行了判别, 然后在省域尺度研究了煤炭资源 区域流动的时空过程, 最后探讨了煤炭资源流动时空演变的驱动力。“一五”~ “十五”中国 省际间煤炭流动演变特征有: 中国省际间煤炭资源流动规模逐年增大, 省际间煤炭调出总量 年均增长5.9%, 煤炭调入总量年均增长5.6%。流动范围逐年扩展, 无流地由1957 年的10 个省区缩小至近年的1 个左右。流场呈集中输流、分散汇流的特征, 调出省区个数< 调入省 区个数, 调出首位度> 调入首位度。煤炭区域流动演变的主要驱动力有: ① 产消不平衡是煤 炭资源区域流动的基本动力。晋陕蒙、西部煤炭产消盈余, 华东、中南、东北煤炭产消亏缺, 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煤炭流动格局。② 运煤通道的改善促进了煤炭区域流动。2005 年交通密度指数在20 以上的省区, 煤炭外运条件较好, 交通密度指数20 以下的省区都不同 程度的存在煤炭外运困难。而且, 统筹交通设施布局与煤炭生产布局可极大地推动区域煤炭 流动。③ 煤炭区域价格差异是煤炭流动的信号, 对资源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1840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

利用 GIS空间统计工具分析了中国鼠疫疫源地的分布状况 ,结果表明我国鼠疫疫源地明显呈现南、北两个不连续的带状分布 ,北方鼠疫疫源地类型多 ,面积大 ;南方鼠疫疫源地类型少 ,面积小 ,并计算出我国鼠疫疫源地的面积为 1 2 6万 km2 。在此基础上 ,利用我国人间鼠疫流行资料 ,分析了鼠疫空间分布规律。两者的对比表明 ,鼠疫病区面积在鼠疫疫源地基础上扩大一倍。由于受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经济因素和鼠疫流行规律影响 ,南方鼠疫病区在鼠疫疫源地的基础上扩展范围比北方明显。最后作者利用历史病情资料从 1 840～ 1 990按十年段 ,重建了1 50年来中国鼠疫流行扩散简史。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2002—2017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适应、共同发展逐渐增强,但耦合协调度等级没有发生明显的跃迁,研究期内全国整体属于勉强耦合协调类范围,四大区域的耦合协调性呈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态势。②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收缩,向中部地区集聚的态势较明显;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整体上具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四种类型中,高高型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多在西部地区,高低型和低高型相对分散。③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在空间上的差异是内外部因素驱动的结果。内部驱动力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起到关键性作用;外部驱动力中,城镇化率和民营企业就业人数起了重要作用。     

1840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

利用GIS空间统计工具分析了中国鼠疫疫源地的分布状况,结果表明我国鼠疫疫源地明显呈现南、北两个不连续的带状分布,北方鼠疫疫源地类型多,面积大;南方鼠疫疫源地类型少,面积小,并计算出我国鼠疫疫源地的面积为126万km²。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人间鼠疫流行资料,分析了鼠疫空间分布规律。两者的对比表明,鼠疫病区面积在鼠疫疫源地基础上扩大一倍。由于受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经济因素和鼠疫流行规律影响,南方鼠疫病区在鼠疫疫源地的基础上扩展范围比北方明显。最后作者利用历史病情资料从1840～1990按十年段,重建了150年来中国鼠疫流行扩散简史。     

隋朝至1949年山东省沂水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综合历史资料、GIS与定量分析法,以农村居民点建村的时间、所处的地貌类型以及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3个指标,系统考察隋朝至1949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变化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1949年的1484个农村居民点,最早建村于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先快后慢,呈倒“U”型演变,明朝建村速率最快。同时,每个朝代初期建村速率较快,后期较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沂水县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快于县域整体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的地貌类型沿着平原—丘陵—山地的地貌格局演进,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沿着省外—县外—县内的地域格局演进。驱动力研究认为,人地关系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时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战争、政策及气候灾害等通过影响人地关系状况,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短时间尺度的格局变化;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农户建村首先选择耕地资源禀赋优越的平原,随着人地矛盾增加,逐步向丘陵和山地转移。     

1996年以来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结构时空演变研究

以1996-2007年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选取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动态度、变化强度、相对变化率及景观生态学指标,对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6年以来,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中,耕地比例锐减,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所占比例则逐年上升,交通用地的变化幅度及动态度最大;各用地类型的变化强度在此期间呈一定波动,除牧草地外,交通用地历年的变化强度之和最大,期间以2004年各用地类型的变化强度之和最大;土地利用结构的多样化指数、多样性指数以及均衡度指数呈上升趋势,而优势度指数则呈下降趋势;各市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其他农用地的变化幅度及相对变化率差别不大,而园地、林地、牧草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及未利用地的变化幅度及相对变化率区域差异较大.     

珠海市耕地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在RS和GIS技术支持下,利用1990、1995、2000和2006年共4期Landsat TM卫星遥感数据,分析珠海市耕地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并探讨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珠海市耕地面积在3个研究时段经历了"快速减少一缓慢增加一急剧减少"的变化过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2000-2006年耕地的动态度最大,而1995-2000年耕地的动态度相对较小;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是水域和林地,减少的去向主要是农业结构调整中耕地转变成水域和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结构调整是珠海市耕地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同时政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北京市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关系研究

分析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及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提供依据。以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北京市18个区(县)作为案例区。首先,采用人均GDP和产业产值结构等指标对各区(县)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判断;其次,分析各区(县)各类产业用地的结构特征;第三,采用地均产值(VA)指标分析各类产业的用地效益,采用产值占地比值比(OR)指标分析各个产业的产值与用地量之间的关联方式。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地均产值高于第二产业及第一产业,但变化规律并不相同;全市三次产业的产值与用地之间都不是完全协调的关系。结论是产业结构调整是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要途径,集约用地政策也是引导和约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19802000北京市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动分析

根据1980、1990、2000年的统计资料和实地走访观察,本文分析了北京市乡镇一级的粮食作物、蔬菜作物和果品作物的分布格局及农业土地生产性近20年的变化。研究认为:1980年北京农业生产分布格局与土地生产性为比较典型的杜能模式;随着农业经营的多样化,1990年和2000年北京农业土地生产性呈现出多样的分布格局;北京粮食作物、蔬菜作物、果品作物的分布格局及农业土地生产性近20年的变化与此阶段的农业生产政策、农业以外的社会经济活动变化有较强的关联性;对北京以上问题的研究为验证杜能、辛克利亚、布莱昂特城市周边农业地域研究经典理论的演变提供了实证案例。     

岷江上游土地利用的时空分异

运用土地利用变化率、土地利用类型综合转换速率、土地利用结构差异度系数和信息熵等指标,分析了岷江上游土地利用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986～2000年间,岷江上游土地利用类型趋于多样化,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均匀化,呈现与牧草地、耕地和建筑用地挤压林地的趋势;空间单元土地利用结构整体差异性变化不大,土地利用系统不同程度地趋于复杂无序;上地利用的空间生态效应与海拔梯度、人口密度变化具有一定相关性;土地利用变化与空间生态效应变化呈现逆向关联特征;区域开发政策、人口密度、资源分布、产业活动强度等的变动驱动了土地利用时空变化.     

广州市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研究

土地利用变化包括土地数量变化、质量变化和空间变化.土地利用空间变化作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了解一个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有着深刻意义.广州市属于我国发达地区,研究广州市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发达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的了解.利用1990,2000年广州市土地利用数据,并结合ArcGis 的分析功能,分析了广州市10年间的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状况,发现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有一定方向性,并且不同辖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不同.10年间全市和各辖区的土地利用程度和信息熵都有所增加.但除了番禺,各辖区的土地利用类型组合却保持不变.     

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驱动力

基于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数据,多尺度考察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0年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老年人口分布最为集中,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速;10年间老龄化程度加深,区县间空间分布差异增大;老年人口总体呈"中心高、外围低、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显著扩大且在郊区集中分布,低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缩小;养老设施总体供给不足,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分布不匹配;基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从人口自然加龄、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转换的人文驱动机制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随着区域土地利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区域土地利用的转化及其驱动机制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国内外区域土地利用转化的研究表明,人文因素是区域土地利用转化主导驱动力的观点已得到共识,但其驱动机制及其驱动力的传导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搜索和实地调研,揭示了90年代以来温州市土地利用转化的基本特征。指出土地利用转化的关键性人文因素主要是政策驱动力、经济驱动力与城镇化发展驱动力,这三种驱动力共同存在,相互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各自的主导传导机制。为此国家在实施区域土地利用宏观调控时,应当因地制宜,更加关注主导人文驱动力在具体区域环境下的重要程度及其结合过程。     

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人口密度模拟

土地利用数据综合了影响人口分布的众多因素的信息。根据分县控制、分城乡、分区建模的思路,建立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1km栅格人口模型。对农村人口采用线性加权模型进行模拟,根据全国12个农业生态区内人口与各类农业用地之间的相关关系选取指标,采用逐步回归计算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并结合土地的生产力及其与人口的相关性,确定各指标的加权系数。对城市人口,建立基于城镇规模的人口距离衰减加幂指数模型。结果分析表明,“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占全国的94.58%,人口密度是该线以西的21倍;东部人口集中于黄淮海地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东北平原及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又表现为“点轴”分布的特点。验证表明,模拟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     

岳阳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与土地利用绩效的关联度分析

利用信息熵、灰色关联等分析方法对岳阳市2009—2015年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规律、土地利用绩效指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上,岳阳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持续增长,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耕地的大幅增加以及园地、林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等地类的减少;2空间上,岳阳市各地区信息熵存在较大差异,中心城区信息熵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且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熵值呈正相关;3岳阳市土地利用绩效指数逐年上升,其中经济绩效对综合绩效的带动作用最明显,公平绩效则相对滞后;4与土地利用绩效相关性最显著的是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但关联系数都较低。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Land Intensive Use and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Tianjin from 1980 to 2019

The problem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directly threate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y regions, and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s helpful for analyzing the land ecological patterns between regions and over time.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 for Tianjin in 1980, 2000, 2010 and 2019, supported by software such as ArcGIS and GeoDa,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the study area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Then, the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dex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s are used to study the spatial correlations and internal heterogeneity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each district in Tianj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and use of Tianjin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building land has been expanding, while the farmland and barren have been shrinking continuously. (2) The overall level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s in the high security area, and Jizhou District is the highest, while the Central areas and Binhai are low. (3)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s not obvious, but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is strong.     

南京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研究

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程度是评价土地利用是否科学合理的依据之一,也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分析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借助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建立南京市土地利用效益间的耦合模型和相应指标体系,利用1999—2009年的统计数据对南京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自1999年以来,南京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都处于上升状态。(2)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度α一直处于19.16°～70.65°之间,即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近几年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居高不下,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