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潜在问题分析

通过对湖南在改革开放20年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分析，探讨其经济波动性及其结构矛盾，对开放程度、使用外资额、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工业效率、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多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采用因子分析法等多种计量手段，分析湖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揭示湖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上海人口经济增长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相关分析

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经济及能源消费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发现人口、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密切正相关，呈同向变化；人口、经济及能源消费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也密切相关，但并不存在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环境污染水平随人口经济增长而上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5500元左右时，环境污染水平达到峰值，此后即随人口经济增长而呈下降趋势．     

区域持续发展与行业开发

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政论要使其所在区域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考虑在保护环境生态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经济起步和发展措施，逐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满足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相应的物质“享受的需求增长。     

东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东北地区是联系紧密的较为成熟的经济区域，近年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增长乏烽，形成了所谓的东北现象。但是，东北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条件，经济增长潜力大，通过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加大科技向往和改善基础设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东北地区经济将得到振兴和发展。     

甘肃省人口规模及地区分布变化

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是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其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甘肃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统计分布检验的结果表明，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甘肃省人口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人口的地区分布差异反而有所减小，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市人口增长差异有所缩小。实现甘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有效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人口发展区域差异的合理调控。     

云南省的人口规模及地区分布变化

云南省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云南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统计分布检验的结果表明，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l0年间，云南省人口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人口的地区分布差异也进一步扩大。云南人口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地区人口增长差异较大。实现云南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有效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人口发展区域差异的合理调控。     

宁夏人口地理的初步研究

运用人口地理学基本研究方法，详细论述了宁夏人口地理问题。研究结果指出，宁夏人口质量显著改变，但人口文化结构依然落后；人口过快增长与人均GDP低下相矛盾；人口产业结构单一，人口职业结构为体力主导型及人口技术结构层次低下；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但人口空间结构依然不合理等。文章指出解决宁夏人口地理问题，进一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与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区域合作与分工；推进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黑色还是绿色?低碳经济目标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英文）

碳排放控制与经济增长的双重挑战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经济规模与碳排放量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呈现出绿色增长、棕色增长和黑色增长等三种方式。本文利用1971-2010年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和数理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近40年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其中,1971-1977年总体为黑色增长,1978-2001年总体为棕色增长,2002-2004年间为黑色增长,2005-2010年又进入棕色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绿色增长目标仍有待努力。依据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互为因果,经济粗放型增长特征显著;但从长期看来,经济增长并不是碳排放的原因。经济增长速度与碳排放强度下降之间的关系要求中国应权衡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对此,本文认为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碳减排,并加快技术创新、要素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印度人口地理特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并不富裕。近几十年来印度人口的过度增长，对其国家现今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沉重的压力，并影响着印度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本文在阐述印度人口结构、区域分布等地理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印度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印度解决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控制人口和大力发展经济。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区域差异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生产函数模型对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效应估计结果表明空间误差模型能够很好拟合样本数据的特征,传统回归模型存在局限;建设用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资本和劳动力,投资驱动仍然是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分区域看,上游地区建设用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小,主要原因是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鉴于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提出合理引导建设用地扩张和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建议。     

经济活动密度与城市增长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与香港为例

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城市,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又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珠三角地区尤其是这徉。但是城市为什么会增长？本文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框架,探讨经济活动密度在城市增长中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文章的第一部分指出了当前理论界在城市规模增长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和不足;第二部分讨论了三个在不同假设条件下关于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增长、经济活动密度与城市增长的模型;第三部分采用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数据资料对理论模型的主要部分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在外部经济模型还是在外部经济前提下再考虑企业的垄断竞争或考虑人力资本的模型中,区域增长极的经济活动密度既是集聚的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规模收益递增从而加速增长极的增长。因此经济活动密度在一定的递增区间内可以成为城市的主要内生增长源。本文既对廖什用市场密度来确定城市体系区位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以点轴经济系统带动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发展：以陕西省为例

陕西省资源丰富,科技力量雄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近年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形成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即陕西现象。本文在概括、总结这种现象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其深层次的原因,即资源发,利用效率低下,扭转陕西现象的出路在于优化资源配置与科技进步并举,只有这样,陕西才能以最小的改革成本获取最大的改革收益。     

Urban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Research points to a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Despite China's great strides in providing basic services, there is increasing disparity among cities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ir ability and performance to financ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uch unevenness has a long-term effect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explores patterns and the expanding range of mechanisms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in general and across the country's regions. It also investigates whether and ho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s related to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using lagged variables to demonstrate both short- and medium-term effects. It is clear that such investment has responded to past unmet demands and paved the way for future growth.     

西部地区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的道路初探

介绍了我国西部资源的国情，指出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不正确的人与自然观导致了人们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的管理体制不完善等等，提出了实现西部地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七大对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树立正确的资源观；制定一个系统有效的统一管理体制；全方位的资源综合利用，进行资源核算，实行资产化管理。     

西安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2000—2013年西安市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对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及耦合度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水平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演变趋势,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演变趋势;西安市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二者协调性由低水平的经济滞后失调型发展为高水平的生态环境滞后协调型,并存在工业废气排量增加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问题,因此,需加强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与监管,实施绿色考核制度,坚持绿色生活方式,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2个角度出发,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旅游循环经济体系构建

随着旅游经济的迅速增长,旅游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是解决这种矛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应构建企业、产业、区域和社会不同层次上的旅游循环经济体系,将各层面上的旅游经济运行纳入到一个有机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为保障、促进旅游循环经济发展,应建立完善的旅游循环经济法规体系、经济政策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宣传教育体系.     

江苏省经济增长动力的时空分析

从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出发,分别以江苏省域及其所辖的58个县市为单元,1991-2013年为时序,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熵值法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要素及其动力的演化过程与空间类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促进江苏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主要为资本和技术,需求要素主要为消费拉动,作用于供求方面的要素主要为产业结构、城镇发展和体制改革。1991年以来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依次为需求拉动、开放创新、城镇引领和科技驱动。在空间上,江苏县市经济增长动力呈现南强北弱、地级市区强于县域的地域分异特征;其中,苏南县市以开放创新和科技驱动类型为主,苏中县市以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类型为主,苏北县市以需求拉动和产业升级类型为主。     

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背景下东北地区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与路径——基于城市暂住人口视角

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也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内容。鉴于各类主体功能区在东北地区并存,考察其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开发路径,可为全国提供较好借鉴。以东北地区城市暂住人口为切入点,探讨了城市暂住人口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而构建暂住人口与经济增长联立方程,并使用东北地区34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量以暂住人口吸纳与承载能力为标志的城市化潜力与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表明: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背景下,需充分尊重和考虑东北地区各类开发区域与城市的经济、社会、自然与生态状况,应通过中心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生态功能区人口迁出等途径进行集中均衡式的城市化开发,积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完善。